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展君 劉蒙之/文

《記憶之城》是知名作家袁凌創(chuàng)作的一本非虛構(gòu)小說，小說以第一人稱為視角，采用回憶式的自我敘述，展現(xiàn)了作者眼中舊魚城的景象。“魚城”的原型是重慶市，即“渝城”，小說記錄了作者大學畢業(yè)之后來到魚城工作，作為一名跑街記者接觸到的許許多多的社會底層群體的故事，其中穿插著作者與好友、妻子、同事之間的相處。

魚城是長江中上游地區(qū)的經(jīng)濟、金融、科創(chuàng)、航運和商貿(mào)物流中心，也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但袁凌卻沒有著眼于魚城光鮮的一面，而是將目光聚焦在底層人民的辛酸遭遇上。伊塔羅·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一書中曾說：“從這面到那面，城市的各種形象在不斷翻番，但是卻沒有厚度，只有正反兩面：就像一張兩面都有畫的紙，兩幅畫既不能分開，也不能對看。”袁凌關(guān)注著那些沒有被主流聲音所發(fā)現(xiàn)的城市的另一面，他像詩人一般多愁善感，又兼具媒體人的敏感和銳利，三年的魚城生活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而今他將這些回憶細細揉碎鋪開，城市在他的筆下變得富有層次。正如序言中所寫到的那樣：“我希望用某種沒有淘洗和打磨得過分光滑的文字，保留魚城和它生活的內(nèi)情，摩梭之下仍能感觸疼痛和血肉，以此來紀念那些姓名連同印痕一同消失的人，那個加速疊壓在新的欲望與變動之下的時代。

被折疊的地下城

這座城市撲面而來的是潮濕、黏膩的氣息，使我想到魚城特色九宮格火鍋上蒸騰的熱氣和厚重的牛油。主人公對這座城市背后細膩的刻畫，掀開了魚城被折疊起來的另一面。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對各種氣味的描寫。例如“街面是稀臟的爛泥，行人腳底踩著自己的黑色倒影，對面市場飄出剩余的爛菜葉味道，幾個垃圾桶總是委屈地頂著劈頭蓋臉的垃圾，而不是安穩(wěn)地裝在桶里。”這是“棒棒”們棲身的地下廉價旅館。“數(shù)不清的大魚在平臺上的塑料容器里翻騰，水變成了深紅色，看不見里面的魚，難以想象在其中怎樣呼吸。腥臊的血氣籠罩著碼頭，似乎它們在斷氣前已被殺害。”這是江邊碼頭臟亂的菜市場。“居民樓外邊有一些干枯變黃的大豆地，一個老婆婆在地里忙碌。走到這里，聞到一股特別的氣息，讓人不適卻含有某種熟悉。”這是水泥繃帶也掩蓋不住的地下坑道的污水氣味。“從高處泄落，惡臭和嘩嘩的水聲一起傳得很遠。水聲聽來正像是書中說的野貓哀嚎，我佩服先人們想出了這樣貼切的名字。”“也許哪里存在著一個腐爛神，軀體不斷流出血腥之水。這個龐大冗長的軀體就隱藏在魚城內(nèi)部鋼筋水泥樓、玻璃幕墻和泥土、植物之下，開了一些口子，日夜在腐敗消散。”這是傳說中藏匿著各種陰謀故事的野貓溪。還有身上帶著腐爛白菜葉味或者黏糊油煙味道的舞女，這些是黑夜散盡，她們白日里在菜市場、在餐館討生活留在身上的抹不去的痕跡。這些難聞的味道是貧窮的味道，是奔波的味道。

文藝作品中，也常有關(guān)于氣味的隱喻描寫。韓國電影《寄生蟲》里面有個很清晰的主題：貧富的差距，階層的分化。影片第一個鏡頭就是窮人家半地下室里晾曬的襪子。襪子是一提起就想捂住鼻子的敏感私物。窮人家“入侵”富人家打工，即使偽裝，也讓最無邪的小孩“識破”。富人家的小孩說：他們有一樣的味道。窮人是什么味道？是地下室的霉味，擠地鐵的混雜味，是惡劣生存環(huán)境下無孔不入的窮酸味。氣味劃清了底層與上流的界限，氣味的符號隱喻著貧窮與奔波的烙印。

《記憶之城》
袁凌 /著
花城出版社
2022年3月

魚城依山而建，其獨特的城市規(guī)劃風格讓它具有立體的結(jié)構(gòu)，這也讓密集的樓宇和棚戶區(qū)帶給人壓抑且割裂的感覺。“過于龐大的體量，在細雨天氣中仍舊在發(fā)酵，不能安分的待在下半城。”“靠外的板屋拆除了一半，伸著長短不齊的檁條茬子，像被劫掠過的山寨。”“陳天指給我看兩幢灰色的舊樓房，由于建在地基狹窄的坡上，他們彼此獨立卻緊貼著，幾乎插不進去一根針，彼此僅僅吸引又排斥，像是那個年代的階級斗爭。”“坡上是密密麻麻全無規(guī)則的居民樓和門面，彼此不留余地疊壓在一起，似乎此外的世界都不算數(shù)，一定要擠在這一塊，簇成一個混亂緊密的圓心。”但密集、擁擠的城市帶來的不是滿足，而是空虛和飄零之感。人的身份與戶口捆綁在一起，不斷地有工作人員定期打來電話，用始終如一的語氣和音色，詢問是否要延長戶口掛靠和繳納檔案代管費用。但這種聯(lián)系帶來的同樣不是穩(wěn)定和歸屬感，而是不斷在主人公心中敲打著：你的身份還只是掛靠在某個地方、某顆釘子上，只需要不知從哪里來的一陣風，就能把它吹落。人的自由和靈魂，仿佛也被困在機械的電話提醒聲中，困在密密叢叢、五方雜厝的樓宇之間。

使城市個性消散的網(wǎng)紅化

“魚城變了。它在順從、滿足外來的想象。”

故事的第一部分，主人公在2019年重回魚城，他的所見所思里，充滿了對魚城現(xiàn)實景象和久遠記憶的不斷穿插描寫，表達了對魚城不斷網(wǎng)紅化的無奈和擔憂。他從華新街到達魚澳橋，經(jīng)過嘉陵江來到魚中區(qū)，一路留心辨認著曾經(jīng)無比熟悉的世界。此時的魚城正在召開著一場盛會，同一時間里，一個叫小芹的舞女跳江自殺。老街區(qū)開始了改造，留下一個略顯突兀的十八梯，像是徹底爛掉的軀體中的一根脊椎，被上半城的重量壓得彎彎曲曲。沿江索道不再是供人們通勤的必經(jīng)之路，而是變成了只針對游客的旅游景點，用時下大熱的電影海報作為宣傳的噱頭。洪崖洞變成了精心設(shè)計的茶樓酒肆，設(shè)計的靈感是日本的動畫電影《千與千尋》，駐唱的歌手們操著不屬于本地人的口音，曾經(jīng)散發(fā)惡臭的翠湖瀑布周圍，徹底變成了優(yōu)雅的住宅社區(qū)……一切都在讓位于游客，讓位于人們頭腦想象出來的魚城該有的樣子，而真實的魚城反而被掩蓋了。

近些年，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的發(fā)展，因為一段文案、一個視頻或一個普通人出圈的城市實在不少。如廈門、西安、成都、理塘等等，在碎片化、拼圖式的勾勒，流量與表達的重復(fù)性刺激之下，一瞬間一座城就可能變成一個“頂流”。但在城市的特質(zhì)與個性被充分挖掘之外，過于同質(zhì)化的營銷手段讓城市形象越來越標簽化。相似的景點，相似的旅游紀念品，相似的網(wǎng)紅店鋪，讓外來游客的體驗越來越千篇一律。但軟實力的背后應(yīng)當是硬產(chǎn)業(yè)，城市的吸引力，是綜合經(jīng)濟實力、傳統(tǒng)底蘊、特色文化與科技、人口互相作用下的結(jié)果，一味進行網(wǎng)紅化的運作，只會讓城市喪失原本的個性。

“他順從了，所以死了，但是死了，才有活下去的可能。”網(wǎng)紅化也許是老城市重新煥發(fā)生機、獲得關(guān)注的無可避免的一條路。但粗暴地遮蓋住城市丑陋的一面，只會留下暫時休眠的病痛，等待未來的爆發(fā)。就像翠湖附近被包裹住的瀑布。這條舊日生活的瀑布并未減弱聲勢，像一個意志未全被囚牢磨損的囚徒。“如果繃帶瞬間破裂，瀑布恢復(fù)本性，山谷彌漫腥臊水霧，谷底優(yōu)雅的社區(qū)消失，翠湖決堤泛濫，高尚樓盤遇難，只有銹蝕的鐵軌幸存。”腐爛的氣味并不會被徹底包裹起來。如何讓城市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要在“網(wǎng)紅化”的過程中尋找平衡。

掙扎生存的底層人

故事開篇就是對十八梯頂端平臺上跳“壩壩舞”的中年舞女的描寫，她們骨瘦如柴，面目黧黑，文中的小芹是這個舞女群體的一個縮影。年輕的時候在印刷廠做事，下班后輾轉(zhuǎn)舞廳里，直到年齡越來越大，一層層的年輕女孩兒冒出來走上她曾經(jīng)的路，隨著舞客越來越少，只能轉(zhuǎn)移到壩壩跳舞，再后來得了乳腺癌，在沒錢醫(yī)治的窘境之下跳江自盡。這就是一個曾經(jīng)如花似玉的女孩絕望的一生。

底層生活的艱難不斷體現(xiàn)在小說的字里行間。50多歲的晚報發(fā)行員，在賣了一上午的報紙之后，坐在階梯上靜靜地死去；背著冰箱的棒棒，一步步爬上六樓，背部深刻的勒痕像是受了某種鞭刑；俯伏于機器的工人們，穿著白色的床單式的服裝，在千萬錠棉紗紡錘間像一些白色的蟲子……這樣的場景日復(fù)一日重復(fù)地發(fā)生在魚城看不見的角落，苦難背后是沖不破的階層和無法掙脫的命運，底層平凡人的生活與城市網(wǎng)紅化的一面割裂開來，讓我們無數(shù)次目睹生命在各種重壓之下的扭曲與變形。

從《寂靜的孩子》、《青苔不會消失》到《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對普通人生活現(xiàn)狀的關(guān)懷是袁凌近些年的非虛構(gòu)作品一直關(guān)注的主題。雖然小說大多著眼于普通人，但這些普通的，掙扎生存的底層人，并沒有被簡單粗暴地標簽化為一個完全愚昧、落后的群體。他們呈現(xiàn)出的生活面貌往往是更加真實的，因為他們才是大多數(shù)，他們不會為自己發(fā)聲，因此更加需要人們向下投射的目光。他們的努力、不屈承擔住了生存的艱難和人性的重量，也因此能夠反映出一個特定時代的時代精神。

袁凌筆下沒有絕對的焦點人物，他關(guān)心著盡可能多的人，每一個人物就是一個故事，每一個故事既有共通的聯(lián)系，又有獨立的價值。他沒有摻雜過多的個人情感，亦或是出于公益的目的進行呼吁，他冷靜地觀察，平和地講述，作為一個傳達者而不是俯視者，讓一個個普通生命平等地矗立在一座城市發(fā)展的時代長河之中。

知識分子的自我尋覓

這種平視的角度也許不僅僅是“已識乾坤大，猶憐草木青”的關(guān)懷，更是源于主人公曾經(jīng)歷過相似的困苦所生發(fā)出來的悲憫和共鳴。主人公在魚城的工作經(jīng)歷稱不上愉快順遂。人到中年，婚姻告急，欲望得不到填補，懷揣著新聞理想?yún)s做著一個似乎并不比采訪對象高尚多少的跑街記者，完成著一個又一個豆腐塊新聞的工作指標。他回憶著生活中的插曲，語言戲謔卻又體現(xiàn)著生活的窘促與無奈。囂張的小偷，在他的家中分文未盜，卻用拉屎的方式來示威；自己寫下的文字不能自己做主，除了要接受上面的審查，印刷廠的校對女人，也要逼著他將“國民政府”改成“國民黨政府”，將“腦滿腸肥”改成“滿腦肥腸”；一場突如其來的重病又使他不得不暫停工作，多年后仍有陰影。

小芹的自殺死亡是主人公重回魚城的契機，他在與故人的會面中，在昔日?；顒拥牡亟缋铮匦聦ひ捴约簭那暗纳詈圹E，思考著自己的人生。但不論是已故的朋友沈文明，還是伴游的陳天，亦或是他自己，都仍然和從前一樣深陷困頓，對現(xiàn)狀和未來感到迷茫。主人公和他的同事們，始終在尋覓自己的定位與價值。他們有自己的原則，心中的正義感和使命感時不時地冒頭，比如陳天想要照顧和贍養(yǎng)那位與房間里的骨頭共同生活的老太太，主人公去采訪蒙冤的傅玉強，遭遇侵犯后投案無門瀕臨死亡的紅萍……但是他們這些有棱角的一面只是偶爾閃現(xiàn)，更多的時候他們保持著一種被生活打磨過的麻木與無可奈何。譬如主人公面對向他尋求幫助的李素琴，內(nèi)心反復(fù)糾結(jié)和郁悶后選擇婉拒；陳天本想為打成“右派”的教師夫婦寫一篇稿子，卻因為自己的懶散錯失了時機。而在感情生活中，他們也是矛盾的。他們在婚姻里渴望溫情和親密，卻又在伴侶逐漸提拔、成長的過程中生發(fā)出自卑和危機感。他們渴望從底層乖順、勤勞的女孩子身上找尋慰藉，卻短暫接近又離開，身體的一半被世俗欲望支配，另一半又在煙霧繚繞中思考著愛與哲學的話題。

有位記者同行說過：“做調(diào)查記者最容易帶上‘正義’、‘良知’、‘為民請命’的帽子，這里面有虛榮心，也有真誠，但確是記者在困境中堅持下去的動力之一?，F(xiàn)在如果要把帽子摘下，有風雨時也許無可蔽頭。”千禧年代畢業(yè)的知識分子，保有著赤誠和幻想，但身處風云激變的世紀之交，又做著與市井緊密相連的記者工作，他們夾在下半城與上半城之間，忍受著與下半城同樣的痛苦和與上半城同樣的孤獨，似乎不屬于任何一個階層。目睹了真誠與謊言，光明與陰暗，希望與落寞，這樣的變化可能是無可避免的。他們的命運似乎和這座老城的湮沒，具備相同的屬性：被時間反復(fù)埋葬真相不明的過去，現(xiàn)在行進中的困惑和停滯以及無所歸宿的未來。

過于龐大擁擠的高樓已經(jīng)將整個渝中半島的地貌踩在腳下。過往的魚城生活在高角樓下的縫隙里，找不到位置。朝天門、小妹、黑舞廳，精典書店、燒白、吊腳樓還有兩江匯合的漩渦潮涌，都在網(wǎng)紅城市的光影之后消失，也許不久之后就會變成年輕人們聽不懂的詞匯，消散在時光里。對于一群群涌向洪崖洞、來福士、洞子火鍋、小面館和乘坐長江索道的外地游客來說，魚城沒有記憶，只?，F(xiàn)在閃閃發(fā)光的散落鱗片。飛速發(fā)展的城市甚至讓許多本地人也感到自己完全是個陌生人，記憶也被過于龐大和喧囂的當下全然覆蓋了。

有人曾評價莎翁對筆下的眾生，只讓其上臺亮相，謝幕下場，任其喜怒哀樂，生死浮沉，卻不做道德評判。但是他從人性的深度去了解人，剖析人，卻是一個無形的“最深刻的道德批評”。袁凌也應(yīng)該是抱著這樣的初衷，想要重建他心目中的魚城，雖然老城的樣貌注定會消散，但很幸運有這樣一位作者，趁記憶還新鮮時將它凝固下來。正如他在此前的《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一書中所寫到的那樣：“在這樣的人世蕭條面前，我想要做的是游戲中的記錄者，請身邊所有的人留下遺言。如果有人沒有遺言，就記錄下他們的沉默。不僅是人，也包括用另一種語言說話的狗、樹木、蜜蜂和河流。”

（作者劉展君系陜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國際非虛構(gòu)寫作研究中心碩士研究生；劉蒙之系陜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國際非虛構(gòu)寫作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