王逸凡/文

陳映真曾經用他那沉郁而富有磁性的聲音，朗讀過自己的小說《鈴鐺花》。當他追溯往事的蹤跡，高東茂老師的面容無從清晰地想起，但那雙倉皇的、憂愁的眼睛，卻歷歷如在眼前。在一部悼念陳映真的紀錄片中，原本對高老師眼睛的描述，配上了陳映真的一張照片。畫面中的他眉頭微皺，目光炯然，仿佛在審視前方的世界，內心已做好應對一切的準備。在2016年逝世后，陳映真歸入高東茂的生命序列，成為后人感懷的歷史坐標，并留下許多值得反復探究的文學資源與思想遺產。

某種意義上，談論陳映真具有相當難度。談論的前提是進入對象內部并理解性地把握它，但當對象被他所置身的社會歷史深刻形塑，他又以全部的身心熱情投入于其中時，談論本身即潛藏著由輕易帶來的危險。出生在臺灣本土的陳映真，以其一生的求索與思考，有意識地將自己放置在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整體脈絡中。如果不對整片森林的地理風土懷有濃烈的探索欲，我們又如何去勘探其中一株大樹的構造紋理？借用趙剛的話說，閱讀陳映真需要一種“進入歷史的能力”，要有勇氣與肺活量進入黑暗的、葛藤纏繞的、沒有現(xiàn)成路徑的、充滿沼氣但也有最新鮮的空氣的歷史叢林。陳映真當然不會對自己的讀者設置過高門檻，如今三卷本小說全集由理想國出版發(fā)行，為的便是祖國大陸的年輕讀者終有機會一窺究竟。在這個仍被新冠肺炎疫情侵擾、重塑的2020年，陳映真雖姍姍來遲但歸來未晚。如果說今天的中國正面臨新的國際格局，那么我們又有何種依憑走出一條生路？閱讀陳映真，體察陳映真一生走過的道路，也許會給未曾經歷過真正風雨的當代中國人提供思想上的航標。

1937年，陳映真出生在日本占領下的臺灣苗栗縣。1945年，日本戰(zhàn)敗，臺灣光復。而后發(fā)生于1947年的“二·二八”以及國民黨敗退臺灣后施行的“白色恐怖”，不僅在島內造成嚴重撕裂，也使得兩岸之間逐漸陷入由國共內戰(zhàn)和美蘇冷戰(zhàn)共同構造的分斷狀態(tài)。十歲出頭的陳映真已經擁有一顆敏感的心靈，他看見了復原回國的日本兵、遭受軍警毒打的外省商人，以及給牢中親人送飯的農村老婦。那一段“白色的、荒茫的歲月”所賦予陳映真的，不只是事后對人間弱小者和邊緣人的溫柔且堅定的關心與書寫，還幫助他建立起理解臺灣及兩岸命運，思考中國如何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生存、中國人怎樣富有尊嚴和責任心地生活等問題的視野。陳映真左手寫小說，右手做各類評論文章，從2017年出版的二十三卷本《陳映真全集》來看，小說甚至只占所有文字總量的八分之一。如同眾多評者遺憾于魯迅沒能寫出更多偉大小說，文學地位類似俄國的果戈理而低于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亦有不少人疑惑陳映真為何將自己的大量精力投身社會、政治運動。最不理解陳映真政治追求的人，可能恰恰是最敬重陳映真文學才華的人，然而若忽略陳映真文學最為內斂的用意，又如何真正稱得上敬重呢？

在《后街：陳映真的創(chuàng)作歷程》中，化名為許南村的陳映真，通過第三人稱的手術刀筆法冷靜解剖自己。1958年，來到臺北讀大學的陳映真，在牯嶺街的舊書店發(fā)現(xiàn)了喑啞無聲、被政治禁絕的祖國，魯迅、巴金、老舍、茅盾的小說，《馬列選集》《聯(lián)共黨史》《紅星照耀中國》……正對世界充滿困惑與不安的陳映真，經過對1930年代中國左翼文學和社會科學作品的閱讀，觸碰了1950年代臺灣白色恐怖的“空泛、欺罔、粗暴和腐朽”，而他自己愈發(fā)“激憤、焦慮和孤獨”。從其早期小說來看，無法言說的苦楚與大量的死亡陰影幾乎籠罩在每個人物身上。處女作《面攤》頗似魯迅的《藥》，里面有位深受病痛折磨的孩童，眼睛始終注視著橙紅的早星。陳映真使用文字的諸多手法，看似應當時在臺灣流行的現(xiàn)代主義思潮而生，但其實質的內涵潛藏著他對人間生命的體貼和關照，背后承擔著沉甸甸的歷史重量。而那顆橙紅的早星所具體指涉的，只有到今天才能看得分明。“現(xiàn)實中的恐懼和絕望”能從文本表面直接躍出，但“夢想中的遍地紅旗”卻是青年陳映真想要開口而不得的內在憧憬。1961年，陳映真大學畢業(yè)，那年他連續(xù)書寫《貓它們的祖母》《那么衰老的眼淚》《加略人猶大的故事》《蘋果樹》，混雜著馬克思主義和基督教信仰的神秘關系；1962年，陳映真到軍中服役，接觸大陸而來的下層士兵，體會國共內戰(zhàn)和民族分裂帶給人的創(chuàng)痛，進而在1964年寫下名篇《將軍族》；被捕入獄之前，陳映真在思想和行動上愈發(fā)激進，他努力追尋海峽彼岸傳來的革命的微弱聲部，并逐漸褪去陰郁、感傷的敘述筆調。

在《唐倩的喜劇》里，陳映真嘲弄式地批判將存在主義、新實證主義的抽象理論掛在嘴邊的“讀書界”人士，揭露其言語和舉止的不相協(xié)調?；仡欔愑痴嬖?960年代走過的思想行跡，我不禁慨嘆，對他來說，生長在臺灣真是“生不逢時”。“全球六十年代”的共同氛圍，深刻塑造了亞非拉第三世界和歐美左傾的年輕人，并賦予其激動的心和投身社會改造的熱情。

余波蕩漾至處在冷戰(zhàn)前線的保守化的臺灣，陳映真成為了罕有的能夠接收到信號的人。

1968年，陳映真被捕入獄，判處十年徒刑。1975年，因蔣介石去世特赦減刑獲釋。七年獄中歲月對他影響至深，陳映真首次遇見白色恐怖時代被抓捕、投獄，在黑暗中度過二十年韶華的政治犯，遇見了真實的高東茂老師們。他在舊書店所購禁書的扉頁簽名者，正是這些“心懷一面赤旗，奔走于暗夜的臺灣，籍不分大陸本省，不惜以錦繡青春縱深飛躍，投入鍛造新中國的熊熊爐火”的一代人。近些年經由藍博洲等人的史料挖掘工作，《幌馬車之歌》《臺共黨人的悲歌》《紅色客家莊》《尋找祖國三千里》等歷史作品的出版，今人才得以瞥見天地玄黃之際，不只有“大江大河”“南渡北歸”式的臺灣及兩岸敘事，而更存在著受到革命感召、以國家新生和民族解放為己任的活生生的歷史主體。顯影在屏幕上，侯孝賢《悲情城市》里梁朝偉飾演的啞巴林文清的沉默，正是那被湮滅、掩蓋的陰影。盡管陳映真曾含蓄批評侯孝賢作品在知性層面的“意義的不在”，但侯仍會認為“我若在早年認識他，可能他拿槍我也跟著拿槍了”。歷史的機緣稍縱即逝，因為被困在獄中，陳映真與受1970年代保釣運動激發(fā)而起的臺灣左翼青年擦肩而過，使得原本就氣脈薄弱的臺灣左統(tǒng)思潮，沒能建立起上下貫通的歷史傳統(tǒng)，無法成為主導性的社會能量。而對岸的一系列實踐，引發(fā)了陳映真信仰和思想的危機，也構成其后一系列視野、思考、感受的調整得以啟動的核心關鍵背景。

出獄后的陳映真，面對的是改天換地的臺灣社會。盡管中美邦交正?；瘜顸h治下的臺灣影響巨大，但由于順應全球化產業(yè)轉移趨勢等各種有利條件，并以土地改革與產業(yè)政策為手段，臺灣實現(xiàn)產業(yè)升級和經濟騰飛，晉身為受人矚目的“亞洲四小龍”之一。然而陳映真在1985年《人間》雜志發(fā)刊辭中這樣描述經濟成就背后所付出的精神代價：

“二十多年來，由于整個社會的勤勉工作，我們已經在臺灣創(chuàng)造出一個歷史上前未曾有的、富裕、飽食的社會。這一個值得我們驕傲的成就，也使我們付出了一些代價。那就是因為社會高度的分工組織化，造成一個人和另一個人之間，一個生產部門與另一個生產部門之間、一個市場與另一個市場之間的陌生與隔閡。人與人之間失去了往日深切的、休戚相關的連帶感，和相互間血肉相連的熱情與關懷。”

“此外，在一個大眾消費社會的時代里，人，僅僅成為琳瑯滿目之商品的消費工具。于是生活失去了意義，生命喪失了目標。我們的文化生活越來越庸俗、膚淺；我們的精神文明一天比一天荒廢、枯索。”

與此前階段不同的是，1980年代的陳映真不再僅停留于文學，盡管作為跨國資本主義時代的批判小說家，他在華盛頓大樓系列篇章（《夜行火車》《上班族的一日》《云》《萬商帝君》）中依舊展示出奪目的冷峻與深切的憂情。此外，陳映真對跨國企業(yè)的精到描摹、對臺灣白色恐怖歷史的深度開啟、對大眾消費社會問題的穿透揭示、對民族分斷和“臺獨”意識形態(tài)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早已超越一個文學家所能達到的界限，展示了他充沛、旺盛的把握時代課題的能力。1985至1989年，陳映真和他真誠、努力的朋友們，依托《人間》雜志，用具體可感的圖片和文字喚起人們的情感，讓人們對他人與社會的關心重新蘇醒，使一種更具人性的生活和社會重新變得可能，從而改變社會生活過于被工商、金融邏輯主導，日常生活過于被消費主義籠罩、侵蝕的日漸不堪的狀況。當他意識到彼岸的社會主義實踐無法在臺灣移植生根，革命自身亦面臨著此前被過度理想化而遮蔽的內在困境時，陳映真沒有陷入后革命時代常見的虛無主義情緒，反而將受到拷問的理想主義置于更為不可或缺的基底，以更具建設性的介入方式，力圖使臺灣社會更加公平、正義，臺灣人的精神狀態(tài)更為飽滿、充實。主持《人間》雜志期間的陳映真異常忙碌，他說自己“形容開始枯老，兩鬢開始布霜”，然而驕傲地認定：“我卻有這時代中難有的希望和幸福之感。”

在探索現(xiàn)代化方案的意義上，步入工商消費社會的臺灣成為1980年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參照對象，兩岸間的敵對關系也轉向有限度的交流狀態(tài)，急于“告別革命”、擁抱世界的中國大陸開始加速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本應擔當起反思和批判責任的知識分子，也以未經省察的現(xiàn)代化迷思指導著自己的思想意識與知識工作?；氐疥愑痴?，他忘不了1990年代在大陸開會時與張賢亮的相遇。張賢亮希望全世界投資商趕快來寧夏“污染”，只有“污染”才能使當?shù)孛撠?。陳映真會后找張賢亮交流探討，可張卻說兩個男人在一起不談女人卻在談國家命運民族前途，是一件多么晦氣的事情。王安憶能夠看出陳映真眼中的失望，卻總覺得自己追不上能在一個島上胸懷世界的“落伍者”。若將這些在新時期文學史留下重要印記的作家與陳映真互為鏡像進而反觀自身，我們再怎么強調陳映真的重要意義也不為過。如何判斷中國及其文學近四十年來的發(fā)展道路，既需要深入中國的內部，以觸及其肌理、構造，同時還應建立同時代相互關聯(lián)、彼此映襯的參照系，在叢狀網(wǎng)絡中定位并理解自身的位置。從此角度觀之，作為思想型作家、知識分子的陳映真，理應被當代中國知識界投注更多心力，以充實今天應對新一輪變局的精神資源。

2001年，陳映真寫下最后一篇小說《忠孝公園》。從母親懷里的小孩子望見“橙紅的早星”，再到絕筆之作中描繪公園內的“我是誰”之身份疑問，他用一輩子的時間不倦求索，真正詮釋“為己之學”與“人的文學”。2006年，因身患重病，在贊許曹征路小說《那兒》、批駁龍應臺《文明和野蠻的辯證法》之后，陳映真終止了文筆生涯。2016年，陳映真在北京逝世，安葬于八寶山革命公墓，一段人生、一種精神、一個時代正式落幕。但是，五十年來陳映真對如下問題的追問仍在深刻困擾著今天的世界：如何面對殖民時代的遺留？怎樣療治冷戰(zhàn)、民族分斷與白色恐怖造成的精神創(chuàng)傷？以及更為切近和急迫的：我們如何處理跨國資本主義對于在地人民的主體創(chuàng)傷與社會扭曲？這些命題的背后更是承載著大哉問：“究竟人該當如何活著？”作為頗具異質性和參考價值的歷史主體，陳映真的思想和實踐活動，蘊含著對“短二十世紀”的能動作用，他的思考與求索構成了當代中國史的內在要素，同時也是當下重新反思歷史經驗、打開歷史豐富性的契機。

令人感傷的是，陳映真畢竟?jié)u漸遠去了。他曾說魯迅給了他一個祖國，借用《鄉(xiāng)村的教師》里的描述，那個祖國曾經貧窮而骯臟，那個祖國的人民曾經愚而不安。但面對這一切的不理想，陳映真沒有將之本質化。他絕不戴優(yōu)等生的殖民者眼鏡，不曾擁有僅以自己的尺度打量并改造世界的啟蒙者心態(tài)。也許可以說，陳映真在彼岸的海島，強韌地接續(xù)上了20世紀中國革命最值得珍重的歷史經驗資源。不僅如此，除了從窮困中挖掘希望的種子，他還在富裕里找尋超克腐敗的方法論。小說《山路》所描述的同樣“奔走于暗夜的臺灣”的國坤大哥，使得蔡千惠警醒地發(fā)現(xiàn)自己早已困入“被資本主義商品馴化、飼養(yǎng)了的、家畜般的”狀態(tài)，而她對自己的不安，也連帶出更為沉痛的質問：“如果大陸的革命墮落了，國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長久的囚錮，會不會終于成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為殘酷的徒然……”

陳映真生前的最后歲月棲居于中國大陸，他沒能葬在為之奔走奮斗的臺灣。這是他主動做出的選擇，選擇本身即包含了對上述質問的回答：“如果要他重新活過，無疑仍然要選擇去走這一條激動、荒蕪、充滿著豐裕無比的，因無告的痛苦、血淚，因不可置信的愛和勇氣所提煉的真實與啟發(fā)的后街。”對于陳映真來說，革命墮落與否以及怎樣墮落，不是道德立場和直覺感受所能簡單判定。意見不一的讀者也許會從陳映真作品中各取所需，但若誰能理解他為“后街”所賦予的一連串定語的真實含義，理解他何以將《人間》雜志發(fā)刊辭的標題設為“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也許最終就能明了陳映真的一生。雖然幸與不幸的是非爭論，會在未來圍繞陳映真的閱讀和思考中不斷回響。

如今，陳映真的文字已經脫離它們的主人而遠行，開始了沉默的行軍。我相信總會有真誠的心靈與之相遇或者重逢，因為這列開向南方的夜行貨車正徐徐駛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