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芝/文

徐棄郁的《脆弱的崛起：大戰(zhàn)略與德國的命運》一書從大戰(zhàn)略的角度分析戰(zhàn)前德意志帝國的決策者，是如何一步步將自己卷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血肉磨坊，并最終自己打斷了自己的崛起之路。在網(wǎng)上很多人覺得這主要是威廉二世的問題，但作者告訴我們，很多問題在俾斯麥時代就已經(jīng)埋下，甚至形成嚴重路徑依賴。

1871年1月18日，威廉一世加冕為帝，德意志帝國在法國凡爾賽宮的鏡廳中宣告成立，意味著大革命與拿破侖戰(zhàn)爭釋放出的歷史反作用力——民族主義——于此刻將邦國林立，一團散沙，專出愛發(fā)牢騷的死宅哲學家，童話王國一般的德意志地區(qū)，正式整合成外人眼中普魯士領導下令行禁止的軍事強權。

從此，“歐洲失去了一個主婦，卻多了一個主人”。然而這位主人卻發(fā)現(xiàn)，相比普魯士時代，如今變得無比強大的德意志，它的安全環(huán)境，不僅沒有改善，反而變本加厲地惡化了。用作者的話說，德國陷入了歷史上大國崛起的著名悖論：實力越是變得強大，其他大國就越是疑懼，它的外部安全壓力反而不斷增加。

而相比歷史上的其他強國，德意志的處境尤為不利，一方面德國位于歐洲中部，四周全是列強，地緣環(huán)境極其惡劣；另一方面，因為強奪阿爾薩斯和洛林，以及取代了法國在歐洲的地位，德國與鄰國法國變成難以開解的世仇，這導致德國既時刻面臨來自西邊的軍事威脅，又限制了它在外交上的行動空間。

固然領導帝國成立的首相俾斯麥，雖說以看上去非常好戰(zhàn)的“鐵血宰相”之名聲聞于世，實際上卻是一個很有政治手腕的人，堪稱梅特涅以后歐洲最出色的外交家。但即便是這樣的偉人，駕馭德意志這艘新船依舊感到無比費力，尤其是在德國的內(nèi)部結構上，存在很多難以克服的剛性問題，這些問題有些是歷史形成的，有些是俾斯麥畢竟私智不足比天、力有不逮導致的，還有些干脆是俾斯麥刻意放縱產(chǎn)生的，泰半是他的責任。

這使得德國在形成大戰(zhàn)略，或者說，任何全局性的籌劃方面都十分困難。這些困難突出表現(xiàn)在政治結構、社會結構和戰(zhàn)略決策體制三個方面。

政治結構上，左右層面，德國是一個二元君主制國家，由普選產(chǎn)生的帝國國會權力遠不如由各邦君主代表組成的聯(lián)邦參議院的同時，皇帝擁有充分的統(tǒng)治權，尤其外交和軍事上可以一人專斷。上下層面，德國則是一種聯(lián)邦制與中央集權制的混合體。一方面，各邦依舊享有主權，僅次于普魯士的大邦巴伐利亞甚至能對外派遣大使，德國的陸軍是由幾個主要邦的陸軍湊起來的，平時主要向各邦的君主負責，戰(zhàn)時才形成統(tǒng)一的德國陸軍并由皇帝行使指揮權。從機構和位置設立上看，只有帝國國會和宰相是代表帝國層面的。帝國不設各部，而是由宰相的辦公室負責帝國具體行政。另一方面，普魯士邦又強到可以單獨壓倒所有邦國的份上，它擁有帝國2/3的土地和3/5的人口，誰控制了普魯士，誰就能主宰整個德國。

這種經(jīng)過重重妥協(xié)的政體一定程度上是為了避免普魯士被帝國溶解，保證容克對德國的主導，一定程度上是俾斯麥為了他的個人權力而設置的，由于威廉一世皇帝實際上并不理政，所以權力落在普魯士首相兼帝國宰相俾斯麥手上。

可以說，帝國曾經(jīng)有機會變成君主立憲制，使議會擁有實權，但被容克們放棄了，于是也就失去了制度化的妥協(xié)機制，導致德國的領導者不得不成為機會主義者。一來，由普選產(chǎn)生的帝國議會不能決定帝國的政策，可它的許多席位，又被代表工人階級的社會民主黨和代表天主教徒的中央黨控制，而這些強大到能搗亂的群體，在政治上是作為新教徒與容克貴族的俾斯麥及其政治繼承人的死敵。二來，因為議會不足以作為民意的具體承載者，不能通過議會辯論、投票和政策妥協(xié)解決問題，統(tǒng)治者只能一點點試探民意和自己的權力邊界，揣測他們想要什么。

換句話說，俾斯麥將自己落到了拿破侖三世的處境，他有一個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議會門面，又無法在帝國議會中取得絕對多數(shù)，只能通過借力打力，以機會主義的方式維系自己的統(tǒng)治。俾斯麥有足夠的威望與手腕保證自己不翻車，但他的后繼者未必有這個能耐。

社會結構上，德國存在大量異質(zhì)難以同化的集團，即成立之初比較嚴重的分立主義和統(tǒng)一國家、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的矛盾，以及隨著經(jīng)濟發(fā)展愈演愈烈的容克地主和資產(chǎn)階級間的沖突。由于德國統(tǒng)一較晚，工業(yè)化過程又十分集中，因此德國不像工業(yè)化過程相對漫長的英、法等國那樣有足夠的時間掃除傳統(tǒng)的精英階層，或是將其吸納進新的社會經(jīng)濟結構，又因為新的德意志帝國是由普魯士的封建貴族主導建立的，這導致同時存在工商業(yè)資本家和容克地主兩個勢均力敵的利益集團，雙方都通過各自的渠道對政府發(fā)揮影響，使對外政策不斷搖擺，缺乏穩(wěn)定。

戰(zhàn)略決策層面上，德國的決策由外交和軍事組成，經(jīng)過一系列的斗爭，外交事務最終落入作為宰相的俾斯麥手中。

但在軍事層面，宰相的權力很小，由普魯士陸軍部、總參謀部和一個只向皇帝負責的軍官集團決定。而這三個主要軍事決策機構之間沒有任何實質(zhì)上的聯(lián)系，全德國的武裝力量也沒有統(tǒng)一的軍事指揮機構，都是直接聽命于皇帝。

因此當?shù)聡M行戰(zhàn)略決策時，其政治體系和軍事體系在體制上是相互割裂的，僅由皇帝一人充當兩個體系之間的結合?？梢哉f，德國在實行大戰(zhàn)略時存在先天不足的問題，并且到帝國覆滅始終未解決。作者指出，各個利益集團、各個機構都試圖使自己的權力最大化，但又缺乏完善的法律和機制規(guī)范，只能處于一種各自為戰(zhàn)的狀態(tài)。這種情況不僅不利于形成一種比較均衡的大戰(zhàn)略，而且連進行某種全局性、連續(xù)性的籌劃都很難。

因此俾斯麥執(zhí)政期間，德國大戰(zhàn)略的實行完全仰仗他的個人智慧，但即便是他，一開始也力有未逮。從德國建立起，俾斯麥便對德國的地緣困境心知肚明，但他錯判了局勢，依舊采用普魯士時代的外交手段，在國際政治中放低姿態(tài)，特別是希望用英普歷史上的結盟傳統(tǒng)來化解英國的疑懼和壓力。雖然沒有達成英德聯(lián)盟的目的，但這種低姿態(tài)確實緩解了德國統(tǒng)一后國際上的緊張氛圍。然而現(xiàn)實教育了他，讓他意識到低姿態(tài)只在風平浪靜時有用，一旦遇到危機依然改變不了各國的疑懼心態(tài)。

1875年，德國政府與天主教之間的“文化斗爭”，引起了德法之間的沖突，乃至軍事對峙。俾斯麥此時不認為法國會發(fā)動復仇戰(zhàn)爭，但他相信通過利用并加劇緊張局勢，他可以爭取其他大國的支持，以便對法國施加強大壓力，制止或延緩其軍力的復蘇，并取得一場外交勝利，以挽回被“文化斗爭”弄得焦頭爛額的政府的顏面。

于是德國政府與輿論界開始大舉宣揚法國將發(fā)動復仇戰(zhàn)爭，引發(fā)了一場全歐洲范圍的危機，這場危機以德國《郵報》題為《戰(zhàn)爭在望？》的著名文章命名。

雖然成為德國宰相，但俾斯麥的思路還停留在普魯士時代，所以他采取的是普魯士時代的措施：在遇到危機時，主動加劇緊張局勢，然后通過一系列的外交互動來迫使對手做出大的讓步。

在1871年以前，普魯士是列強中最薄弱的一環(huán)，相比強大的鄰國，它是需要英俄保護以維持大陸均勢的對象，大鬧一番并無不可。但它在統(tǒng)一后，特別是用武力打敗法奧的形式統(tǒng)一后，實力已今非昔比，它的任何挑釁性行為都會被非常認真地看待，并且很有可能刺激其他國家聯(lián)合起來對抗它，因此法奧反而變成需要被保護的對象。

于是德國的挑釁立刻引發(fā)英俄的干預，導致其被全歐洲孤立，因為法國此時出色的外交手段，它反而獲得某種程度上的安全保障，俾斯麥不得不全面撤退，反復向各國表示自己不會主動掀起戰(zhàn)爭。

自成為普魯士首相后大體上一路披風斬棘的俾斯麥此次翻車，就跟他在1871年明知道吞并阿爾薩斯和洛林會導致德法結成死仇，卻因為相信法國不久會發(fā)動復仇戰(zhàn)爭，因此需要軍事屏障保護南德各邦的錯判一樣，都是習慣過去的大腦與變化了的現(xiàn)實之間錯位，是人類的理性終究有限的體現(xiàn)。

所以對歷史偉人的無條件崇拜是一件不負責任的事情，只要是人，就會犯錯，乃至犯下大錯。但歷史偉人之所以是偉人，人的理性之所以是理性，就是因為能吸取教訓，對新世界做出回應。

1875年11月，在經(jīng)過五個月的自我放逐和深入思考后，俾斯麥越來越充分認識到德國崛起這一事實，并在接下來的幾年里逐漸形成一種深遠的、全局性的戰(zhàn)略謀劃。

這種謀劃可以歸納為三點：一、滿足于現(xiàn)狀，保持其他大國可以容忍的，力量上的相對優(yōu)勢而不追求絕對優(yōu)勢，免得超出歐洲政治格局所能承受的極限，落得查理五世、路易十四、拿破侖與全歐洲開戰(zhàn)的下場。二、德國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只能將重心放在歐洲，“世界大國”地位只有在它成為歐洲“現(xiàn)實的霸主”后才能加以追求。只要德國在大陸上還不能為所欲為，歐洲以外的利益和目標就得始終往后排。三、借鑒奧地利前首相梅特涅縱橫捭闔的經(jīng)驗，要主動地對當時歐洲大國間的互動施加影響，使各大國彼此之間的關系都要弱于它們與德國的關系。

這種謀劃具體表現(xiàn)便是重建包括德奧俄在內(nèi)的“三皇同盟”，俾斯麥敏銳地意識道，只要俄奧和德國在一個聯(lián)盟體系內(nèi)，這兩個國家就不會有太大的動力來尋求與其他國家（主要是法國）的同盟，法國就將始終處于一種孤立狀態(tài)。這樣德國在歐洲的地位和安全都不會出現(xiàn)問題。然而維系“三皇同盟”會遇到兩大沖擊：首先是英國的態(tài)度，英國不會允許大陸強國聯(lián)合起來主導歐洲事務，會竭盡全力拆散它。

然后是更關鍵的奧俄之間對奧斯曼帝國在巴爾干遺產(chǎn)的爭奪，俄國自命泛斯拉夫主義的保護者，而奧匈擔心一旦巴爾干地區(qū)的民族解放運動進一步蔓延，居住著大量斯拉夫人的奧匈帝國也可能瓦解，兩者的對立一旦激化就可能迫使德國不得不在兩者間選擇。

用作者的話說，俾斯麥明白“三皇同盟”的內(nèi)部矛盾發(fā)展到極端，就是俄奧關系破裂，并迫使德國在兩國之間進行選擇。而無論選擇哪一方，德國都是輸家。因為未被選擇的一方必然會向法國靠攏，從而使德國不得不面臨一個敵對的聯(lián)盟。在這種情況下，同盟對德國就變得十分關鍵，而對同盟的嚴重依賴將使德國喪失對外政策的自主性，最終很可能變成德國為盟友，而不是為自己的戰(zhàn)略目標服務。”

然而1875年到1878年俄奧之間的東方問題最終還是推動兩國的關系瀕臨決裂，俾斯麥在1878年6－7月間的柏林會議上施展渾身解數(shù)，防止了俄奧之間的決裂，但代價卻是俄德關系的惡化，俄國認為自己吐出俄土戰(zhàn)爭部分成果是遭到俾斯麥的出賣。

在此情況下，俾斯麥完成了人類外交史上的一場異常復雜與精彩的演出。在俾斯麥看來，以德國的實力，能戰(zhàn)勝歐洲任意一個敵人，但又不足以獨霸歐洲。所以德國的目標是防止出現(xiàn)一個敵對的同盟，特別是拆散俄國與德國敵人的同盟。

雖然法國是最直接的威脅，但根據(jù)實力對比和地理條件，只有一個包括俄國的反德同盟才可能真正威脅到德國的生存。反過來，一旦德俄友好，那么任何同盟都不足以威脅德國，德國能因此在歐洲事務獲得巨大的主動權。

但俾斯麥沒有直接與俄國結盟，在他看來，德俄直接同盟的話，因為地緣環(huán)境德國更有求于俄國，會導致德國在兩者的關系中處于不平等的位置。對俄國的依賴將迫使德國追隨俄國的冒險政策，進而卷入與自己無關的沖突中。

于是他先在1879年與三國中最弱的奧匈建立了一個反俄的同盟，這樣一方面綁定奧匈，避免其與法國結盟，又使俄國面臨地緣上二比一的劣勢，也會更好說話，更容易拉進一個“三皇同盟”中。

而為了避免刺激俄國向法國接近，俾斯麥又擺出一副要同正與俄國激烈爭奪阿富汗的英國結盟的樣子，再將德奧同盟與英德談判的消息傳到圣彼得堡，俄國的反徳浪潮立刻平息了下來，主動向德國靠近。占據(jù)主動的俾斯麥拒絕了俄國簽訂一個德俄雙邊協(xié)議的請求，而是要求俄國加入德奧同盟，這樣德國可以反過來用俄國制約奧匈，進而在德奧同盟，乃至三皇同盟中居于主導地位。

由于俄奧兩國分歧巨大，雖然兩國最終同意加入談判，但談判還是進行地很艱苦，俾斯麥不得不兩頭做工作?；ㄙM了巨大的精力后，到1881年6月18日，第二次“三皇同盟”在柏林正式簽訂。后來為了進一步拉攏奧匈，又在1882年促成德奧意三國同盟。意大利并不可靠，也不是強國，俾斯麥與意大利結盟一是為緩和奧意關于領土的爭端，二是進一步孤立法國，三是意大利與英國關系密切，進而使德國與英國發(fā)生關系。

俾斯麥擔心英國與法國會因為價值觀，以及感到自己被德俄奧意的同盟排斥在外而走在一起，重組拿三時代的自由主義同盟。但德法有難以調(diào)和的矛盾，英德沒有沖突，可英國對德國也沒有需求。是以1882年前后，德國對于英法這兩個西歐大國實際上并沒有什么可以施加影響的杠桿。而直接挑撥英法關系，又很容易被看穿，自取其辱。

于是俾斯麥表現(xiàn)出努力與法國和解的姿態(tài)，同時等待并利用英法在埃及問題上的爭吵。他并不相信德法真能和解，但還是在很多國際問題上表現(xiàn)出照顧法國的樣子，法國也明白這是為了讓法國的注意力從阿爾薩斯和洛林移開。

可因為德國的結盟政策，法國在歐陸上被孤立，不得不轉(zhuǎn)向海外，進而與英國發(fā)生越來越多的沖突。隨著兩者矛盾加劇，耐心等待的俾斯麥抓住時機，在1882年的埃及危機上使之朝德國最有利的方向發(fā)展。

在危機處理過程中俾斯麥始終保持低姿態(tài)，避免被集火，并用促成合作的形式來防止英法真正實現(xiàn)合作，最后鼓勵英國占領埃及，引爆沖突，使得英法關系破裂。可以說，到了1882年，德國的大戰(zhàn)略正式成型。通過俾斯麥的努力，在德國統(tǒng)一后的10多年內(nèi)，其實力的快速增長并沒有引起外部反彈，相反德國的主導地位還得到了列強的默認，這種國際關系史上的“奇跡”不能不歸因于大戰(zhàn)略的成功。

但這不代表決策者就可以一勞永逸，作者指出，由于形勢的變化，大戰(zhàn)略需要留出彈性，以應對來自內(nèi)部和外部力量的沖擊。這一時期德國內(nèi)部的沖擊由是資產(chǎn)階級推動，并席卷全國的帝國主義思潮，他們相信德國需要更多的殖民地充當如火如荼的德國工業(yè)的原料產(chǎn)地與商品市場。

俾斯麥并不喜歡殖民地，他認為爭奪殖民地得不償失，回報比不上投入，而且保護殖民地需要維持一只強大的艦隊，可德國因為地緣并不適合成為海軍強國。但俾斯麥高明的地方是，他用一種超出預期的方式來滿足相關勢力的政治訴求，其程度甚至超越了后者自身的主張，然后再調(diào)過頭來對其加以限制，使之處于可控、“無害”的狀態(tài)。

這是一種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思路，俾斯麥裝作激烈地與英國爭奪殖民地的樣子，等國內(nèi)熱度下降以后，俾斯麥就迫不及待地希望將殖民地扔出去。他的殖民地政策服務于國家總體戰(zhàn)略，不能使之危害國家的安全，并始終保持主動和控制。這使得俾斯麥時期獲得的殖民地占一戰(zhàn)前德國殖民地的90%，卻并沒有與英法激化矛盾。外部的沖擊還是來自德奧之間的對立，而這種對立是一種剛性的結構，想要彌合它超出俾斯麥的能力，以至于讓人忍不住懷疑俾斯麥有沒有意識到俄奧矛盾是無法調(diào)和的。

在1885年的保加利亞危機爆發(fā)后，俄奧之間出現(xiàn)明顯裂痕，“三皇同盟”在1887年宣告終結。

為了補救局勢，俾斯麥只能“雙管齊下”：一方面，盡力拉住俄國，特別是要維持住德俄關系；另一方面，加強反俄力量，同時德國自身又盡可能不涉足其中。前者的努力產(chǎn)生了德俄“再保險”條約，后者則產(chǎn)生了兩次地中海協(xié)定。“再保險”條約雖然沒有任何可以防止法俄結盟的保證，但事實上卻扮演了法俄同盟的替代品。兩次地中海協(xié)定則迫使英國承擔起支持奧匈、對抗俄國的任務，又使德國置身事外。

“再保險”條約與兩次地中海協(xié)定內(nèi)容存在許多抵觸的地方，頗類似17世紀下半頁英法荷三國互相簽訂同盟條約攻擊另外一國的風采，導致很多德國外交家無法理解。作者認為這體現(xiàn)了俾斯麥相反相成的戰(zhàn)略思維，利用國際關系與條約中的矛盾，發(fā)揮他的天才心智，操縱國家間的關系，制造無比復雜的條約體系，達到他所想要達成的效果。

如果說俾斯麥外交術有一個統(tǒng)一的法則，那就是隨機應變。可這種機會主義的玩法，后來人很難達到，在俾斯麥時代就有很多德國外交家感覺這實在太復雜太難理解。想要達成俾斯麥的效果，除了洞察力、全局觀和靈活性以外，還需要善于等待和善于自我節(jié)制。

但如前所述，德國的政體先天不足，他的后繼者缺乏威望和手腕，很難不受國內(nèi)政治的影響與干擾以等待和節(jié)制。而俾斯麥從沒有想過去修改和完善德國的決策體制和國內(nèi)的權力結構，甚至有時還以體制為代價來換取一些短期的政治收益。與之相比，作者指出的俾斯麥另外兩個問題：沒有培養(yǎng)決策隊伍和沒有教育民眾以理解他的目的，就顯得沒那么重要了，雖然問題也很大。

遺憾的是，1890年趕俾斯麥下臺的威廉二世皇帝，是一個很不稱職的后繼者。由于天生的肢體殘疾，威廉二世存在嚴重的心理缺陷，熱衷于浮夸的表演凸顯自己的強大，而不去考慮后果。他與其母親維多利亞皇太后扭曲的關系，又使得他對母親的母國英國有一種既愛且恨的心態(tài)。

更糟糕的是，他想要建立自己的個人統(tǒng)治，而不是滿足于當立憲君主。他對政治與軍事決策部門進行強烈干預，導致有幾個大部門就有幾個權力中心，相互之間幾乎沒有任何機制化的協(xié)調(diào)，處于一種純粹各自為政的局面。理論上這種局面可能有利于權力向最后的仲裁者——皇帝集中，但事實上，統(tǒng)馭這種局面需要超強的能力和雄厚的政治基礎。用作者的話說，一旦這些條件不具備，皇帝實際上只能降格為眾多權力中心中的一個，最終進一步加劇決策體制的混亂，使制定大戰(zhàn)略，甚至是實現(xiàn)某種最基本的協(xié)調(diào)都變得越來越不可能。

而在威廉二世統(tǒng)治的1890—1914年間，德國社會趨于“卡特爾”化，即國內(nèi)社會分成幾大勢均力敵的利益集團，又缺乏一個強有力的權力中心和缺乏一個公認的政治程序協(xié)調(diào)，而民眾又作為一種可爭取的巨大政治力量參與決策進程，使得各種勢力、各個利益集團直接訴諸“民意”、直接進行社會動員，以便對政府決策形成壓力，最終使國家無法形成一個連貫的、穩(wěn)定的政策選擇。作者強調(diào)，這導致德國的對外政策只能在諸多利益集團和政治勢力之間搖擺不定、隨波逐流。最關鍵的是，這種社會結構使德國只能同時追求各種相互抵觸的利益，不僅造成各種政策之間相互抵消，而且基本上得罪了所有可能得罪的國家。

也就是說，威廉二世遇到了比俾斯麥更嚴重的國家制度與社會結構問題?？扇绻f俾斯麥能駕馭住政府決策的機會主義，那么威廉二世只能被其拖著走。甚至即便是俾斯麥這般的偉人，他也只能調(diào)和保守派與民族自由派的關系，對工人運動選擇強行壓制。

于是我們看到威廉二世的德國，仿佛精神分裂了一般，得罪了所有它能夠得罪的人。

容克地主為了自己的經(jīng)濟利益，放棄了在1890年與同是產(chǎn)糧國的俄國續(xù)簽“再保險”條約，并逐步將俄國推向法國，1892年法俄建立軍事同盟，造成了俾斯麥最擔心和最恐懼的事情。在此情況下，西部資產(chǎn)階級對海外殖民地無節(jié)制的追求，推動了與英國的海軍競賽，嚴重威脅了英國賴以生存的海權，使得英國被推進與法俄的同盟當中，進一步惡化了德國的地緣環(huán)境。

而由于英德兩國上層長期以來的親密關系，與結盟傳統(tǒng)，英國本來是被兩面夾擊的德國可以爭取的對象。在這個情況下，德國只能綁緊與奧匈的同盟，最終因為失去主動，反而被奧匈反客為主，強國成為弱國的“附庸”，被其卷入與之完全無關的戰(zhàn)爭中。俾斯麥綁定奧匈，是從德國自己的主動權出發(fā)的。德國外交與軍事決策缺乏協(xié)調(diào)，各自為政的問題，使得準備軍事計劃的德軍總參謀部完全拋棄了政治考量，而德國政府對此一無所知。

雖然強調(diào)戰(zhàn)爭為軍事服務的《戰(zhàn)爭論》作者克勞塞維茨是普魯士軍官，但因為總參謀部提拔軍官只考慮戰(zhàn)術水平，不管戰(zhàn)略，于是這種氛圍下形成的軍事計劃只考慮軍事上的可能，端出來的方案將與英國軍事安全密切相關的比利時卷了進去，使得本來三心二意的英國強化了下場的決心。

威廉二世的德國的際遇，告訴我們被強人政治的光彩掩蓋的制度建設的匱乏，在強人退場以后，一旦碰上不合格的后繼者，要付出的代價會有多么大。而有關制度的缺失，俾斯麥執(zhí)政這么多年對此毫無自覺，甚至自鳴得意，無疑是要背負很大的責任。畢竟，被無意義揮霍的時間，是從來不會再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