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芝/文

清宮劇在華語影視里是非常熱門的劇種，也誕生了許多佳作，但這些作品總有與真實嚴重不符之處，到了面目全非的地步。造成這種現(xiàn)象一大緣由是清代宮廷的史料異常稀少，尤其是民間的清宮史料寥寥。目前研究這個題目的學者主要仰仗內(nèi)務府的檔案。

民間關于清宮史料鮮見的原因，則是清代吸取明朝教訓，借鑒其經(jīng)驗，對后宮嚴防死守，斬斷一切外界對宮闈秘事的獵奇與窺探。與其他加強君主專制的手段一樣，清朝皇帝在封閉后宮這件事上做得異常成功，用《壸政》的話說：

“與明代宮廷頻繁廢后、寵妃跋扈、乳母干政等史實相比，有清一代后宮的確鮮有違制，除初期與末期涌現(xiàn)出兩位太后之外，再無其他后妃參與政事的記載，康熙朝宮闈制度定型之后也沒有妃嬪間相互爭斗的記錄，甚至很難看到皇帝對哪一位妃嬪格外寵愛的記載，堪稱一部“無情”的宮史。”

而用自鳴得意的乾隆的話說，便是“我朝家法，宮壸肅清，從不干與外事”。也因為清朝皇帝對后宮無比成功的干預和限制，宮斗劇總是以清代為背景其實是一件不大合理的事情，不過這也側(cè)面體現(xiàn)了皇帝們的手段有多奏效。

毛利平、沈欣《壸政：清代宮廷女性研究》（書名里的“壸”，音同“捆”，指古時宮中巷舍間道，引申為內(nèi)宮的代稱，所謂“壸政”即后宮政事）一書顧名思義，涵蓋清代宮廷的三個女性群體：后妃、公主、宮女。

后妃自進宮后只能過上毫無自由，連與家人來往溝通的權利都被殘忍剝奪的生活，仿佛金絲雀一般只能在紫禁城這一畝三分地里蹦跶。因為清代“壸化雍肅”的宮廷秩序，主要是通過對后妃類似“囚禁”的隔離式管控達到的。皇帝們的勝利，建立在對宮廷女性的身家性命與人身自由的絕對控制之上。

考慮到除了少數(shù)從民間獻納的女子，清代后妃基本上是通過從旗人之中“選秀女”的方式進入宮闈，在清朝前中期，除了宗室和個別家族女子外，旗人適齡無惡疾女子必須無條件強制參與選秀，在被皇帝篩選過后才能與人婚配，并且在被選中后沒有反對的權利。

清代選秀承襲明朝，并非其獨有，只不過將范圍限定于旗人，并取消了對女官的遴選。盡管清朝統(tǒng)治者在入關之前就有控制旗人婚姻的做法，但正式的選秀之制定型于順治朝。

秀女分為兩類：一類由外八旗女子中選出，主要作為皇帝的后妃和為皇室王公指婚；另一類由內(nèi)務府三旗女子中選出，主要作為“承值內(nèi)廷”的宮女。

外八旗選秀每三年舉行一次，由戶部負責，一向所費不貲，乾隆時僅車費一項國家就要支出近萬兩銀子。屆時各地適齡秀女（清代的選秀年齡很可能是根據(jù)需要進行隨時的調(diào)整變化，但基本上都是十幾歲），系著寫明其“旗分、佐領、年歲、姓氏、三代”等具體信息的綠頭牌，在家人的陪同下齊集紫禁城，按照各自的旗分編成“排”。每排大概5、6人，由皇帝每天選看兩旗女子。

以乾隆末年二月初七日至十一日皇帝閱選秀女為例，皇帝二月初八辰正二刻（相當于早晨8:30），由景和門至絳雪軒，“升座”開始閱看，至巳初二刻(9:30)，閱看完畢，乘轎由百子門回重華宮。前后僅用時1小時，平均每排秀女只看10秒鐘，這一日候選的2000多名秀女中，只有1名秀女得以“記名”，也就是進入最后的復選中，其他人則被“撂牌子”落選。

此次選秀4日合計“記名”秀女13人，緊接著，乾隆帝諭令這13名秀女于十一日再次“引看”，即為復選。到時，這些記名秀女以四、五人為一排，仍舊“按排領進御花園”“賞茶飯畢”，也仍舊于絳雪軒接受皇帝的再次“覽選”。這一次，乾隆帝從13名記名秀女中選出8名指婚與8名皇族子孫，其中包括后來的道光帝：“鑲黃旗拱照佐領下副都統(tǒng)布彥達賴之女，年十五歲，指與綿寧為福晉”。未予指婚的5名記名秀女“俱著撂牌子”。

如此，三年一次的八旗選秀即告結(jié)束，共計7767名秀女中只有13名被“記名”，最終8名得到指婚，其余秀女，包括未被指婚的5名記名秀女，都可回家自行婚嫁。

第二類秀女則由內(nèi)務府負責，每年一次在內(nèi)三旗女子中遴選，流程與八旗選秀一致。不同點在于，內(nèi)務府選秀的目的主要是“承值內(nèi)廷”，即擔任宮女、為宮廷服役，這與內(nèi)三旗是皇帝家奴的身份相符合，但是挑選的首要標準卻與八旗選秀并無差別，即容貌秀美。

除長相俊美之外，秀女的家庭出身同樣會影響到內(nèi)務府選秀的結(jié)果，但是與八旗選秀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內(nèi)務府秀女的出身高反而會成為她們不入選的重要原因：

雖然內(nèi)務府旗人在身份上是皇帝的奴仆，但也是正身旗人，已有研究證明其在清代旗人社會中的地位并不低，很多內(nèi)務府旗人像曹雪芹爺爺曹寅那般身居要職，家世顯赫，只是礙于宮規(guī)，不得不參選。為了調(diào)和這一矛盾，雍正七年下旨家庭出身高的內(nèi)務府秀女只服務于后宮地位較高的妃嬪，出身低的秀女服務于地位低的答應、常在等。

需要注意的是入宮之后，兩種秀女之間并不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被皇帝臨幸后宮女也可以成為妃子，雖然總體數(shù)量不多。不同的是，一旦成為妃嬪，就需要終身幽閉于宮墻之內(nèi)，宮女則有一定的服役期限，期滿則可出宮，由新人接替其工作。但宮女雖然能獲得自由，因為出宮后年齡偏大，通常很難婚嫁。

清代秀女于旗人中選拔，一方面使得宮廷對于普通漢人百姓乃至官員、文人而言都顯得更加陌生與隔離，對內(nèi)廷事務無從得知、無緣置喙；另一方面朝廷也借此對旗人女性的人數(shù)和婚配情況進行掌握和嚴格控制，保證皇室選婚的優(yōu)先權，并將指婚作為尋求政治聯(lián)盟和平衡的重要手段。

除此之外，皇帝還將此作為檢視旗人女性民族認同和對其進行族群教育、加強族群意識的重要契機。從乾隆至道光朝，皇帝都在選秀女時反復申飭、嚴厲懲戒，力圖通過選秀活動糾正旗人女性包括服飾、裹腳在內(nèi)的漢化傾向，清帝還試圖通過在選秀活動中強調(diào)滿人的姓氏來加強她們的民族認同。

用本書的話說，對于大多數(shù)的旗人女性而言，選秀對她們的意義，并非被記名或者被指婚而就此進入皇室、改變?nèi)松?，而是通過閱選秀女，能夠有機會進入宮廷、見到皇帝，切身體驗到帝王的威嚴和關懷，并且通過對服飾和姓氏的強調(diào)，進一步強化了她們的族群概念，建立起對旗人共同體的認知。

清代后宮等級到康熙朝定型，比明朝要清簡，皇后之下只有七級，分別是皇貴妃、貴妃、妃、嬪、貴人、常在、答應。嬪以上人數(shù)有定額，理論上同一時間只能有皇貴妃一人（一般不設，除非妃子重病用冊封沖喜、皇后失寵名存實亡乃至干脆沒有皇后等特殊情況才設立），貴妃二人，妃四人，嬪六人，嬪以下無定額。

不過在定下規(guī)則的康熙朝，由于皇帝的窮奢極欲，所以實際上超出了定額。但在清朝后期，因為皇帝后宮各種原因日漸縮小，反而沒有滿足定額過。

關于清代后宮的等級，學界一直有一種說法，即嬪以上為“主位”，貴人以下則非“主位”。本書作者翻閱檔案發(fā)現(xiàn)，“主位”特指嬪以上的后宮等級的說法并不確切，從清宮檔案所反映的情況來看，貴人、常在也可稱為主位。

之所以會有這種誤解，除了嬪以上后宮等級都有規(guī)定的額數(shù)之外，另一原因是宮廷之內(nèi)除皇后居中宮外，皇貴妃、貴妃、妃、嬪都可在東西六宮中單領一宮，而貴人、常在、答應則隨嬪以上居住各宮偏殿。既然不為一宮之主，自然被誤認為不屬于“主位”。

檔案資料還顯示，妃嬪位分越高，隨居的貴人、常在、答應等人數(shù)越少，宮殿的位置越優(yōu)越。除皇后獨居“中宮”外，攝六宮事的皇貴妃也可一人獨享一宮。是以雖然“主位”一詞在清宮并非嬪以上位分所專用，但從一宮之主的角度而言，嬪及以上品級的確具有較高的宮廷地位。

也因為嬪以上的等級數(shù)額有限，所以乾、嘉、道、咸四朝貴人和常在構成初封位分的主體，只有少數(shù)幸運兒初封即是高位。由于皇貴妃地位特殊，所以自康熙以來有九位女性初封為皇后，卻沒有人初封為皇貴妃。至于答應在清代的多數(shù)時段是沒有正式冊封的低級宮眷，雍正朝以后沒有妃嬪初封為答應。

然后這些妃嬪將遵循常在、貴人、嬪、妃、貴妃、皇貴妃、皇后的秩序逐級晉升，只有在個別情況下妃嬪存在越級晉封的可能。已知的4位越級晉封的后妃要么處于特殊局勢之下，要么屬于皇帝對已然薨逝者的感念，都屬于非常態(tài)的情況。

有些后妃會在這條秩序儼然的升職路上跌倒被貶謫，目前已知的被貶緣由有三種：對宮女過于嚴苛，與太監(jiān)過于親近，以及干政。相比對宮女嚴酷，妃嬪與太監(jiān)的親近尤為皇帝所無法容忍，貶降的程度也較責打?qū)m女為重，常為越級貶降。而干政，則絕對不能容忍，但諷刺的是由于清代大多數(shù)時間皇權強大，后妃沒有干政的機會，這段時間里反而沒有因此被貶的記錄。所以有清一代因“干政”而被貶降的妃嬪，恐怕只有被主宰朝政的慈禧打擊報復的光緒朝珍妃、瑾妃姐妹了。

另外還有更多妃嬪的貶降，史料中沒有反映確切原因，所以或許還有其他因由。不過，被貶的妃嬪也并非注定就此一蹶不振，不少妃嬪被貶后還有機會再度晉封。

從史料所反映的情況來看，清代妃嬪晉封的主要形式為集體晉封，多是在皇帝大婚、冊立皇后或皇貴妃、萬壽盛典等時機進行。

相對于集體晉封而言，為數(shù)不多的妃嬪得到單獨晉封的機會，且一般發(fā)生在以下幾種情形：冊封統(tǒng)領六宮的皇貴妃、妃嬪生命垂危時出于撫慰、個別誕育子女的妃嬪以及個別受寵的妃嬪。需要說明的是，生育子女一般不作為清代妃嬪得到晉封的考量因素，只有在皇帝子嗣稀少，或者晚年身邊缺少子女的情況下誕育子女，才會得到晉封。因受皇帝寵愛而單獨晉封的妃嬪數(shù)量也不多，尤其是清前中期，很少有妃嬪因受皇帝寵愛而單獨晉封。

由于逐級晉封的機制，清代妃嬪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集體晉封的頻度，比如康熙朝六十余年間史料所見的集體晉封只有4次，以至于康熙末年不少低級妃嬪已然年過四十、五十、六十歲，且育有子女，卻仍沒得到正式冊封。

即便如乾隆朝有11次集體晉封，但進一步分析史料便會發(fā)現(xiàn)，皇帝會刻意抑制后妃晉升頻率，使其不得連續(xù)晉升。乾隆十六年以后晉封的妃嬪中只有令妃是之前出現(xiàn)過且出現(xiàn)較晚的“舊人”，其他晉封者皆為新人。

從令妃的角度而言，從乾隆十年由貴人晉為嬪，至乾隆三十年冊封為皇貴妃，20年間晉封三級，速度并不算快，但相較于該朝很多妃嬪已屬格外優(yōu)寵。以乾隆朝最后一次集體晉封（五十九年）為例，其中的妃嬪大部分距離上次冊封已過40多年。

影響妃嬪晉封的另一關鍵因素是她們壽命的長短。即便那些沒有誕育子女或者不受寵愛的妃嬪，在皇帝暮年時往往也會給予一次普遍的晉封。

從雍正朝開始，新帝即位也會給前朝妃嬪予以尊封，如麗妃在同治朝被尊為皇貴妃，許多妃嬪的“人生巔峰”都發(fā)生在丈夫去世以后，如果足夠長壽，歷任幾朝皇帝尊封，甚至能夠徹底改變當初入宮時的卑微地位。

通過以集體晉封、逐級晉封為主，盡量減少單獨晉封和越級晉封的方式，同時有意抑制妃嬪在歷次集體晉封中的連續(xù)晉升，皇帝們以此有效避免了后宮妃嬪的攀比和競爭，這也是清朝保持“宮壸肅清”的重要秘訣。

后宮妃嬪地位越高，享受到的經(jīng)濟待遇、居住環(huán)境、活動范圍自然也就越突出。清朝普通人年均收入不過10至20兩白銀，而一個答應光年例銀就有30兩，皇后則有1000兩，遑論還有綢緞皮毛在內(nèi)的其他年例收入，以及按照等級不同享有的鋪宮、賞賜、日用品與奴仆等待遇。

妃嬪收入不菲，待遇優(yōu)裕，她的母家親屬也能跟著雞犬升天，飛黃騰達，非八旗者可以入旗，成為旗人，內(nèi)務府旗人可以由包衣旗抬入滿洲旗，下五旗可以抬進上三旗。除此之外還能獲得好的經(jīng)濟待遇與政治待遇，在仕途上被額外照顧，水平由妃嬪地位決定。皇后與太后的母家享有格外恩寵，其父親在內(nèi)的男性親屬可以被冊封或追封為公爵這一人臣頂點，母親等女性親屬享有一品夫人的誥命，其家族往往能成為頂級權貴，出將入相不在話下。

成為后妃的收益是如此巨大，因此在清代，旗人未嫁之女在家庭中往往會有特別優(yōu)待。但對于這些后妃來說，從此以后只能困居宮城，過上連坐牢都不如的生活。坐牢尚且能被家人探監(jiān)，清朝后妃卻很難與宮廷之外的人員，包括自己的娘家親屬，直接聯(lián)系和接觸。

早在順治時期，皇帝就開始逐步切斷后宮與外界的往來，停止命婦“更番入侍”即是措施之一。此后歷代皇帝更是對后妃不斷強化宮廷內(nèi)外隔離的政策。像《紅樓夢》等文學和筆記作品中描述的后妃“省親”，在清代正史和檔案材料中未見任何相關記載，后妃接觸宮外之人的途徑只能是后者入宮覲見。

編纂于乾隆年間的《國朝宮史》載，只有在兩種特殊情況下，后妃家人可以入宮探視，一為“內(nèi)庭等位遇娠，每日食用照常額加半，有生母者許進內(nèi)照看。”；再為“內(nèi)庭等位父母年老，奉旨特許入宮會親者，或一年，或數(shù)月，許本生父母入宮，家下婦女不許隨入，其余外戚一概不許入宮。”

但這兩項規(guī)定是否得以切實執(zhí)行卻值得商榷。首先，內(nèi)務府檔案中有關妃嬪懷孕而增加其相關待遇等的記載不少，但未見任何妃嬪孕期內(nèi)家人入宮照看的記載。作者只在別處找到唯一一例：慈禧當時懷孕時咸豐特許其母入宮探望。其次，如果妃嬪父母年老即可一年或數(shù)月入宮探望女兒一次，那么內(nèi)務府檔案中應當留有相當數(shù)量的相關記載，但本書作者只找到兩次會親的記錄。

除了限制后妃與親人直接接觸外，間接的聯(lián)系也被皇帝嚴格控制。后妃可于年節(jié)或“事故”時，派太監(jiān)去母家“請安問好”，但僅限于這樣的禮節(jié)性問候，此外不可交流任何其他信息和實物。母家近親的聯(lián)系尚被嚴格限制，其他各類親屬更是不得與后妃相往來。如果不得寵，或者沒有生育、撫養(yǎng)孩子，那么后妃的宮廷生活將無比枯燥乏味。更糟糕的是，皇帝們?yōu)榱四軌蜻M一步控制后妃，宮女服役一定時間就會被調(diào)換到別處，以免后妃形成自己的心腹。

而在皇帝崩逝后，后妃們的社交環(huán)境將變得更加惡劣，她們無論年齡老少都將進入漫長的暮年時光。其稱謂變?yōu)榛侍?、太妃等，居住地點將由位于紫禁城內(nèi)路的東西六宮遷往外路的寧壽、壽康等宮。除太后、皇帝的養(yǎng)母等少數(shù)例外，其他人如果年齡未過五十歲，將不得與當朝皇帝見面，沒有生育子嗣的太妃、太嬪們晚年生活更是格外寂寞。只有長壽者能受到額外的尊封和孝養(yǎng)，成為宮廷中盛世頤年、皇帝仁孝的象征，可惜多數(shù)的太妃嬪連這樣的幸運也沒有，甚至連名字在史冊里都很難留下。

雖然根據(jù)康熙帝遺旨，“有子之妃嬪，年老者各隨其子歸養(yǎng)府邸，年少者暫留宮中”，但只有雍正元年有太妃出宮隨子居住，頤養(yǎng)天年，她們是清代太妃中唯一一批幸運兒。乾隆時該旨意便不被遵循，每年只有少數(shù)幾月太妃們可以居于兒子府邸。乾隆朝之后，也再未見有前朝妃嬪被兒子迎養(yǎng)府第的記載。

在這樣嚴密的隔離制度之下，朝臣，甚至內(nèi)務府官員，對于后宮之事都知之甚少。大臣對于內(nèi)廷事務無從知曉，自然也就無緣置喙、無法插手。即便致仕以后，也很難像明朝士大夫那樣寫一些宮內(nèi)的軼事趣聞，被后世當作可信史料廣為流傳。這也是清代外間少有宮內(nèi)軼事、丑聞流傳的重要原因之一，更是宮廷內(nèi)外隔離政策效果斐然的旁證。

而生活在這樣環(huán)境里的后妃，雖然能享有普羅大眾所未有的富貴生活，其生理與心理健康卻并不比籠中鳥好到哪里去。清朝滅亡后宮規(guī)有所松弛，根據(jù)探視太妃者回憶，這些太妃都體弱多病，缺乏生氣，只能將精神寄托于佛事。

皇后在王朝統(tǒng)治中一向地位特殊，在儒家學說里有母儀天下的職責，自古以來的外戚政治素來圍繞皇后與皇后母族這一利益集團展開。即便清朝皇后身處深宮、不與外事，同樣不能與親屬有聯(lián)系，其地位本身就可能給親屬帶來相應的特權和利益。

有鑒于后妃與外戚干政對皇權的威脅，清代皇帝在入關繼承明朝的國家機器，吸取明代教訓后，一改關外女子能有政治影響力的蠻族習氣，用了百余年時間將皇后的影響力壓縮到最低點，使理論上應當“母儀天下”的皇后只能“恪修內(nèi)職”，成為一只比普通妃嬪更大號的籠中鳥。

首先，作為釜底抽薪的手段，清朝皇帝在很長時間內(nèi)都沒有設立皇后，頂多設立皇貴妃統(tǒng)領六宮，處理宮務。自清代入關后，皇帝在位時冊立的皇后數(shù)量沒有超過3位者，且只有順治、康熙、道光3帝冊立過3位皇后，其余皇帝都只冊立1~2位皇后，因此整體而言清代皇后之位空缺的時段相當長，僅康乾兩朝就有60多年沒有皇后。

其次，不允許大臣與皇后發(fā)生聯(lián)系?；屎蟛粌H困居深宮，不能與母族見面，連與朝臣發(fā)生聯(lián)系的可能都被逐步取消。自入關以后，皇后再也不允許參與政務活動，如與皇帝一起迎接凱旋的將士、接待外藩蒙古來朝等。但在清朝前期，大臣在節(jié)慶與慶賀典禮時還可以向皇后進箋慶賀，皇后去世的喪儀也是文武官員表達忠心的重要時機。

從乾隆中期起，皇帝進行了一系列改制，逐步切斷皇后與外廷官員之間的聯(lián)結(jié)。此后，有關皇后的慶典和喪儀皆轉(zhuǎn)為內(nèi)廷之事，與外朝無涉。乾隆不僅禁止官員在節(jié)慶時向皇后恭進賀箋，連冊立皇后這樣的大典，也在他的一手策劃下由普天同慶轉(zhuǎn)變?yōu)閮?nèi)廷慶賀。自此改制后，官員向皇后進箋慶賀的慣例被徹底取消，違背者遭到嚴厲的懲處。隨著乾嘉道三代皇帝不斷的整飭和訓誡，此后基本不再有王公大臣敢于與皇后發(fā)生任何公開的聯(lián)系，對于內(nèi)廷及皇后之事也小心回避，不再關心。

最后，切斷皇后與外廷命婦之間的聯(lián)結(jié)，使得以皇后為中心的女性權力體系也無法穩(wěn)固建立，也就無法通過命婦對大臣間接擁有政治影響力。理論上講，皇后借由三大節(jié)每年接受命婦的4次朝賀（元旦、冬至、太后萬壽圣節(jié)和皇后的千秋節(jié)），在親蠶禮的三個環(huán)節(jié)中率領命婦行禮，若再有太后上尊號、徽號或“御新宮”、妃嬪冊立等慶賀儀式，一年中接觸外廷命婦的次數(shù)可能接近10次。

雖然這與明朝規(guī)定皇后可于每月朔、望兩日接受命婦朝賀的頻度仍相去甚遠，但平均一個多月一次的朝賀，已然為皇后建立和穩(wěn)固女性權力體系、將自身的權威和恩德傳播至宮墻之外提供了很好的平臺。

這些典禮中親蠶禮對皇后來說最重要，由于需要遵循蠶蟲的生長規(guī)律，親蠶禮前后需要一個多月甚至更長的時間，是所有國家祀典中歷時最長者。其間皇后可以多次率領妃嬪和命婦出入宮廷，是皇后確立自己在命婦中影響力的最好契機。但在實際運作中，皇帝經(jīng)常下令停止三大節(jié)時命婦進內(nèi)行禮，且經(jīng)常沒有說明理由。像皇后的千秋節(jié)，乾隆時大部分時間這些朝賀都被停止。

從嘉慶朝開始，皇后千秋節(jié)的慶賀似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但嘉慶朝皇后千秋節(jié)的慶賀一般僅限內(nèi)廷妃嬪向皇后行禮，外廷命婦不再入宮參與慶賀。只有嘉慶十年和二十年皇帝兩次破例允許外廷命婦進內(nèi)行禮。嘉慶二十四年，皇帝索性規(guī)定命婦進內(nèi)行禮的頻度改為每10年一次，并由皇帝決定誰能進內(nèi)，將皇后可以接觸的外廷命婦人選緊緊掌控在皇帝手中。

至于最重要的親蠶禮，一方面如前所述，清朝相當長時間不設皇后，另一方面即使皇后在位，也常由妃嬪或官員代替皇后祭祀先蠶。通過這些手段，清朝皇帝從制度、禮儀、空間三個方面切斷了皇后與外界的一切聯(lián)系，將皇后的地位貶至歷朝歷代最低點。

到了道光時，更是確立了無論家國之間、宮廷內(nèi)外，至尊至上者只有皇帝一人，皇后不但不能與宮外發(fā)生任何聯(lián)系，宮廷之內(nèi)的事情也要遵從皇帝裁決的原則。此時的皇后，不但不能母儀天下，連統(tǒng)率六宮的權力也受到極大的限制。至于外戚政治的另一大源頭，清朝皇帝的母親，不管是生母皇太后，還是嫡母皇太后，在慈禧以前都是更大一號的籠中鳥。

清朝同樣講究以孝治天下，所以相比皇后，太后的地位更尊貴，各種影響力也更大。因此清帝一方面大肆向天下彰顯其孝親之道，另一方面異常警惕太后與外界接觸，對大臣擁有政治影響力。如揮霍大筆金錢舉辦賀壽典禮，自詡超級大孝子的乾隆皇帝，對太后在宮廷中的身份地位、言行活動和權力范圍都進行了十分嚴格的界定和限制，以確保太后“不與外事”，不影響皇權，將太后牢牢控制在手掌心中。

諷刺的是，也正是康乾以來歷代皇帝對后權極為成功的打壓，導致咸豐死后，肅順等顧命八大臣對慈禧異常輕視，也正是前朝皇帝對于太后權力約束得法，使得太后勢力相對于近支宗室王公和權臣而言，對皇權的威脅更小、更有利于皇權的平穩(wěn)過渡，使其能獲得王公大臣的支持，成功發(fā)動政變，將反對者一掃而空，成為晚清的實際統(tǒng)治者。歷史的吊詭之處，莫過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