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剛/文

倭國自有獨立心

真正的“唐化”，是隋煬帝開的頭，但日本人認同的卻是唐朝。

唐與日本，從未有過正式的外交，遣唐使滔滔而來，遣日使卻絕跡了。以“天可汗”自居的大唐皇帝，帶著傲慢與偏見，躺在天朝上國的云端自嗨不已，忽略了那位“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日出天子”，而無邦交的后果，便是必有一戰(zhàn)。

圣德太子標榜的那位“日出天子”，竟然是一位女王，曰推古女王，待天皇制確立后，又稱推古天皇，當然是第一位有歷史記載的女天皇，然其來歷，則頗似卑彌呼死后那被推舉出來的壹與小女子，也是被人操縱著上臺的，那操縱者便是蘇我氏。

蘇我氏之于推古女王和圣德太子，本來就是親戚，故飛鳥初期尚能形成合力，排除異己，而有一片興旺的景致。但好景不長，那圣德太子何許人物？獨立云表，舉首天外，如高蹈之鶴，可入世，也可出世，唯獨不能俯首，那推古女王也非等閑輩，畢竟是皇族，豈肯任人擺布？再怎么也得撐住個共和的格局。

但那蘇我氏卻要獨擅政權，欲置女王于掌股之間，而圣德太子則極力推動倭國王權升級，使之向日本天皇制發(fā)展。此舉有內外兩方面影響，對外，與中國爭平權，對內，同蘇我氏相抗衡，以至于蘇我氏殺害其子，亦未改其志。

他按照道教“辛酉年”的說法，來為他的大和國締造“皇紀”。“辛酉年”，每60年輪現一次，故稱“一輪”。每一輪辛酉年，都是變革之年，而第21輪的辛酉年，則是大變革之年。推古九年，亦即公元601年，恰好為辛酉年，這一年，圣德太子推行改革，于是，以該年為起點，反推以前21輪辛酉年，以之為大和開國元年，規(guī)定該年陰歷1月1日為神武天皇登極日。

以此推算，日本皇統被提前了約千年，但歷史不能留白，故又于此空白中，虛設了10位天皇，欲使皇統無缺。

由此可見，圣德太子非以歷史方式，而是以神話與歷史交錯的方式來建構皇統，還采取了中國式的帝位紀年法，以神武紀元，在開啟日本歷史的同時，也開始了日本的歷法。

日本初歷，也從中國拿來，但非第一手，而是通過朝鮮半島，經由百濟轉手，曰《元嘉歷》，又稱《建元歷》，南朝宋何承天造，“元嘉”為年號，辛棄疾詞云“元嘉草草”，正其時也，其兵法“草草”，歷法又如何呢？不過數十年，至梁而終。

但在日本，它卻傳了100多年，從公元554年傳入，直到697年才廢除，后改用唐朝《儀鳳歷》，該歷原名《麟德歷》，乃唐高宗詔令李淳風所造，于麟德二年（665年）頒行。然至開元二年，僅40年，又出了問題，或曰“不亦近兒戲乎”？日本在文武天皇元年（697年）至天平寶字七年（763年）采用《麟德歷》，因為是唐朝儀鳳年間傳入日本，所以，又稱《儀鳳歷》，進入奈良時代，就用此歷。后來，唐改用《大衍歷》，日本也跟著用。由圣德太子推廣的，便是《元嘉歷》。此歷雖非由其引入，但以之賦能于國體，并且普及于社會，則為其首功。

他兩手抓，一手抓歷史，一手抓歷法，以此兩手，提撕其國體，一如太史公所言，此乃“究天人之際”——歷法為“天”，他“究”天時以立法；歷史為“人”，他“究”人文以成史。

然此天人兩手，之于圣德太子的取舍，已然失衡，其于歷史，有了獨立心，可謂自覺，讓歷史跟中國脫鉤，化為神話。故日本神話有一特點，即為國家神話。各族神話，皆始于開天辟地和造人，唯有日本神話，一上來就締造國家，其欲消除彌生時代和古墳時代的中國影響，以獨立的神話建設一個獨立的國家。

然而，在歷法方面，他卻沒有自覺，依然追隨中國，用中國的歷法來管理日本時間。由此看來，他是天歸天，人歸人，采取了從實際出發(fā)的天人相分的立場，非以儒術天人合一。

對于以神權立國的日本來說，其當務之急，是神，而非天，即以神話的方式，處理好神人關系，建立其歷史的譜系。故其國家觀念趨于神道，以天皇為主導，而非以天命、天道。

有了獨立的國家意識，還要有個獨立的國號。“倭國”之名，乃漢家古史稱呼，非其自稱。其自稱者，先以“大和”，后以“日本”。稱“大和”者，以其國族之性自立；稱“日本”者，以其國體神性自命。前者，受了儒教影響，表達“和為貴”主張；后者，受道教影響，以泰皇為天皇。

以道教修史開國，以儒教建制理政，此二者之于圣德太子均已大成，放眼中華，其于儒、道之學，可謂“舍我其誰也”！然自漢、唐以來，中華建國大業(yè)，已從儒道互補，轉向儒道釋三教合一。其于儒道并用雖已應手，于三教一體，卻未得心，故以遣唐使來華求學，然其重點已轉向佛教，以佛法為日本立心。

脫倭入唐要唐決

自漢、唐以來，倭國之于儒、道二教，拿來就用，未有請教一說，然日本之于佛教，則多有“未決”，故由遣唐僧將“未決”之文書帶到中國“請決”，請?zhí)粕饣?，謂之“唐決”。

日本《續(xù)藏經》里，收錄了六份“唐決”，由中日僧人間一問一答，每份提問，多者有30問，少則僅6問。這本來是日僧之于天臺宗章疏所思而生的難題，因其內部多歧義，難有共識，故請?zhí)粕鹨?，而有所謂“唐決”。

后來，“唐決”問題擴大化，從佛學一隅，延及整個中日關系，如以“日本”為國號，雖由其自定，但因需要中國承認，而必須經由“唐決”，畢竟當年被賜封過，獨立要有分寸。

同樣，“唐決”也要拿捏好分寸，不能過分。

唐太宗時，亦曾遣使訪日，高表仁以新州刺史奉命。新州，嶺南瘴地，人稱“廣東大法場”，言其“死人多也”。其時，新州為貶官去處，唐太宗竟然從這里，從長安城外，山高帝遠處，挑了這么一位使者，成就史上最差外交。

高氏隨遣唐使歸，經由對馬島，至難波津，日廷以船32艘及鼓吹、旗幟等迎于江口，迎來高氏一行，引導至館，另以專人安排入館，賜神酒，甚歡。然而，卻在宣旨儀式上與日廷發(fā)生禮儀之爭，他要求天皇面朝北，跪拜接旨，遭拒，不宣而去。

高氏此舉，還以為他在新州當刺史，全然不以外交為意，以天皇為下吏，聽宣而已，史評高氏“無綏遠之才”。“無綏遠之才”，此乃事后言。當用人時，太宗定然不這么認為，但他未有經歷隋煬帝那一番“日出天子”問候“日落天子”的遭遇，尚未觸碰倭國追求“日本”的獨立的國家意志，故其對于“日本”多少有些隨意，皇帝有多隨意，臣下就有多任性。

任性之外，還有可能，就是高氏受了驚嚇，因其驚魂未定，而言出如箭，一時便收拾不住了。他受何驚嚇竟至于此？據《唐會要》卷九十九之“倭國”條載，高氏自云，曾“路經地獄之門，親見其上氣色蓊郁，又聞呼叫錘鍛之聲，甚可畏懼也”，這有可能是由于航海的生理反應，產生的恐懼性幻覺。將一個世家子弟從山溝里提撕出來，投放到未知的大海上，會有什么樣的感覺？如此問題，唐太宗似乎從未想過。漢、魏時期，中國以帶方郡，君臨朝鮮半島，遙控倭國，可謂得心應手，太宗何不沿此老例，從遼東派出使者，駕輕就熟，以期那一帆風順呢？

史稱太宗“知人善任”，何以他用人如此也？還有比經過地獄驚嚇的任性更為“任性”的嗎？乾隆皇帝之于馬戛爾尼，大清朝的“任性”，還真就不值一提了。

馬戛爾尼來到中國，不跪中國皇帝，因為跪與不跪，不僅有關人格，還關乎國體，所以，不跪有不跪的道理。而中國方面，清廷訓斥馬戛爾尼，亦自有其訓斥的道理，既來中國求見皇帝，見了皇帝，就該遵守拜見皇帝的禮儀，不要求從思想上拜，從信仰上拜，但最起碼要入鄉(xiāng)隨俗，從面子上，也得拜一拜。再說，清廷要求的是來使，它并未派使者到英國去向英國女王宣旨，要求英國女王必須跪拜，若果如是，中英戰(zhàn)爭就不會等到鴉片戰(zhàn)爭的時候，有可能在乾隆朝就爆發(fā)了。

唐使如此傲慢，將大唐帝國那不可一世的派頭表露無遺，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欲念推到了無以復加的極致，促使日本在朝鮮半島問題上同中國從合作轉向全面對峙。

不過，大唐就是大唐，同晚清不一樣，同樣的傲慢，但結果卻不一樣，一個把人打了，一個被人打了，一個成了刀俎，一個成為魚肉，何以差別如此之大？關鍵在時運。“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在國運的風頭上，連豬都能起飛，那便是大唐的運勢。一旦運去，黃龍變病蛇，即是晚清格局。

其時，交了好運的，不獨大唐，倭國亦然。

大化改新后，倭王要“改新”為天皇，倭國要“改新”為日本，又不想征求中國意見，不想看大唐眼色，不想再領教中國皇帝的傲慢，所以，打起了朝鮮半島主意，與大唐角力。

試以角力，爭取天皇自命，實現日本自立。

唐高宗時，因朝鮮半島局勢，日以遣唐使，要介入半島政治，《唐會要》里，“高宗降書慰撫之”曰：“王國與新羅接近，新羅素為高麗、百濟所侵，若有危急，王宜遣兵救之。”

但日方我行我素，不聽建言，援手百濟，絕交新羅，與大唐對立，為顯示其實力，還動起了小心思，《日本書紀》里有這么一條，說日本“使于唐國，仍以道奧蝦夷男女二人，示唐天子”，以此告示大唐，日本亦有朝貢國，可以和中國平起平坐。此舉，使大唐警覺，故再有遣唐使至，即“幽置別處，閉戶防禁”。

巨人夢的泡沫一旦泛起，小豆男就“作”起來了，把自己當作釣鰲巨人，來與大唐一戰(zhàn)。

660年，唐滅百濟，倭欲復之。兩年后，倭船百余艘，護送百濟王子復國。第三年，又兵發(fā)數萬，放舟千艘，與唐師戰(zhàn)于白江口，其時，倭眾唐寡，自以為必勝，不料，一交手就被大唐碾壓，倭以舉國之力，負重如山，可在大唐看來，則不過一碟小菜，一夾而已，畢竟體量不同，倭國小舢板怎敵大唐樓船？

唐乃百戰(zhàn)之國，內戰(zhàn)外戰(zhàn)兼修，東洋西域通吃，戰(zhàn)于天下，百戰(zhàn)不殆。倭居小島，罕見江河之大，難言平原之廣，提到高原，還以為在天上——“高天原”，如此這般，怎能角力大唐？當巨人的泡沫碰到了真正的巨人，想想那結果會怎樣？

本想一戰(zhàn)“改新”——因其“稍習夏音，惡倭名”，欲“更號日本”，結果力有未逮，被打回原形。比“武”失敗——巨人夢醒，“日本”泡湯，于是改“文”——回到小豆男，應了那句“小的是美好的”的格言，大唐看“小日本”越看越順眼。

唐將劉仁軌自白江口一戰(zhàn)擊潰倭軍后，新任帶方州刺史，控引倭國。665年，百濟鎮(zhèn)將劉仁愿派郭務悰使日，重啟漢、魏方式。倭則棄武從文，退出半島政治，轉而補習中國文化，其結果，用武力強求未能得到的，反而以文化認同的方式達成了。

有人認為，白江口戰(zhàn)敗以后，對倭國產生的影響，就如同明治維新時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一樣，舉國奔走，全力引進敵對國家的體制和文化，正是這一點，使倭國變成日本。但有所不同的是，日本唐化并非從白江口之戰(zhàn)以后才開始，而是自秦、漢以來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程，隋、唐時期，唐化加速，而有大化改新速成，然而，欲速不達，白江口戰(zhàn)之后，“改新”受挫，但未退縮，反以“脫倭入唐”為其國策，正如明治維新時“脫亞入歐”。“入唐”以后，倭國迅速進入“唐決”時代，不但政治上向大唐看齊，通過“唐決”成為律令國家，而且在文化上，也以大唐為標準，要求對所有“未決”的問題進行“唐決”。

奈良時代，以大唐法系為依據，出現了倭國律令化的第一個“唐決”，那便是天智天皇時期制定的《近江令》?！督睢纷鳛?ldquo;日本最初之法令”，即取自唐令，可以說它是大唐法系在東洋結的第一個律令之果。

此后，堪稱“唐決”典范的《大寶律令》，從內容到形式，也來自大唐《永徽律》，尚可見其母法，還是當時唐律。

《大寶律令》由律6卷、令11卷組成，律，為刑法，令，是國家行政制度和戶籍、田制、稅制、兵制及司法制度等規(guī)定，其中包括天皇的職權、官制、學制及等級制度，相當于行政法、民法、訴訟法，《令義解》以之作為國家的基本法予以重視。

《大寶律令》，由文武天皇下令，大寶元年（701）制定，大寶二年（702）推行，就在推行的那一年，作為《大寶律令》主纂人員，粟田真人被任命為第七次遣唐使遠赴長安，這一次，他帶來朝貢的寶物應該就有《大寶律令》，此來中國交作業(yè)，不但要展示其唐化的政治文明成果，還要來請示中國女皇的“唐決”。

六月，他從筑紫（今九州福岡）出發(fā)，十月之前，就已經到達長安。士別三日都得刮目相看，何況國別30年，那就更要令人瞠目了。日本史書《續(xù)日本紀》曾記載其事跡如下：

初至唐時，有人來問曰：“何處使人？”答曰：“日本國使。”我使反問曰：“此是何州界？”答曰：“是大周楚州鹽城縣界也。”更問：“先是大唐，今稱大周。國號緣何改稱？”答曰：“永淳二年，天皇太帝崩?；侍蟮俏?，稱號圣神皇帝，國號大周。”問答略了，唐人謂我使曰：“亟聞，海東有大倭國，謂之君子國，人民豐樂，禮義敦行。今看使人，儀容大凈，豈不信乎？”

由此看來，他是一位很不錯的國家形象代言人，由他代言的倭國，終于被他說成日本了，《舊唐書》亦有記載如下：

長安三年（703），倭臣粟田真人，來貢方物，其職位，猶如中國戶部尚書，大唐女皇武則天賜宴于大明宮麟德殿。

我們看他外表，見他“冠進德冠，其頂為花，分而四敵，身服紫袍，以帛為腰帶”，美輪美奐；看他氣質，以其“好讀經史”，發(fā)為“容止溫雅”，有如玉樹臨風一般。女皇賜宴于他，他被授職為“司膳卿”，與女皇共餐，不但打開大唐美食空間，還開放天聽，讓他進言，聽罷嘆曰：如此美好的人物怎能倭字當頭？

此前，倭已向中國提出變更國號申請，《舊唐書》有云：“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以其國在日，故以日本為名。或曰：‘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為日本。’或云：‘日本舊小國，并倭國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實對。故中國疑焉。”

有人以為，這是通譯有誤，而產生的誤會，其實不然，這樣的解釋，倒更像是同意更改之后的一種托詞，總不能這樣說吧：對不起，我錯了，當時我瞧不起你。外交是不會認錯的。

于是，在美食開胃、美酒開懷的快樂中，優(yōu)雅地把問題甩給通譯者，一個華麗的轉身，就讓翻譯去背外交的鍋。

當中國官員詢問來使更號之由時，就有了使者“蓋以神武天皇東征之時，于日下登陸，遂致統一全國“，而通譯卻誤譯為“日本（日下）舊小國，并倭國之地”一說，遣唐使來也說法不一，三番兩覆，中國方面，因疑其不實，遂不承認改號。

但這不過是一個細節(jié)，細節(jié)就是細節(jié)，既不能成為本質，也不能決定大體，或曰“魔鬼藏在細節(jié)里”，也許。但更多的是，魔鬼藏在人心里，人心里的想法、看法，才能反映實質。

當他心里面就這樣認為時，你要去改變他很難，當他從心理上已然接受，你再去改變他，他就會說，很容易，這不過是個小問題，改改就可以，所以，最根本的問題，在人的心理。

對于一個心理上不想改變的人，你怎么說都無用，一旦心理變化，就“心有靈犀一點通”，要心相印，才能理相通，心通，謂之奇遇，便是一見相知。女皇之于粟田真人，就是如此。

但女皇就是女皇，會克制感情用事，看得出她對真人頗有好感，所以賜他“司膳卿”，也就是陪她吃過一頓飯的人，沒有實質意義，卻有紀念意義，紀念他們的相知。

女皇給了他一個最大的禮物——“唐決”，就是同意了他將國號改“倭”為“日本”的請求，這是天皇本人親自來也不見得會有的禮物，何以就給了粟田真人？因為她看到了文明。她不但從真人身上，看到了作為其個體的風采與文采，更從他帶來的《大寶律令》中，看到了作為其國體的文明開化程度和文化發(fā)展水平，同時，還看到了日本作為一個國家的“脫倭入唐”的決絕。

唐高宗和武則天，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一個把倭國打怕，一個給日本國號做“唐決”。適逢女皇登基，其本人亦自改國號，于此興頭上，遂同意日本?！妒酚浾x》云：“倭國，武皇后改曰日本國。”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