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畫   圖片來源：東方IC）

【文化的江山】

劉剛/文

資本主義的宗教樣式

古代世界有沒有“資本主義”？是個值得一提的問題。

若按照五種社會形態(tài)來說，“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近代有，而古代未有。即使有，那也是作為萌芽存在。要到了封建社會晚期，才會發(fā)出個芽來。

如果我們放下五種社會形態(tài)，換個說法呢？那就不一定了。比如說，放在國家形態(tài)上來看，國家的貨幣政策及其貨幣經濟，是否包含了國家資本主義的因素呢？還有國家之間的貿易及其對國家利益的追求所表現(xiàn)的重商主義，是否屬于資本主義的國家樣式呢？若謂之是，那么，我們就可以說，人類自有國家以來就有資本主義。

我們還可以把它放到人性論上來看，資本主義的根源就在人性好利中，正是人性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產生了資本主義。因此，從人類有了自己的生產方式，將人自身從自然界里解放出來，開始有了生產交換和社會分工，資本主義就出現(xiàn)了。就此而言，資本主義古代有，近代也有，但各有各的樣式。

佛教的資本主義，就是古代世界資本主義的一個宗教樣式。然而，佛教不是要“六根清凈”嘛，怎么還搞資本主義呢？

清凈，是針對自我修行而言的，若要普度眾生，還真得搞點資本主義，其最為明顯的標志，便是迦膩色迦王將自己頭像同佛陀頭像鑄在同一枚金幣上。試問，普度眾生最方便的法門在哪里？當然在流通領域。在流通領域普度眾生，還有什么比流通的佛幣更有力量？將國家信用建立在宗教信仰上，再以貨幣經濟開顯佛法之光。貴霜王朝發(fā)行佛幣，使佛教走在了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上。

大乘佛教，不再是那個土生土長說著巴利語的鄉(xiāng)下佬，而是在希臘化世界里說著莊嚴梵語的天之驕子，為了讓佛幣統(tǒng)治絲綢之路，還要讓佛法說漢語。

剛好，中國人來了，在通往世界歷史的道路上相遇了佛法。

本來張騫通西域，就是奔著大月氏去的，而大月氏即貴霜王朝前身，對二者漢人未加區(qū)分，一概稱之為大月氏，原指望與之聯(lián)合夾擊匈奴，但新的大月氏人，加入了太多的希臘化成分，早已淡薄了對匈奴的仇恨，加上他們已經掌握了絲綢之路的貿易通道，正是“無邊法雨瀟瀟下，不盡財源滾滾來”，能以貿易立國，何必還要戰(zhàn)爭？

印度的香料，中國的絲綢，羅馬帝國的追求，都被貴霜王朝掌握了。羅馬帝國因與安息長期戰(zhàn)爭，陸路被阻，故其與東方貿易轉向海路，從地中海到紅海，從紅海進入印度洋，來到印度。這條航道，公元一世紀就被希臘人發(fā)現(xiàn)了，這與其說是獻給羅馬帝國的一份厚禮，而毋寧說是貴霜王朝分享天賜良機，從陸上到海上，都被它樞紐。

東西方兩個最強大的帝國，漢帝國和羅馬帝國，都要通過它來連接，而它則是與之并駕齊驅的第三大帝國，它一手拿著佛幣，一手拿著佛法，往東，翻山越嶺，開辟漢傳佛教的通道；往西，漂洋過海，卻未能開發(fā)出一個佛教資本主義的新世界。羅馬之于東方，惟求絲綢、香料，其于佛法和佛幣概不需要。

而中國之于中亞，先要戰(zhàn)馬，后要佛法，以戰(zhàn)馬擊匈奴，用佛法治西域。之于佛幣，則因漢家自有銅錢，與西方幣制不同，若以君王頭像鑄幣，那便犯了大忌。君王頭像，豈能任人把握，玩于掌股？王如此，佛也如此，故但取佛法，不取佛幣。然佛教資本主義不獨體現(xiàn)于佛幣，亦隱含在佛法中，同佛法一道進入中國，并得以發(fā)展。

法國漢學家謝和耐指出,佛教東傳，不僅傳入宗教觀念，還傳入了一種“近代資本主義的形式”。這跟我們的說法不太一樣，我們認為，佛教在古代世界里存在，如何能發(fā)展出“近代資本主義的形式”來？“近代資本主義的形式”是在歐洲產生的，怎么會跑到古代東方的佛教中來？這樣未加思索的說法很可能會帶來誤會，使人誤以為“近代資本主義的形式”是從古代佛教資本主義中來的，不知不覺落入“西學東源”的套路。

其實，資本主義雖有古代、近代之分，但本質上都是一樣的，都是基于人性好利的表現(xiàn)形式，所以，看上去大抵都相似，更何況佛教資本主義里，有著廣泛的希臘化因素的存在，故與西方興起的“近代資本主義的形式”，具有古代的親戚關系。

佛教資本主義，出現(xiàn)在希臘化世界里，選擇了犍陀羅為飛翔地。為此，漢傳佛教對原始佛教作了根本改造，而有“燃燈佛授記”。盡管歷史上，佛陀從未到過犍陀羅，可“燃燈佛授記”，卻把佛陀的前世放在了那兒，把佛傳故事的開端和佛教神圣的起源——前世因果，定位在犍陀羅。

今生佛在印度，前世佛在犍陀羅，這樣安排下來，應當還有個未來佛，佛陀已授記于彌勒，彌勒會出現(xiàn)在哪里？在中國。他就是那個布袋和尚，手提著包羅萬象的乾坤袋，沒有什么他裝不進來，無論袋子里裝了什么，日月星辰，風雨雷電，還是前因后果，他背起來就走，然后，坐在每一個寺院的大門口，于紅塵中面向未來，笑口常開。

從華氏城到犍陀羅，從犍陀羅到敦煌，對應著三世佛，佛教說著漢語前往中國，那三座佛法之城，分別標志著佛教的今生、前世和未來，未來就在中國。

貴霜王朝時期，佛教再次起飛，從希臘化世界飛向中國式天下。

前一次，是在孔雀王朝，從恒河流域起飛，飛向希臘化世界，那也可以說是佛教鳳凰涅槃第一期。而這次，則以犍陀羅為中心，開啟了佛教鳳凰涅槃第二期。

本來貴霜王朝興起，從新佛教里一度發(fā)展出國家資本主義，可好景不長，在通往帝國的道路上，先是遭遇了薩珊波斯的狙擊，接著突如其來的白匈奴給了致命一擊，帝國倒下了，佛教東去。貴霜前世，被稱作大月氏，于是，從哪里來回哪里去。

想當年，大月氏人被匈奴從中國西部趕出去，一路逃亡到西域，在希臘化世界里找到了一塊立足之地，并以此為根據，逐步主宰了西域。貴霜王朝接踵而起，雖然是希臘裔復辟，但在中國人看來，他們還是大月氏，還把他們看作是炎黃子孫的一部分。

經商與傳教：向著東方的敦煌

不知他們是否還有故國之思和故土之戀，作為大月氏人的新生代，他們終于回來了，以一種最好的方式，不是以戰(zhàn)士，而是以傳教士，不是以牧人，而是以商人，他們不僅帶著佛法和佛造像，還帶著資本主義的佛光，從犍陀羅出發(fā)，往敦煌來了。

經商與傳教相結合，他們來了！不僅走出一條自由貿易的佛教資本主義的絲綢之路，而且走出一條思想共和三教合一的漢傳佛教之路，他們兩條退走路，帶著希臘化世界的思想與財富，經由龜茲，走向敦煌，走向中國式天下，他們真是如歸故里。

因太史公在《史記·大宛傳》中早就說過“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東漢應邵注《漢書》也說“敦，大也；煌，盛也”，所以，到了唐朝，李吉甫編《元和郡縣圖志》時，就接著說“敦，大也，以其廣開西域，故以盛名”，這是漢唐氣象的說法。

不過，現(xiàn)代學者卻另有說法，說“敦煌”詞源，并非來自漢語，所以，不能用作“大”呀“盛”啊的說法。他們認為，在《山海經》之《山經》第三卷《北山經》中，有所謂“敦薨”，即為“敦煌”之初名，觀此名，當為本地人稱呼的漢語音譯。

而希臘人，則稱“敦煌”為“都貨羅”，“都貨羅”即“吐火羅”，也就是原居于敦煌、祁連間的大月氏人，故“敦薨”或“敦煌”，皆為“吐火羅”音譯。

因此，漢唐之間，所謂“敦煌人”，應該就是大月氏人，在漢家天下里，以“敦煌”為城，其實就是在召喚大月氏人，召喚他們歸來，一同對付匈奴人。

倘若放在齊家文化時，他們還沒有漢語名稱“大月氏”，但總應該有個印歐語系的稱呼吧，叫什么？難道就是“吐火羅”？總之，他們的祖先早就來到這里，帶來了青銅文化，那是青銅時代的整個的文明體系，同齊家人有過那么一次“金玉良緣”。

這次，他們又來了，像他們的祖先那樣，帶來一個新的文明體系，如果說他們的祖先帶來的是以物質文明為主的青銅文化的世界體系，那么他們帶來的則是以佛教為標志的精神文明的希臘化世界的體系，于是，漢傳佛教在中國思想與希臘、印度思想的共和中出現(xiàn)，這三大軸心期文明一體化所產生的思想，是第一次真正具有世界性的思想。

從犍陀羅到敦煌，從大月氏到漢唐，我們看到了人類歷史上最為美妙的文明景觀，希臘化世界和中國式天下通過最為神圣的佛法結合，想想吧，這有多大？東西方都能裝下，不就是普度眾生？讓世界歷史的車輪滿載著人類文明運行，這就是大乘！

敦者，大也?；驼?，盛也。漢唐盛世的盛大格局，是因為有了希臘化世界的加入，不是以帝國方式，亦非以王朝面目，而是讓漢傳佛教以市場經濟安身，在文化江山立命，走了一條與文化中國相結合的路。以往，佛教在印度，與孔雀王朝結合，在希臘化世界，與貴霜王朝合作，靠著王朝擴張，它也擴大影響，隨著王朝消亡，它也跟著流亡，從印度流亡到中亞，從中亞流亡到東亞，有了文化中國托底，它可以脫離王朝自立。

從漢到唐，數百年間，興亡了好幾個朝代，更迭了數十個國家，可佛教流亡了嗎？沒有！就算王朝要滅佛，可佛教亡了嗎？還是沒有。因為它已成為文化中國的一部分。一代代王朝過去了，無論興衰，它都存在，一國又一國交替，它自有江山可居。

它接受王朝供養(yǎng)，但絕不放棄市場，它不再依靠一代王朝去追求國家資本主義，而是用佛家資本主義的方式去發(fā)展自主的寺院經濟，不僅像猶太教那樣放貸生息，如謝和耐說的使“供物資本化”，還經營土地與商業(yè)，形成如呂澂所言“以莊園經濟為基礎的義學”。佛教資本主義何以能在中國同佛教教義兼容，發(fā)展出財源茂盛的寺院經濟？在佛教到來之前，中國究竟是一塊如謝和耐所說的資本主義的僻壤，還是資本主義的溫床？

釋道儒的共和

謝和耐所言顯然忽略了中國道家思想，佛教進入中國，首先就與中國道家結合，不光在教義上和修行上尋求結合，還使佛教資本主義通往道家自由主義。

西方人習慣于站在他們固有的自由主義的立場上，來看中國道家思想，把道家的自然主義也看作是自由主義，還給它起了個名字，叫做“天道自由主義”。

不光現(xiàn)代西方人這樣看，三百年前的西方人也這樣看。最早把老子的《道德經》當做西方自由主義的源頭的，是被馬克思稱為“現(xiàn)代政治經濟學的真正鼻祖”的法國重農學派的弗朗索瓦·魁奈，他從傳教士那里了解到老子的“無為”思想，將它譯為“自由放任”，作為其“自然法則政治論”要義，這一點，很可能對亞當·斯密有影響。“自由放任”的依據是什么？當然是天道，市場背后的那只“看不見的手”從哪里來？當然也是從天道來，政府管不了，也不能管，也許這就是亞當·斯密從老子那里得到的靈感？

如果說自由主義之于中國，表現(xiàn)為天道自然。那么在西方，其自由主義的傳統(tǒng)，還是基于天賦人權。在市場經濟方面，天道自由主義具有啟發(fā)性，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就留下了一些啟發(fā)之痕，但在國家觀念上，他們信奉的則是天賦人權。

二十世紀中葉，針對凱恩斯主義，哈耶克提出“自發(fā)的秩序”，又從老子那里獲得了新的靈感，用“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反對國家干預。

時至今日，還有人主張中國應該用道家思想來發(fā)展市場經濟，美國學者鄧正萊(James?A.?Dorn)?在《中國的前程：市場社會主義還是市場道家》一文中指出：“《道德經》就是中國的自由憲章。老子關于天道、自由與無為的思想，跟亞當斯密的一樣，既是道德的，也是實用的：說它是道德的，是因為它建立在美德基礎上，說它是實用的，因為它能導向繁榮。按照天道所演化的秩序就是哈耶克所闡發(fā)的那種自發(fā)秩序。”

佛教資本主義相遇道家自由主義，比西方人早了上千年，不知佛教資本主義有沒有從《道德經》中獲得市場經濟的靈感？但佛教進入中國時，中國在資本主義方面并非像謝和耐認為的那樣，是一張空空如也的白紙，而是早已準備好了《貨殖列傳》那樣的資本主義溫床，我們從佛教史上還未見有過《貨殖列傳》似的資本主義篇章。

不光道家有自由主義的思想，儒家也有。1912年，凱恩斯在《經濟學雜志》上發(fā)表了對陳煥章的《孔門理財學》所作的書評，其中，就提到了儒家經濟學中的自由主義思想。耐人尋味的是，西方經濟學兩個對立學派的代表人物凱恩斯和哈耶克，一個提倡為國理財的儒家經濟學主張，另一位則從“自發(fā)的秩序”中看到了老子的思想，雖然都提倡自由主義，但一個要國家干預如孔門仁政，一個要“自發(fā)的秩序”似老子無為。

由此可見，軸心期思想的兩個基本特征，一是具有“永遠的現(xiàn)代性”，孔老之學，歷時兩千余年，幾乎每一個歷史時期都有人推尊，因而與時俱進，這還不是“永遠的現(xiàn)代性”？而且軸心期思想，除了不為一時所限，還能不為一地所止，不光在中國普及，還在西方流行，這就反映了軸心期思想的第二個特征，亦即具有“必然的普世性”。

佛教入中土，同時相遇了道家與儒家，道家相近，不僅在顯性的教義和修行方面多能相通，而且在隱形的佛教資本主義方面，也足以相容。而儒家則不同，佛教教義本就與儒家政治倫理犯沖，佛教要求出家，已非儒家倡導的家國情懷所能容，更何況佛教資本主義也難以納入孔門為國理財——“足食，足兵，富之，教之”的綱領中。盡管如此，儒家雖與佛教宗旨不同，但于資本主義尚能通融。

寺院經濟的發(fā)展，只要不影響到儒家為國理財的“足食，足兵”計劃和“富之，教之”的仁政方案，儒家也不是非要重農抑商，抑制佛教資本主義抬頭。所以，我們說，佛教資本主義在中國有著足夠的發(fā)展空間。

尤其在中國西域，一個文明的大熔爐——敦煌出現(xiàn)了！西域，不僅是佛法的通道，敦煌，也不單是大乘的驛站，它更是一個文明的大熔爐，中國、希臘、印度三大軸心期文明在那里融冶，形成了一個真正具有世界性的新世界，令湯因比為它喝彩。

唐代敦煌，出現(xiàn)了新世界的曙光，被寄托了人類性的理想。它比長安精彩，若僅以長安為代表，唐朝還不能稱之為大唐。要有敦煌，大唐才成其為大，長安只能代表王朝中國，而西域是個希臘化世界與中國式天下共和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長安不能代表它，要有敦煌來代表。

敦者，大也！佛法不到敦煌，不能成其為大乘，敦煌，不是大乘的起點，也不是大乘的終點，但它是大乘的樞紐處，是大乘的集合場，乃所謂集大成者也，此前，無有其大者，此后，亦無過于其大者。

讀世界史，我們發(fā)現(xiàn)，有人把敦煌稱之為“東方的佛羅倫薩”，這是本末倒置了，同樣復興希臘方式，敦煌比佛羅倫薩早了好幾百年，無疑要敦煌優(yōu)先。

在三大文明的結合處，敦煌成為三位一體，當希臘化世界在中亞解體時，被絲綢之路和漢傳佛教帶到中國西域，為文化中國輸入新鮮血液，一個兼容了希臘化世界的文化中國重啟于敦煌。一代王朝——孔雀王朝垮了，一個帝國——貴霜帝國倒了，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文化中國出現(xiàn)了，普度眾生難道還有比這更大的車子——大乘？那可是一輛要開往“天下為公，人類大同”的天命之車?。?/p>

其交通樞紐四通八達，就在敦煌。敦煌，只有在敦煌，文化中國的光芒才能將那位于歐亞大陸中央的世界的心臟照亮，有人說，那就是文藝復興的光。是軸心期那三大文明，在中國西域放出的新的思想共和之光。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第一輯四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