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新平/文

或許沒有哪部小說的名稱能像《罪與罰》一樣如此高度概括其內容和情節(jié)。人物命運圍繞自由與良知、犯罪的個人與懲罰的國家之間的沖突展開。正義，毫無疑問，會得到伸張。1866年1月，當《罪與罰》第一部出現在《俄羅斯信使》雜志上時，讀者或許會沉浸在進一步的推測中。那個時代的特點一方面是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雄心勃勃的改革，尤其是對整個司法程序的改革，一方面是日益增長的激進主義和新生的恐怖主義，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改革的失敗促成的。農奴制五年前就已廢除，但農奴獲得解放的苛刻條件對緩解社會不公幾乎沒有什么作用。那么，這會不會是一部政治反叛小說？或者，考慮到年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俄羅斯信使》編輯米哈伊爾·卡特科夫日益保守的傾向，它會不會是對改革的一種諷刺？

這部小說也不可避免地植根于作者的痛苦經歷。畢竟，他在自由思想的青年時期曾親歷過“罪”與“罰”。他的“罪行”是不止一次地朗讀別林斯基給果戈里的信。信中，俄國大批評家抨擊俄國大作家是教會和農奴制的“擁護者”。而他受到的“懲罰”是1849年12月在圣彼得堡謝苗諾夫斯基廣場的驚魂動魄。尼古拉一世最后一刻免他一死，改判其服四年苦役。受此影響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與罰》中表達了這樣的思想，即，俄國需要回到它的根，回到它的土壤，回到人民身邊。只有這樣，才能將西方人和斯拉夫人、精英和平民團結起來，也只有這樣，才能治愈國家的古老創(chuàng)傷。

在一個層面上，小說滿足了這些期望，但在另一個層面上，這些期望卻又都是不確定的。我們讀到的是一個英俊的年輕人犯下了謀殺罪。令人不安的是，他不確定他的行為是否是犯罪，不確定這些行為是否發(fā)生過，他甚至似乎完全忘記了這起謀殺。在他腦海中一切都開始融合：過去與未來，對與錯，犯罪者與受害者，犯罪與懲罰。這難道是作者死里逃生般的一個黑色笑話？它的謎團和歧義常常讓讀者與主人公拉斯柯爾尼科夫一樣，經歷眩暈和困惑。用弗吉尼亞·伍爾夫的話說：“我們不由自主卷入其中，旋轉著，被蒙蔽著，被窒息著，同時又充滿了一種暈眩的快感。莎士比亞之外，沒有比這更刺激的讀物了。”

小說復雜性的來源可以追溯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狀況。當時年僅43歲的他剛剛喪偶，正經歷其傳記作者約瑟夫·弗蘭克所稱的“漫長的痛苦期”。他的兄弟和靈魂伴侶米哈伊爾也于1864年去世，留下了巨額債務。陀思妥耶夫斯基兩個無法控制的狂熱進一步加劇了這種道德和經濟上的貧困：一個是輪盤賭，一個是他的前情婦阿波里娜麗亞·蘇斯洛娃，一個比他小18歲的女人。雪上加霜的是，他與無良出版商費奧多爾·斯特洛夫斯基簽訂了一份合同，要求他在出讓其所有作品版權的情況下，于1866年11月1日之前完成另外一部小說。

然而，盡管有這樣的壓力和動蕩，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交給卡特科夫的“犯罪心理記錄”，卻以其清晰、自信和精確而引人注目，“背景是當代，時間是今年（1865年），人物是被剝奪身份的大學生，一個屬于貿易階級、生活在極度貧困中的年輕人。他由于思想的輕浮和輕率，屈服于某些奇怪的、‘半生不熟’的想法，同時又下決心要一舉擺脫骯臟的處境。”從德國溫泉小鎮(zhèn)構思到最終在俄羅斯誕生，其間小說發(fā)生了很大變化，不僅篇幅增加，視角也從懺悔模式擴大到全知和“天真”的第三人稱視角。幾乎沒有變化的是主人公的生存處境和思想狀態(tài)。心理地理學元素也由西方建筑師和俄國農奴建造的圣彼得堡提供。這座精心籌劃的城市具有小說需要的那種半夢半真、理性與妄想并存的氛圍。這一傳統(tǒng)首先在普希金和果戈里的文本中得到發(fā)展?，F在則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帶入新的方向。

小說大部分時間里拉斯科爾尼科夫只存在于自己的腦海中。這是他與人群災難性疏離的標志。同時，通過一連串的空間隱喻，陀思妥耶夫斯基讓我們看到他的精神混亂與周圍的環(huán)境又有多么深刻的聯系。低矮的天花板、狹窄的閣樓是拉斯科爾尼科夫精神狀態(tài)的外在體現。它猶如一個“柜子”、一個“船艙”、一個“牢房”，甚至在他母親看來，是一個“棺材”。這些承載著特殊聯想重量的隱喻，使得讀者與主人公一樣體驗到窒息的感覺。

拉斯科爾尼科夫的思想與命運也與更大的地域有著隱喻關系：圣彼得堡干草市場狹窄、彎曲的街道，發(fā)臭的運河以及商人、妓女和罪犯出入其中的酒館。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學中的圣彼得堡，離普希金的涅瓦河和果戈里的涅夫斯基展望臺只有咫尺之遙。但后者有著莊嚴而優(yōu)雅的外表，前者則是醉醺醺、邋里邋遢的。在這里，波羅的海的德國人用粗魯的俄語大聲喊著，村民們涌入分租的角落，學生和官員們大談特談本瑟姆和米爾的漫畫。它也彌漫著一種監(jiān)獄般的氣息，但不是普希金軍事專制的牢房，也不是果戈里的官僚噩夢，而是那些失去根基的人的虛假自由。他們除了文字和借來的思想之外，一無所有。

如何克服怯懦和猶豫，如何說出“一個新詞”，邁出“新的一步”；最重要的是，如何停止說話，開始做事。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沒有明確事業(yè)的哈姆雷特，一個害怕自己思想輕浮和混亂的大男孩。喜歡胡思亂想，話語中頻頻出現“但是”和“仍然”，也常常以省略號不了了之。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記》中的敘述者所用的自我撕裂式的語言。只是一個在屋檐下，一個在地板下，而后者的受虐也被前者“撒旦式的驕傲”取代。然而，這樣的驕傲是明知故犯的。拉斯科爾尼科夫顯然知道這些思想對他來說是迂腐陳舊的。到1865年，岡察洛夫和屠格涅夫的“多余人”，已變?yōu)槿ルA級化、去基督教化的知識分子。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是社會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和虛無主義者皮薩廖夫。他們以其濃厚的意識形態(tài)小說和批判，激勵著一代革命者。對他們來說，監(jiān)獄不僅僅是一個隱喻。

這種情況下，拉斯科爾尼科夫的優(yōu)柔寡斷與深思熟慮就顯得落伍了。但他不可能是一個革命者。他太孤僻了，不會成為他的朋友拉祖米欣誤以為的“政治陰謀家”。他當然也不是什么人的領袖。也許他只是一個遲到的浪漫主義者，用他那個時代的語言來構思他過時的、有點滑稽的妄想？“下決心要一鼓作氣擺脫骯臟處境”的拉斯科爾尼科夫，在女仆眼里卻像個愚人一樣，整天坐在爐邊上，等待漂亮的少女和金子落入懷抱，但圣彼得堡并非他的夢想之地。猶如賭徒的他甚至計算了從房間到受害者家中的步數。然而，當犯罪開始時，他幾乎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做什么。這種驚人的矛盾是小說關注的核心。案發(fā)后的五百多頁中，這種矛盾繼續(xù)深化和升華。

然而，這些矛盾絕非顯而易見?！蹲锱c罰》的構思不同尋常，其大部分篇幅聚焦于犯罪的后果，只有一個尾聲留給懲罰。這使得它看起來與其說是偵破兇手，不如說是查明動機，而這個“謎團”有可能是作者埋下的一個誘餌。當然，其中不乏激勵因素。拉斯科爾尼科夫極度貧窮，極度驕傲，無法忍受自己的屈辱處境；也無法接受母親和姐姐給他寄來的匯款和為他忍受的屈辱。他計劃中的受害者是個害蟲，殺了她，人類就會有凈收益（功利論）。他夢想成為一個恩人（慈善論）。他夢想成為一個偉大的人，現在的惡行會被未來的人們遺忘（英雄論）。

拉斯科爾尼科夫最初的犯罪動機既過度，又不足。他聽到一個學生對一個軍官闡釋一個假設性的犯罪邏輯，即謀殺當鋪老板的道德正確性，“你在這里滔滔不絕，但你告訴我，你是要親手殺了那個老婦人，還是不殺呢？”“當然不殺！我說的是正義……與我無關……”好吧，依我看，如果你不敢親自動手，就沒有正義可言！”即使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標準來看，這個巧合在技術上的“天真”也是相當拙劣的。但它在拉斯科爾尼科夫最終將言語變成行動之前，起到了強有力的作用。動機是可以找到的，但過程卻難描述。意圖如何變成現實，理論如何付諸實踐，推理如何在一個敏感而富有同情心的人那里成為血淋淋的事實。這需要當事人什么樣的心態(tài)才能鑄成？

拉斯科爾尼科夫屈從于虛無縹緲的思想和孤注一擲的賭博。這種精神死亡的狀態(tài)正是犯罪得以發(fā)生的根源。作者在此表明，一個行尸走肉的人會給世界帶來災難性的后果。神思恍惚中，他對現實和同胞的感覺減弱了。整個犯罪過程中，籠罩在兇手身上的是一種死亡與生命相遇的詭異氛圍。

拉斯科爾尼科夫為什么年紀輕輕就被活埋？或許這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設的謎團。他以此散布線索，給讀者啟迪和困惑。家庭壓力、社會壓力、疾病、信仰的喪失，所有這些解釋都在敘事過程中得到了深化，也都不同程度地遭到諷刺，并以某種亦真亦假的方式呈現。精神分析學、宗教學、社會學等解釋提供了很多啟示，但歸根結底，也都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學和生活中的矛盾策略的限制。正如他可以問審訊者有什么證據證明他站在批評家一邊，而不是作者一邊，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為人物的話語注入了一種特殊的含糊不清的意義和語調，而其運用幽默的方式，與其說是為了削弱他們的論點，不如說是將其復雜化。有人會被索尼婭的無私和寬恕而感動，有人因伊萬諾夫娜表現出的反抗而震驚。自我犧牲的信仰之火和受傷的自尊之火從始至終都以同樣的力度燃燒著。

上述線索在幫助揭開謎團方面，其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文學本身在塑造拉斯科爾尼科夫的困境方面卻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作為前現代主義歐洲文學最具自我反思性的作品之一。拉斯科爾尼科夫的罪與罰的命運看似簡單，卻交織著關于文學自身共謀作用的種種暗示。這種自我反思不僅是人物思想和言語與對方的相互滲透，而且是關于整個社會對文本和文學夢的沉浸，其在拉斯科爾尼科夫身上產生的后果是災難性的。他的襪子上有血跡，手指上有墨水。他用廣泛的閱讀為自己的犯罪做準備，殺人后又在近期的報紙中尋找他犯罪的證據。拉斯科爾尼科夫本身就是一個文字偵探，一個文學評論者。對他來說，生活是一個有待理解的文本，甚至是一個已經寫好的文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一種巧妙的方式，讓我們看到拉斯科爾尼科夫的沉迷于書面文字是俄羅斯社會的普遍癥狀?！蹲锱c罰》中的信徒都是狂熱的讀者。設想拉斯科爾尼科夫是19世紀40年代末，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屬的革命派別的拉攏目標，那么這種聯系就會更加豐富。這個秘密社團心目中的革命是決定性的文字革命。他們借助該團體參與者被捕前不久組建的非法手抄報社，用農奴們能夠理解的語言和文體撰寫革命文章。然而，正如波菲利所說：“米高卡不是我們要找的人！先生，我們在這里看到的是一個幻想的、黑暗的行為，一個現代的行為，一個我們這個時代的行為，當人類的心靈已經模糊不清的時候；當人們談論通過流血來‘復興’的時候；當人們從舒適的立場出發(fā)來宣揚任何事情的時候。我們這里有的是書生夢，先生，一顆被理論煽動起來的心。”拉斯科爾尼科夫猶如一座橋梁，連接著一千年前俄羅斯基督教與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文學熱情。“書生夢”在蘇維埃俄國結出了驚人的果實。其領導人列寧、斯大林、勃列日涅夫都是多產的作家和敏銳的文學評論家。

《惡魔》通常被認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偉大的預言性小說，但早其十二年前寫就的《罪與罰》同樣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分析了拉斯科爾尼科夫心靈的封閉空間，展示了理論是如何疏遠生活，詭辯是如何脫離智慧，以及現實如何成為一場既瑣碎又致命的游戲。在這個空間里，將個人心理和公共生活保持在某種平衡狀態(tài)的無形聯系消解了。相對的善惡觀念以及固定的二元對立也隨之崩潰。言語變成謀殺；美學家變成“虱子”；主體變成客體。“我殺的是我自己”，拉斯科爾尼科夫后來反思道。他的謀殺就是一種自殺。他的罪行就是他的懲罰。拉斯科爾尼科夫的斧頭與其說劈開了房東，不如說分裂了自己。

及至最后，拉斯科爾尼科夫“撒旦式的驕傲”仍然如故。但正如他痛苦地意識到的那樣，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孩子的疑慮：他“敢”嗎？這使得他所有的動機都成了一種嘲弄，但同時也使他的故事具有一個人從幼稚走向成熟的普遍性。從詞源上看，俄語中的“犯罪”是一種“越軌”行為。為了感覺到自由，每個人都必須“跨過”自己的良心和他人的限制。就此而言，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罪行要犯，而懲罰，也可以用步數來衡量，如一直走到西伯利亞。

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他的小說一樣具有難以捉摸的氣質。他沒有留下私人日記，沒有回憶錄，沒有自傳，只有一本戴著各種面具的《作家日記》。他的創(chuàng)作筆記中情節(jié)常常似小徑分叉沒有盡頭。而他的內心世界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他的痛苦也讓我們捉摸不透。謝苗諾夫斯基廣場上行刑隊前的虐殺戲碼是否給他帶來了終身的創(chuàng)傷？西伯利亞的四年苦役使他喪失了對人性的認識，抑或使他脫離了圣彼得堡的文學溫室？他頻繁而劇烈的癲癇病是一種詛咒，還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良藥？

備受爭議的的尾聲中《罪與罰》的謎團仍難以捉摸。有說拉斯科爾尼科夫在重新發(fā)現自己祖國和人民的過程中，重新發(fā)現了自己；有說他與普通人之間有不可逾越的鴻溝。還有人將尾聲解讀為“虔誠的謊言”，即主人公無法令人信服地皈依了基督教；另一些人則堅信這種事情不會發(fā)生。毋庸置疑的是，最后幾頁充滿了克制的喜悅，展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溫柔的一面，也展現了他最細膩的寫作。當此時，陀思妥耶夫斯基帶著他的新任妻子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正踏上一條新的道路。毫無疑問，他的意圖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