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  圖片源于網(wǎng)絡）

史稷/文

文化身份與職業(yè)選擇

西方人在中國的跨文化經(jīng)驗和文化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他們的職業(yè)選擇。從職業(yè)的角度來看，在中國的西方人大致可分為三類。

首先是西方外交官或那些在政治上依賴西方政府的人，如各國記者。

西方外交官受雇于其政府，必須代表本國政府的利益，維護本國政府的政治立場。只要他還在外交部門工作，就不能在其政府和中國之間的任何關(guān)系上觀點曖昧。他的政治認同避免或者掩蓋了文化身份的模糊性，他不需要擔心自己會被本土社會排斥，也不需要擔心自己無法進入中國官場。他可以贏得并被視為中國的朋友，以自己的魅力為文化之間的理解做出杰出的貢獻，如浦安臣 （Anson Burlingame，1820-1870）——恭親王稱贊他是一個“有榮譽感而平和的人”，但他仍然是他本國——美國的代表；他可能是中國文化的愛好者，成為像威妥瑪爵士那樣的杰出的漢學家，但他必須注意不能把對中國文化的迷戀與政治混為一談。正如威妥瑪?shù)膫饔涀髡哒材匪?middot;庫利所說，威妥瑪對發(fā)展雙重文化外交的支持，使他特別容易受到過于親華的指控，“他的政策立場受到懷疑，就像一百年后，許多美國在華專家的忠誠度在麥卡錫主義影響下變得可疑一樣。”庫利補充說：“威妥瑪?shù)呐u者將他描述為中國排外人士的幫兇，他對中國文化的學術(shù)興趣使他幾乎成為英國利益的叛徒。”總之，外交官即使成為中國通，也必須小心翼翼，不要讓人覺得他的忠誠趨于分裂。

不難想象，那個時期在中國的大多數(shù)西方記者，大都只在條約港口的歐洲人圈子里活動，他們無法深入中國內(nèi)地，與中國人的接觸很少，難以深入中國社會。他們對中國的了解非常有限，消息主要來源于領(lǐng)館、買辦和翻譯：“在上海酒吧喝酒或在賽馬場閑聊時，他們把錯誤的信息和推測混在一起，通過信件、日記回憶錄、游記、外交報告和新聞報道傳到地球各個角落，在那里被接受為事實。”美國歷史學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他關(guān)于慈禧太后的《龍女》一書中寫道。最典型的是蘇格蘭裔澳大利亞政治家和記者莫理循（GeorgeErnestMorrison，1862-1920），作為《泰晤士報》駐上海的通訊員，他聲稱自己不用學中文就能了解中國事務，《北平隱士》的作者休·特雷弗·羅珀稱，因為“莫理循對于《泰晤士報》的巨大價值并不取決于他對中國的了解，而是取決于他對外國帝國主義者在中國之目的的了解。在英國，中國并不是新聞，外國勢力對中國的滲透才是新聞。”

其次，晚清時期有一些獨立于西方和中國政府的探險家和專業(yè)人士。他們沒有義務為其政府的政策和行動辯護，也不對清廷負責。如傳教士、記者、商人、學者、醫(yī)生、工程師等。

一般來說，傳教士通過建醫(yī)院、辦學或辦報等方式與中國社會保持密切聯(lián)系，希望通過迂回的方式掌握中國人的心理，讓他們接受基督教。他們中許多人最后把中國視為第二故鄉(xiāng)，靠著不可動搖的基督教信念在兩種文化之間保持平衡。這樣的傳教士不勝枚舉，留下許多佳話。

商人可以通過了解客戶的喜好來提高銷售量，但多數(shù)在華西方商人當中并不努力了解中國習俗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當中國買辦進入中西交融的文化層面時，西方商人仍然處于相當單一的文化環(huán)境中，也不會為他們的文化身份而困擾。

還有些在華西方文化人不需要對任何政府承擔責任，也沒有終極目的，脫離了原生社會，而又不能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員，就可能失去文化認同，成為兩種社會和文化的棄兒。最典型的莫過于“北平隱士”埃德蒙·巴克豪斯（SirEdmundTrelawnyBackhouse，1873-1944），他被同代人認為是一位對滿清宮廷了如指掌的杰出的愛爾蘭東方學者，但實際上是一個變態(tài)的騙子。巴克豪斯在北京生活了45年，通過幻想他與慈禧太后的性關(guān)系來吸引西方公眾的注意力，聲稱他得到了慈禧的寶貴的珍珠項鏈，成為丑聞人物。他在北京時遠離西方人，碰到西方人就用手帕遮住臉，拒絕所有社交。他穿著“長長的白色絲綢中國袍子，胡子留得又長又密，最后也變成了白色，直到他看上去像一個可敬的圣人。”回國后，他與姐妹家人在家鄉(xiāng)班夫郡和愛丁堡居住期間，“穿著中國式的袍子行走，令班夫郡當?shù)厝撕蛺鄱”ぱ?guī)蹈矩的公民驚訝不已。”休·特雷弗·羅珀說他“前半段大部分時間用于研究如何偽造滿清宮廷種種細節(jié)，后半段大部分時間用于鼓勵其他人如法炮制。”最終他與中西兩個世界都格格不入，成為一個古怪的邊緣人。

第三類就是我們重點關(guān)注的為中國機構(gòu)服務，成為朝廷顧問的西方人。他們在中國官員的著作中，在中國近代改革進程中留下了很多印證。西方人受雇于中國政府，其作用是幫助中國在外交關(guān)系和貿(mào)易中與西方人打交道，同時不損害西方政府的利益。他的職業(yè)、地位既不允許他作為典型的歐洲人行事，也不允許他徹底轉(zhuǎn)變?yōu)橹袊?。為保證成為對中國和歐洲列強都不可或缺的角色，他別無選擇，必須成為一個調(diào)解人，因此不得不持有雙重文化認同。

文化認同與雙重角色

1863年至1906年擔任中國海關(guān)總署署長的赫德就是這樣一個典范。作為領(lǐng)導一個多國人員機構(gòu)近半個世紀的人，赫德是研究19世紀下半葉在華西方顧問繞不過去的人。他也是近代中西交流史上各種復雜關(guān)系的樞紐。赫德日記的編纂者這樣精辟地概括他的地位：“作為一個多國語言機構(gòu)的負責人，他是一個多種意義上的文化中介——生為英國人，選擇成為中國人。在這個位置上，赫德參與各種談判：在機構(gòu)中的中國和西方雇員之間；在西方商人和中國官員之間；在中國和西方官員之間，以及在西方官員之間。”19世紀60年代以來，清朝與西方大國之間簽署的幾乎所有條約上都留下他的痕跡。清廷經(jīng)常聽取他關(guān)于現(xiàn)代化步驟的建議，第一批中國駐外使館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赫德。他得到了作為一個出身貧寒的愛爾蘭男孩在自己的祖國無法獲得的一切：他被13個國家授予24次勛章，達到了作為文化中間人職業(yè)生涯的頂峰。

馬戛爾尼爵士是另一位獲得清政府信任的愛爾蘭人。他曾對戈登將軍說，他的野心是“在中國，并最終在北京具有南懷仁、湯若望和其他天主教傳教士在康熙和乾隆統(tǒng)治時期擁有的地位和影響力。”雖然說他在權(quán)力和榮譽上比不上赫德，他還是部分實現(xiàn)了自己的抱負。他被李鴻章任命在松江建立兵工廠，后來又被任命管理南京兵工廠。1876年至1905年期間，他作為中國駐倫敦大使館的英文秘書幫助第一批中國外交官熟悉外交慣例和歐洲習俗。

法國人日意格曾在給拿破侖第三的信中表示，他正努力扮演為中法工作的雙重角色。當李鴻章在技術(shù)上依靠馬戛爾尼，在外交方面依靠德璀琳時，他在南方的同僚和對手左宗棠，則倚重兩個法國顧問德日碑和日意格來建造福州船塢，這是他的“自強”項目之一。在日意格的指導下，船塢共生產(chǎn)了15艘蒸汽船。此外，在總督沈葆楨的支持下，他創(chuàng)辦了船塢學校并組織赴歐教育代表團。朝廷當然也沒忘了為日意格受勛。

獲得清朝政府認可的西方人都有一些相似的性情和跨文化的經(jīng)歷。

一位與赫德和馬戛爾尼熟識的女士注意到，他們處事冷靜而韜晦，“不為急躁的憤怒和不耐煩的言語所動”。他們知道如何避免令中國官員惱火的西方人強加于人的方式，盡管原則上他們是有道理的。他們時刻注意那些思想開放的官員何時易受中國社會保守勢力的詆毀，也深知中國哪些法律和社會行為是西方人不能容忍的。

很多在華西方人的種族優(yōu)越感，使得他們很難接受在一個中國人的領(lǐng)導下工作。赫德的前任李泰國（HoratioNelsonLay，1832-1898）的聲明最為典型，充滿歧視：“我的身份是中國政府聘用的外國人，為他們完成某些工作，而不是在他們手下。我無需指出，一個紳士在一個亞洲野蠻人手下干活是荒謬的。”法國人德日碑也不愿接受以下屬的身份在中國人手下工作。英國海軍軍官瑯威理（William M Lang，1843-1906）辭職的原因之一，是他不能作為任何中國官員的下屬為李鴻章服務。但即使大清帝國已經(jīng)無法抵御西方列強的軍事和經(jīng)濟壓力，也不能容忍西方雇員如此傲慢。贏得朝廷信任的西方顧問則表現(xiàn)出對中國的責任感，忠誠于朝廷。日意格“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雇員，僅此而已。他認為自己在船塢的作用是有限的，并始終認為自己要對沈葆楨負責。”赫德對其下屬反復強調(diào)：“海關(guān)是中國的機構(gòu)，而不是外國的。因此，每個成員都應對中國人——包括人民和官員——負責，避免行事有所冒犯和令人不快。每個人首先要切記的是，他是中國政府的有償代理人，負責執(zhí)行特定的工作，他最該關(guān)心的是做好這項工作。”這或許就是上海話“拎得清”的意思。

作為歐洲的世界主義者意味著在西方列強的沖突中保持中立，更容易被中國當局接受，不僅可以豐富自己的社會生活，而且可以拓展自己的職業(yè)前景。歐洲顧問在他們的社會和政治生活中采取了多元文化的姿態(tài)。世界主義是海關(guān)總署的招聘原則之一。在赫德的勢力范圍內(nèi)，有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荷蘭人、美國人、俄羅斯人、日本人和中國人。日意格很受赫德賞識，因為他“有進取心，勤奮，聰明，能干”，尤其是懂得“在這些地區(qū)談論世界主義的價值。”至于德璀琳，他是“完全站在中國一邊的德國人，既不激烈地支持德國，也不明顯地反對英國......”戈登在給李鴻章的信中宣稱，如果中俄之間爆發(fā)戰(zhàn)爭，他將放棄英國公民身份，以便在不妨礙英國政府的情況下為中國作戰(zhàn)。

然而，他們的忠誠有時不可避免是雙重的，甚至分裂的：試圖忠于清政府，又忍不住表現(xiàn)出愛國主義。當赫德被要求解釋他在中英之間的立場時，他回答說：“我處于騎墻狀態(tài)。我不允許自己傾向于任何一方……但畢竟我是英國人。”也就是說在中英沖突中他將站在英國一邊。馬戛爾尼被稱為“內(nèi)心深處的中國人”，但他堅持認為，第一位中國駐歐洲公使應乘英國國旗下的英國輪船進入英國，而不是按照原來的安排乘坐法國輪船，盡管乘坐英國輪船行程會更長。這個建議被當時的英國公使威妥瑪稱為“靈活地把愛國主義理想引入一個普通的方案。”威妥瑪因此斷言：“馬戛爾尼博士還是個英國人。”

在華成家立業(yè)，還是只為了職業(yè)生涯在華居住，這個問題影響了西方顧問的婚姻和后半生。雖然赫德之所以功成名就，是因為他長期在中國工作，但實際上他并未做好在中國度過一生的思想準備。孤獨和思鄉(xiāng)之情貫穿他的一生，他一直沒有放棄離開中國的想法。他在給倫敦辦事處的代理人坎貝爾的信中寫道：“我想離開中國，我真的很累：我不能永遠堅持下去。我很孤獨，因為太忙而無法真正或有意識地感受到。但是，孤獨是我存在的底色。”他一直深深地懷念他在北愛爾蘭的童年和青年時代的氛圍。這可能是他最終與家鄉(xiāng)的愛爾蘭女人結(jié)婚的原因之一，盡管他與一個中國女人阿瑤有十多年的交往，阿瑤為他生了三個孩子，他對阿瑤也一直懷著溫柔的回憶；盡管為鄰居的中國女孩所吸引；盡管他的中國同事總在建議他娶一個中國女人為妻。除了與家人一起在中國的短暫的快樂時光，赫德一生伴隨著孤獨感。

而馬戛爾尼則很快決心在中國定居。當他確信只有在中國才能實現(xiàn)他的抱負時，他就為自己在中國生活制定了一個完整的規(guī)劃。他的傳記作者說：“他認為，如果采取通常的做法與自己種族和宗教的女士結(jié)婚，就會在自己的道路上設置障礙，而且他很可能會因自己的行為而破壞他事業(yè)成功的機會，這一事業(yè)在最有利的情況下也是艱難而危險的。”因此，他按照中國的禮儀娶了中國妻子。這樣，馬戛爾尼“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中國人中間安放了他的家和他的野心。”對赫德來說，情感、婚姻和事業(yè)是分開的，而馬戛爾尼則把婚姻和事業(yè)聯(lián)系在一起。馬戛爾尼未像赫德那樣爬上權(quán)力的頂峰，但他也沒有像赫德那樣一生被深入骨髓的孤寂困擾。

基督教信仰與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追求個人利益的信念并行不悖，是19世紀西方社會道德的粘合劑，尤其是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體系的支柱，一個維多利亞人必須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他們中許多人即使不是傳教士，也具有傳教士精神，傳播基督教是他們的共同理念。李提摩太雖然受雇于中國政府，但他本人從未脫離過教會。戈登是一位“軍事傳教士”，相信“通過引進西方的進步，可以將基督教的影響帶到中國。”赫德從未脫離傳教士的環(huán)境，經(jīng)常提醒自己基督徒的價值和使命，他的日記中充斥著信仰上帝的表達、對牧師禱告的評論或?qū)φ铡妒ソ?jīng)》的自我審視。

綜上所述，晚清在華西方人文化認同的蛻變，與條約港口的文化環(huán)境、歐洲本土社會的價值觀以及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特點分不開。如果說晚清在華西方人大都停留在中國社會的邊緣，那么清政府的西方雇員則處于中國社會的中心。在中國生活了幾十年的外國人中的大多數(shù)，并不需要質(zhì)疑自己的責任與忠誠。而為帝國朝廷效力的西方人，每時每刻在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都要捫心自問：面對中國和他們的祖國，他的決定是否正確。他們不得不在西方和中國的價值觀和制度之間尋求妥協(xié)。在兩個國家和兩種文化之間取得適當平衡的唯一方式，就是持有雙重文化認同。然而，這種雙重身份并不意味著兩種價值體系的綜合，而意味著受到兩種并不總能和諧相處的文化的強烈吸引，不免伴隨著撕裂感。因此，保持雙重身份不僅需要對兩種文化和社會框架的深入了解，還需要強大的心理素質(zhì)和精神支柱。就此而言，為晚清政府效力的歐洲顧問，是在華西方人中極少數(shù)成功地操縱雙重文化認同的雙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