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法國黃馬甲運動兩周年，IC Photo)   

程小牧/文

法國社會學家、批評家迪迪耶·埃里蓬的著作《回歸故里》中譯本在出版至今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出人意料地成為熱銷之作，這在近年來非虛構類法文引進版圖書中實屬罕見。作者通過一次痛徹心扉的返鄉(xiāng)之旅，試圖重新認識自己竭力擺脫甚至拋棄的工人階級家庭，在自傳式敘述的外殼下，將隱藏至深的關于自己出身的創(chuàng)痛經驗、個人奮斗歷程和法國二戰(zhàn)后外省工人社區(qū)生活圖景勾勒出來。

故事類似加繆的自傳《第一人》——第一個走出了自己家庭所屬的階層，完成社會身份晉升的人，而敘述則呈現為另一個高度上的反思——一個獲得了話語權的知識分子回望那個被剝奪、被禁錮、被犧牲的群體，帶著親歷者真實的憤怒而不是上等人故作姿態(tài)的良知，從破除自我欺騙開始，揭示階級身份形成中的屈從與主體化過程在今天的法國究竟意味著什么。

這本書在法國國內遭遇的戲劇性轉變——在十年多的時間里，從出版時反響平平到成為的各界矚目的話題焦點——這既是它得以出現在我們視野中的前提條件，也為我們打開了思考近一二十年來法國社會最新變化的絕佳視角。

當預警成為現實，

舊階級與新矛盾

埃里蓬在《回歸故里》之前從未以“我”的聲音講述個體的現實經驗。雖然此前作者在論述其主要議題——性少數群體的身份認同時，并未隱藏自己作為同性戀者的立場。而這次他邁出了艱難的一步，他將借以分析社會與他人的理論工具運用于自身，如同將一把鋒利的手術刀劃向自己，對于他個人的寫作來說，達到了某種超越。

父親的亡故，是這次回歸之旅的契機。家庭與階級的叛逃者，第一次直面自己出走的軌跡：出生于1953年蘭斯城郊貧民區(qū)的迪迪耶·埃里蓬，父親在工廠做工，母親是傭人和洗衣工，他是家里四個孩子中唯一一個上完初中還繼續(xù)讀書的孩子。道出這些事實竟如此艱難，埃里蓬不斷自問，為什么談論自己的出身，比承認自己是同性戀者更讓他感到羞恥，以至于他一直以來都諱莫如深。

父親的死讓作者感受到某種赤裸的真相，讓他卸下巴黎拉丁區(qū)知識分子的面具，返身于蘭斯最底層的家族譜系：德占期的卑微求生、戰(zhàn)后繁重的生產勞動、廉租房里眾多兄弟的窘迫日常、在酒精與絕望中毀掉的親友、社群的仇外與恐懼、對同性戀者的暴力等等。盡管力圖對自身階級遷移進行客觀化的審視，將對家庭歷史的回溯上升為對一般工人階級的反思，但推進和成就這本書的最強烈的動力，是一種長期被壓抑的情感，源于一種深深的羞恥感。這種感覺是生來就被強加的，屬于一個被侮辱、被剝奪的階級。“我是屈辱的產物，恥辱之子”，作者反復寫道。這種恥辱從他所歸屬的家庭萌發(fā)，以至于他害怕好友知道他的住址，他祈禱永遠不要在同學面前遇見騎著電動車給咖啡館擦玻璃的外祖父。這種“上等人和下等人”的區(qū)分，這種難以逾越的界限、日益擴大的差異與鴻溝，正在造成更為可怕的分疏和仇恨，直到遍及整個社會肌體。

出版之初，僅有少數媒體對《回歸故里》做出反應，《世界報》談到它對“還鄉(xiāng)”這一文學母題的回歸，多少代表了書評界興味索然的態(tài)度?！犊靾蟆氛业搅艘粋€較有沖擊力的說法，將埃里蓬的書稱為“了不起的社會出柜”（formidable coming-out social）。將坦承自己的階級出身比喻為“出柜”——這是作者的再一次出柜，比性取向的出柜更為痛苦，這確實道出了《回歸故里》的某種本質。

然而，戲劇性的變化發(fā)生了，在這部書問世十年后的2019年，法國主流媒體開始滔滔不絕、熱情洋溢地談論它，電視和廣播節(jié)目也競相邀請埃里蓬為座上賓。表面看來，這歸功于2019年1月德國戲劇導演奧斯特梅爾根據《回歸故里》創(chuàng)作的同名戲劇在巴黎上演所獲得的成功。但其實這部劇之所以備受矚目，是因為它所展示的形象與當時的黃馬甲運動發(fā)生了直接關聯(lián)。這部劇作的排演采用了多媒體形式，舞臺呈現為一個錄音工作室，女演員艾琳·雅各布在為一部紀錄片錄制畫外音，畫外音的講述均摘自《回歸故里》。同時，劇場大屏幕投映著迪迪耶的母親、蘭斯的工業(yè)區(qū)、貧民的集體住房、家庭相冊，而最重要的畫面則是戰(zhàn)后法國社會政治運動的紀錄片資料：二戰(zhàn)后法共領導人雅克·杜克洛的講話、五月風暴的街頭游行、薩特在雷諾工廠前的演講，尤其是正在凱旋門前集結的“黃馬甲”運動的示威人群。2019年1月12日的《觀點》周刊激動地評論道：“不到三個月的時間，黃馬甲運動就被搬上了舞臺。在第九次周六大游行的前幾個小時，這個周五之夜，在巴黎首演的一出戲幾乎與現實同時發(fā)生。”而劇本所抨擊的新自由主義精英的代理人們正在對面的愛麗舍宮處理政務。

并非導演奧斯特梅爾的戲劇令《回歸故里》大熱，而是《回歸故里》與黃馬甲運動的緊密關聯(lián)使得奧斯特梅爾的劇作大獲成功。這部書提前十年為未來的社會運動作出了預警和解釋：工人階級并未消亡，消亡的是抗爭的可能性，左翼政黨的失敗，民眾對代表制的不信任，工運的不復存在，最終，無聲的憤怒以一種騷亂形式爆發(fā)出來，令所有人措手不及。

2019年，在黃馬甲運動的背景下，《回歸故里》被重新閱讀和闡釋，它被閱讀的重心也發(fā)生了變化，幾乎所有人都將目光聚焦于它的第三章，埃里蓬分析了工人階級政治歸屬感的喪失與蛻變，為何以前將選票投給法共的家人現在都把選票投給了極右翼的國民陣線？那個曾經主導了二十世紀社會歷史深刻變革的階級，我們對它曾經的面貌與話語無比熟悉，如今卻如此模糊扭曲難以辨認，究竟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這些矛盾沖突又有著怎樣的來龍去脈？

三重對立的法國，

“黃馬甲”是誰？

2018年10月，針對國內能源產品消費稅的增加而導致的汽車燃料價格上漲，法國出現零星的抗議活動。增加能源產品消費稅是一項有步驟的應對全球變暖的國家低碳戰(zhàn)略，此類政策遭到抗議并不十分令人意外。然而原本無組織的抗議活動在短短幾周的時間內，借助社交網絡的組群傳播和號召，于11月17日周六在全法各地集結為一次上百萬人參與的示威活動。與一般抗議集會十分不同，這些示威人群相當混亂無序——缺乏工會的統(tǒng)一組織、沒有將活動形式和游行路線預先通報治安部門，更為嚴重的是，他們成群地駕駛機動車?？吭谶M出城鎮(zhèn)的路口和環(huán)島，使交通陷于癱瘓，嚴重破壞公共秩序。他們唯一的統(tǒng)一標志是身著熒光黃色的工程馬甲，類似建筑工人作業(yè)服，這次運動被稱作“黃馬甲運動”。

一開始，沒有人想到這會演變?yōu)橐淮纬掷m(xù)時間如此之長、規(guī)模如此巨大的社會運動。在第一次周六集結之后的大半年，他們發(fā)動了33次大規(guī)模行動，一直持續(xù)到2019年6月，在此之后，集會規(guī)模顯著縮減，但并沒有消失，零星的街頭運動一致持續(xù)到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歐洲爆發(fā)。Facebook上1500多個與黃馬甲行動直接相關的組群容納了四百多萬名成員，盡管沒有統(tǒng)一的社會身份和職業(yè)標簽，但隨著運動的持續(xù)，這些人群通過他們的共同行動和呼聲，漸漸勾勒出自身越來越鮮明的階層特征與政治訴求。首先可以確定，他們是對油價上漲最為敏感的人群生活在遠郊和外省的鄉(xiāng)鎮(zhèn)，汽車是他們工作和社交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對運動參與者的幾項研究樣本表明，他們大多數是勞動者，包括工人、雇員和個體經營者，從事工作條件惡劣的行業(yè)，面臨非連續(xù)就業(yè)的風險。絕大多數受訪者的收入在全國收入中位數以下。他們并非絕對貧困者，但工作繁重，賺的錢很少，納的稅卻很多，無法過上寬裕的生活，卻也沒有窮到能獲得社會保障體系的救濟。油價的一點上漲就可能使他們的生活預算捉襟見肘。

顯然，黃馬甲運動前所未有地暴露出中產階級的分崩離析或貧弱化。黃馬甲們脆弱的經濟狀況、強烈的被剝奪感，讓他們越發(fā)無法忍受來自城市精英的蔑視和被邊緣化。不少研究者認為，黃馬甲運動重新激活了階級問題，反對資產階級的平民大眾以勞工階層為代表而集結起來，并通過他們的政治訴求，讓所有人看到他們的生存現狀和為了改變這種現狀而斗爭的決心。

而此前，他們的聲音被長期忽視了。這與《回歸故里》這部書的命運有著令人玩味的對應關系。可以說《回歸故里》已經具體而微地揭示了這些問題，然而十年前，這樣的聲音并沒有被真正地傾聽。

黃馬甲運動的人群主體在此前一二十年間的法國社會政治中從來都不是主角。從2005年的郊區(qū)騷亂到2015年《查理周刊》遇襲事件、巴塔克蘭劇院恐怖襲擊，法國社會矛盾的焦點一直集中在外來移民及與此相聯(lián)的宗教極端化問題。黃馬甲是法國人，雖然今天法國的族裔混合程度之深已使得法律意義（國籍）之外的“法國人”概念越來越無從定義，但無論黃馬甲運動的參與者還是觀察者都不斷強調這一點，甚至有學者不惜使用“法國本地人”（franÇaisdesouche，指沒有直接外國血統(tǒng)的法國人）這樣備受爭議的概念。克里斯朵夫·吉魯伊（Christophe Guilluy）在他的《外圍法國：我們如何犧牲大眾階層》（La France périphérique, comment on a sacrifié les classes populaires ,2014）一書中曾毫不避諱地使用這一概念，認為這些生活在法國腹地的鄉(xiāng)鎮(zhèn)或偏遠郊區(qū)的“小白人”（petits blancs），既遠離都市圈近郊移民混居的社區(qū)，也遠離統(tǒng)治者和社會精英居住的“國際化和紳士化（gentrification）”的大都市。吉魯伊將過去幾十年中這些低收入法國人因大城市生活成本激增、移民的涌入而越來越遠地搬離大城市的現象稱為“被迫出走”（exode forcé），《圣經·舊約》第二卷書名《出埃及記》的法文即為首字母大寫的Exode，這一說法不禁令人聯(lián)想到失去故土的離散的猶太人。

近二三十年來，隨著互聯(lián)網的發(fā)展和高科技競爭時代的到來，受過最高等教育的技術人才、金融管理精英、信息產業(yè)和跨媒介文化藝術行業(yè)的從業(yè)者開始形成新的富裕階層。他們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是新興行業(yè)和新經濟增長點的創(chuàng)造者，與傳統(tǒng)的（如實體經濟的）中產階級或工薪階層在價值觀、消費能力和生活風格上拉開越來越大的差距。歐洲、北美和澳大利亞的大都市開始大規(guī)模地“紳士化”，也稱“資產階級化”（embourgeoisement）或“波波化”（boboïsation）。富裕階層侵入城市內部老舊的平民街區(qū)，將這些區(qū)域作為良好的投資地段，入住那些亟待整飭的公寓樓并進行翻新和物業(yè)升級。其結果是房價暴漲，生活水平指數飆升，原居住者最后可能反被新遷入者歧視，或不得不遷離至偏遠和低廉的地區(qū)以維持基本的生活品質。巴黎市內曾經的大眾街區(qū)或外裔勞工社區(qū)如馬黑區(qū)（Marais）、水塔區(qū)（Chçteaud’eau）、克里希門（PortedeClichy）等區(qū)域等都已經或正在經歷這樣的急劇變化。

另一方面，從中東、非洲等不穩(wěn)定國家不斷涌入的移民也在日益擠占城市周邊相對低廉而便利的空間資源，使得這些區(qū)域的生活環(huán)境愈加惡劣。移民社區(qū)的嚴重貧困化、教育水平低下、暴力犯罪、宗教極端主義等成為法國社會有目共睹的最為棘手的問題。在巴黎這樣的國際化大都市，貧困化和紳士化這兩種反向的轉變是同時發(fā)生的。多年來，我們把目光更多投向了前者，即外來移民所造成的社會矛盾，而對后者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這兩者所造成的各自不同的后果有一個共同之處，即使得城市工人階級和部分中產階級產生強烈的被剝奪感，甚至不得不離開大都市。

這些遷出的人群不愿在近郊移民社區(qū)生活，也不接受廉租房的糟糕條件，他們最終會選擇生活在偏遠但能擁有自己獨立住宅的地方。和農業(yè)工人、城鎮(zhèn)勞工階層一道，他們構成了黃馬甲的主體。長期以來，法國決策者們嚴重忽視了這一人群在數量上的不斷擴大，在各種政策的制定中，這一人群的利益都沒有得到充分的考量。他們與最貧困人口（底層移民）在信仰、價值觀和文化習俗等各方面有著顯著的差異，但在經濟狀況的脆弱性方面越來越類似。他們始終區(qū)別于最貧困人口，不僅社會救助政策不會照顧他們，稅收政策也絲毫不會考慮減輕他們的負擔，他們的不滿和不公正感往往最為強烈。

吉魯伊試圖提出一種新的法國社會模型，以了解構建模型的不同人群的狀況，從而預測社會的演變。他將法國分為“大都會法國”和“外圍法國”。如果再細分，我們可以辨認出從核心到邊緣的三重法國：全球化和紳士化的大都市、近郊馬格里布、薩赫勒和中東裔移民等占據的過渡地帶、以普通法國人為主的外圍和大眾法國。如果說第一重法國是自由主義者心目中國家競爭力的根本，第二重法國是左派人道主義的道德高地，那么“外圍法國”則是被遺忘的部分，甚至被夸張地看作全球化所遺棄的人群，他們占據著60％的人口和90％的城鎮(zhèn)。

一項發(fā)表在2017年11月的法國“生活狀況研究與監(jiān)測中心”（CRÊDOC）的報告強調了公共政策不合理的傾向性給某些人群造成的被遺棄感，就好像法國在放棄它一部分領土上的民眾。十分之三的受訪者意識到他們生活在一個被忽略的區(qū)域，一種在地理和社會生活中被遺棄的區(qū)域。就業(yè)、交通、教育、養(yǎng)老和醫(yī)療保障等方面的匱乏在這些地區(qū)十分突出。在黃馬甲運動中，對燃油稅和油價上漲的抗議，很快轉化為更為清晰的集中針對社會矛盾的議題：減稅、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恢復巨富稅，這些都涉及分配正義，另一個核心議題則圍繞著直接民主的制度建設。黃馬甲完全跳過工會在網上進行動員的集會抗議方式，體現了他們對工會的深深失望。不僅如此，他們對左派政黨、代議制、公共服務機構和主流媒體的不信任也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自2007年總統(tǒng)大選以來，法國選舉活動中的棄權率不斷上升，多次刷新第五共和國以來的紀錄。在黃馬甲眼中，傳統(tǒng)的左右派政黨只是標簽不同，卻都是同一種模式的政治精英，而全國性的大工會組織不斷被侵蝕，被整合進主流政治體系。如同《回歸故里》中，迪迪耶·埃里蓬的母親所說的，“左派、右派，沒有區(qū)別，他們都是一樣的，是同一撥人在出錢。”

信任危機與極右翼的崛起，

大選年的變數

隨著黃馬甲運動的爆發(fā)，《回歸故里》書中所提到的工人階級政治立場急遽向右轉的問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迪迪耶·埃里蓬在書中自問，為什么在自己的青少年時期，全家人都是支持法共的，而十幾年后，投票給極右黨派變成可能的選擇，甚至有時候非常自然呢？

六八風暴之后，青年運動的骨干們逐漸進入政府職能部門，隨后便擱置了他們在六七十年代對未來做出的承諾。他們在現行秩序中如魚得水，維護著世界現有的模樣，抹除了左派的職責。左派自十九世紀中葉開始所負有的主要職責之一，就是對壓迫和利益沖突的關注，或者說至少是意識到應給予被壓迫者基本的政治空間。1981年，密特朗的勝利終于帶來了希望，然而左派組建政府之后，這種勝利卻漸漸使平民階層的幻想徹底破滅。社會黨左派發(fā)生了很大的轉變，隨著知識界保守風氣的升溫（蘇聯(lián)入侵阿富汗的戰(zhàn)爭和蘇聯(lián)解體、東歐巨變是其背景），他們改變了某些思想基礎。如同埃里蓬所說的，他們不再談論抗爭，而是談論“社會重建”，“共同生存”的說法取代了階級關系的議題，“個體責任”取代了社會對人的規(guī)訓的話題。

壓迫的概念，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在結構上的兩極分化的問題在左派政黨的官方政治圖景中消失了，興起的是“社會契約”、“社會共識”這樣的中性概念。這改變了人們對社會的認識，同時也就改變了社會本身。但這并不能阻止那些活在下層社會的客觀環(huán)境中的人們感覺沮喪和憤怒，他們的群體被整個拋棄了，拋棄他們的人現在正向他們兜售社會團結和經濟自由化的好處。于是他們轉向了那個唯一看起來好像仍然關注他們，并試圖在演說中賦予他歷史經驗以新意義的政黨——勒龐父女所領導的“國民陣線”（該黨自2018年6月后改名為“國民聯(lián)盟”），雖然這一政黨的高層中根本沒有工人階級出身的人，但似乎只有他們明白工人階級的真實處境，指出了某些難以挑明的問題并承諾作出改變。

埃里蓬認為，人們投票給法共時，總是確信并樂于公開自己的選擇，但投票給極右翼政黨是一種頗為扭曲的否定性甚至懲罰性心理。埃里蓬的母親甚至說，自己在第一輪投票中投給瑪麗娜·勒龐，不是真的想讓她當選，而是為了給他們（社會黨左派）一個教訓。埃里蓬相信，平民投票給極右派，并不是一個穩(wěn)定而忠誠的選擇，它不是建立在共同思考而提出的利益訴求或實踐所驗證的原則之上的，它更多地涉及一種充滿敵意的世界觀（驅逐外國人、反對全球化）。另一方面，那些只想維護自己對“合理的政治”解釋權的人總是一勞永逸地把所有不符合他們認定的觀點和表達都指責為“民粹主義”，他們眼中的“人民的不理智行為”，就是他們認為不符合自己的“理性”和“智慧”的行為。

黃馬甲運動終于通過一種最為激進甚至暴力的方式宣示了自己的力量與主張。然而他們的聲音真的被聽到了嗎？這樣一次爆發(fā)究竟是導向了對話與諒解，還是加深了社會撕裂和雙方的不信任？答案似乎不那么樂觀。這次社會運動中對峙雙方的暴力程度都超乎想象。從黃馬甲的第2次行動開始，就出現了縱火焚車和打碎公交車站及商店櫥窗的暴力行為。第4次行動開始出現持械暴徒。第18次行動，有超過216家商鋪門店被破壞，右派政治家經常聚會的高檔餐廳富凱酒店被焚燒。馬克龍當局所調動的警察部隊針對示威者的暴力也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第4次行動中，當局動用了89000名警察和便衣打擊“暴徒”，并且允許他們使用可能致命的電脈沖手槍和碎片手榴彈來驅散人群。警察所使用的防爆武器造成23人失明，5人手足傷殘；沖突雙方都有逾千人受傷。

法國大媒體（如C-News、BFM等電視新聞頻道、《觀點周刊》、《巴黎人報》等紙媒）更傾向于報道黃馬甲的暴力，把街頭暴力事件的責任預先歸咎于黃馬甲。2018年12月，國際特赦組織譴責法國警察對示威者過度使用武力，濫用搜查和逮捕的權力。聯(lián)合國和歐洲委員會等機構也批評當局執(zhí)法不當。這些消息卻沒有被認真報道。歷史學家讓·加里格認為，這種強度的鎮(zhèn)壓是前所未有的。他尤其強調某些警察因個人政治立場而對黃馬甲所表現出的泄私憤式的執(zhí)法不公。

埃里蓬在黃馬甲運動中毫無顧忌地支持示威者，簡直像是某種“階級感情”的爆發(fā)，這與很多知識分子先譴責暴力，再謹慎地討論問題十分不同。2019年2月在接受法國文化臺早間節(jié)目的訪談時，埃里蓬指出，示威者的暴力是他們遭受“社會暴力”的結果，抗議示威者中混入非法之徒，這并非抗議者的過失。另外，任何群體中都會有極少數傾向暴力的人，但不能因此就指責這個群體是暴力的。埃里蓬認為，大媒體和數據操控者在不斷營造黃馬甲的負面形象，這會形成一種“另類事實”，并很快滲透輿論，“在民主中，擁有撒謊的自由就擁有改變現實的力量。”

行政部門在運動剛開始時拒絕任何談判，然而隨著黃馬甲的持續(xù)不斷的周六集結，馬克龍終于宣布燃油增稅將不會出現在2019年的財政法案中。之后他又宣布2019年將最低月工資標準增加100歐元。但多數人認為，這一舉措只是兌現了之前加班工資免稅的承諾，也沒有涉及養(yǎng)老金和失業(yè)保險的問題。隨著危機的升級，暴力沖突的加劇，馬克龍政府于2018年12月中旬至次年3月發(fā)起了一場全國性大辯論，圍繞“生態(tài)轉型、稅收、直接民主和公共服務”四大議題，以征詢法國人民的意愿。但從一開始，這場辯論就遭到批評。批評者認為，辯論由政府操縱，由政府成員領導，參與者主要是中上層階級和中產退休人員，即馬克龍的選民。在高級別磋商中，沒有任何極右翼市長受到邀請。一些號稱“獨立辯論人”的傲慢表現，進一步引起了許多黃馬甲的懷疑和厭惡。

2019年3月，馬克龍首次承認在處理黃馬甲危機時存在錯誤，尤其是方法上的錯誤。盡管如此，運動中的血腥暴力事件和某種程度上的對話失效所造成的后果是難以挽回的。

黃馬甲運動雖是無黨派的，但其政治化程度和他們所帶來的對政治認知的改變十分深刻，這是一種對傳統(tǒng)政治形式的全盤拒絕，包括政黨政治、代議制、選舉模式、媒體宣傳等等。脫胎于社會黨左派卻更傾向自由主義經濟的馬克龍政府，卻在黃馬甲運動中遭遇前所未有的重創(chuàng)。這既是因為它的政策，更是因為它施行政策的方式——與法國人日常生活脫節(jié)的精英主義已經與民眾的基本感受完全悖離，幾乎到了無法溝通的程度。

從黃馬甲運動一開始，民調研究者就發(fā)現，“自認為是黃馬甲的法國人中勒龐的選民比例極高”。該運動帶有強烈的極化政治的色彩，非常接近激進的左翼，但事實上與極右翼更兼容。在極左派梅朗雄的選民中，“完全支持黃馬甲”的人占47％，而在勒龐的選民中這一人群高達57％。許多觀察家認為，黃馬甲運動的最大政治受益者就是勒龐及其國民聯(lián)盟黨。這進一步驗證了埃里蓬早在2009年的著作中就發(fā)出的警告。2020年初，新冠病毒在歐洲爆發(fā)，結束了黃馬甲的街頭行動，但黃馬甲運動所暴露的矛盾分裂在的這場公共衛(wèi)生大災難中前所未有地凸顯和加劇。

在法國2019年5月的歐洲議會議員選舉中，國民聯(lián)盟的當選人數超過了馬克龍的進步黨，位列第一。在2020年3月的市政選舉中，進步黨再次受挫。這些都構成了2022年法國總統(tǒng)大選的政治背景。

隨著2022法國大選日期（4月將舉行第一輪投票）的臨近，除了勒龐的強勢參選，另一位更激進的極右翼候選人澤穆爾也脫穎而出。澤穆爾是極端保守主義的作家和政論記者。他近年來最著名的身份是C-NEWS電視臺“直面新聞”（Faceàl’info）這一時政節(jié)目的評論員。在這檔節(jié)目中，他自稱波拿巴主義者，言必稱拿波侖，這也是他目前的競選噱頭。他因煽動性的極端民族主義姿態(tài)，反歐盟、反移民、崇尚武力、歧視穆斯林和歧視女性等言論而飽受爭議，多次被起訴，卻獲得了大量追隨者。在澤穆爾為參選而組建“重新征服”黨之前沒有任何黨派工作經驗，也沒有任何行政經驗。這樣的總統(tǒng)候選人在第五共和國的歷史上從未有過。在2月23日的最新一次民調中，澤穆爾的支持率超過了勒龐，二人分別為16％和15.5%雖落后于馬克龍的25％，但已都超過共和黨候選人貝克萊斯的14.5％，勒龐和澤穆爾相加支持率已達到31.5%，也就是說，法國已有近三成的選民認同極右派的政治觀點，為第一多數。這在第五共和國的歷史上也未曾出現過。不過兩個極右翼候選人的出現，可能會使選票分流，實際上有利于馬克龍。

無論如何，2022年總統(tǒng)大選都將是一次刷新法國歷史的選舉，不可能不令人憂慮。我們將從中觀察到法國社會的深刻變化，這是任何一篇文章、一本書、一場運動都難以盡述的。

（作者系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