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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2020-11-02 12:53

《證言》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著

于是/文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譯完的《證言》已在上海書展期間面世,引發(fā)了多場討論和廣泛關注,作為譯者,我也得到了再次品讀使女系列的良機,感慨頗多,更加體會到這部作品具有深邃開闊的闡釋空間?!蹲C言》是“加拿大文學女王”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代表作之一《使女的故事》的續(xù)作,初版于1985年,已被翻譯成四十多種語言,曾被改編為電影、戲劇、歌劇甚至芭蕾舞,2017年火爆開播的電視劇橫掃艾美獎、金球獎和(被譽為奧斯卡風向標的)評論家選擇獎,隨著美國右翼在女性權益方面推動了一系列倒退式政策,一身紅袍白帽的使女成為女權運動示威游行中的標志性符號。這兩部作品相隔三十四年,延續(xù)了同一個主題,而引人深思的恰恰是這段漫長的間隔——數(shù)十年過去了,在1984年寫出的《使女的故事》竟像預言一般,應驗了2020年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的兩性問題;續(xù)作《證言》勇奪2019年布克獎,昭示了一種光明的未來,那么,這種美好的愿景又將何時實現(xiàn)?

阿特伍德用文字虛構了一個匪夷所思的“基列國”,設定在環(huán)境污染、生育率驟減的未來時空,多數(shù)女性淪為雜役,少數(shù)仍具備生育能力的被強迫成為使女,淪為權貴階層的生育工具。女性被剝奪了一切權利:不能讀書寫字,沒有經(jīng)濟和政治權利,服裝都是強制性的制服,甚至不許自由出行?!妒古墓适隆返闹魅斯菉W芙弗雷德,以第一人稱口述的方式描述了大主教家庭的生活,和電視劇版本不同的是,小說中的這位使女并非斗士,反而有點虛弱、消極,恰如基列國對所有女性的期望。但無論在書中還是電視劇中,她的母親都很有存在感,是經(jīng)歷過早期女權運動、為女性爭取權益的斗士形象,這位母親不太欣賞女兒心甘情愿打工、戀愛、生孩子的平凡追求,如果后來她看到女兒竟然毫無抵抗力地當上使女,肯定會極力反對,失望透頂!

事實上,這相當真切地對應了女性主義的歷史現(xiàn)狀,早期的斗士多半是激烈而叛逆的,為西方女性贏得了參政權、選舉權、工作權、乃至穿衣打扮和戀愛生育的自主權,但年輕一代未必都能珍惜這些前輩千辛萬苦爭來的權利,有些女性反而會認為利用性別優(yōu)勢、沿用傳統(tǒng)是一種捷徑:如果能依靠男性、家庭就能享受富足和安定,何必自我奮斗呢?這是女性運動中不可忽視、普遍存在的一股逆流,也是小說中這對母女間的罅隙所在。但電視劇版把握到了故事的核心精神——毋寧說是當今時代背景下的女性訴求——因而把奧芙弗雷德改造成了不屈不撓的反叛形象,依照原著改編的第一季結束后,改編團隊在第二季、第三季中讓她屢次接受考驗,不斷激發(fā)她反思,并付諸行動。這是書中未曾得到深化的自我認知的過程,她需要在異常的社會里反思自我的本質,反思人權的構成。

續(xù)作《證言》的書名共有三層意義:遺言、遺囑,《圣經(jīng)》,證人證詞,分別對應了三位不同身份背景的女性,構建出更宏大、更開闊的時空,披露了基列國傾覆的秘聞,延續(xù)了使女系列的“見證者文學”的特質。故事的時間往后推延了十五年,奧芙弗雷德隱入背景,始終和她的命運、乃至所有使女的生存休戚相關的人物——麗迪亞嬤嬤——成為了主角。這個人物非常耐人尋味,首先,她恰如波伏娃所說的“第三性”:老女人,已徹底告別了情愛生育婚姻這些事,將所有心力獻給了權力斗爭。其次,她又很像格里爾所論述的“女太監(jiān)”:既是被男權專制機器暴力統(tǒng)治的被閹割的女性,也不得不扮演了閹割她人的角色,制定女界規(guī)范,哪怕其本意旨在有限范圍內(nèi)對女性群體加以保護,實質上確為專制機器的幫兇。透過她的回憶,我們仿佛能目睹耳聞暴政發(fā)生時的恐怖場面,掌權者靠暴力制造的恐懼統(tǒng)治了女性,且不說經(jīng)濟和政治權,就連最基本的生活權利——衛(wèi)生紙、干凈的水和食物——都被剝奪,女性的臣服無非只是一種求生手段。麗迪亞嬤嬤和奧芙弗雷德一樣,都是被侮辱和被損害的女性,她們留存著開明時代的記憶和智識,并以此為武器反攻道貌岸然的男性專制集團。在此,尤其可見阿特伍德對歷史和人性的深刻洞見。麗迪亞嬤嬤創(chuàng)建了女界,表面上臣服于男性掌權者,實則掌握了最重要的情報,也在不受男性干擾的環(huán)境里培養(yǎng)、保護了一小部分年輕女性免受荼毒,接受教育,在極端惡劣的情況下堅韌地韜光養(yǎng)晦,以供未來之需。

另外兩位主角都是未經(jīng)世事的少女:艾格尼絲是由基列國教養(yǎng)出來的,妮可是被偷運出基列、在加拿大長大的。麗迪亞嬤嬤、奧芙弗雷德和她們分屬“前基列-基列-后基列”時代,從而引申出代際傳承的隱性主題。正如著名作家托妮·莫里森所說,“敘事是知識得以被組織的途徑之一”,她們的故事借由敘述才能流傳于世。事實上,敘事可以說是最繁復的一種努力,無論有沒有文明,無論用什么語言、什么媒介,敘事化的傳承始終存在于代際、種族、國家之間,沒有敘事,就沒有辦法去了解歷史和現(xiàn)實,更遑論理解和打破偏見。她們的敘述各有意義,都不可替代,因為她們在現(xiàn)實層面分屬不同的領域,卻都無法坦承真實的想法,然而,將三人的敘述拼貼成的證言卻能讓我們看清基列國的真相,認識到這段虛構的歷史的重要性。

妮可擔負了重任,代表了民主自由教育下的健康少女,但不是假大空的臉譜人物,她的膽怯、善良、天真、正義最終融匯成一種生猛的力量,催生出了勇敢。妮可的身邊有好些勇敢、正義的男性伙伴,這是讓人讀來欣慰的。與妮可相比,艾格尼絲的性格更復雜,從小受到基列國的洗腦式教育,但她并不心甘情愿,反而備受困擾,因為基列的婚姻制度根本只是暴政的工具,只會讓每個家庭分崩離析,每個家庭成員都不可能得到幸福。艾格尼絲的重要性還在于,我們能以她的視角看到馬大們、年輕女生、準新娘們、嬤嬤們等一眾女性的生活實況:她們?nèi)級阂种嬲纳硇母惺?,在自我審查、自我保護中如履薄冰,包括寶拉這樣的毒辣女人,甚至包括舒拉蜜這樣天真又粗鄙的新一代新娘。她們的狀態(tài)最能映襯出基列是何等畸形——但坦白的說,那些爾虞我詐、勾心斗角、那些女性間的互相傾軋存在于任何形態(tài)的社會,是從屬于人性本身的卑劣。但在危機到來時,艾格尼絲的表現(xiàn)更隱忍,更堅韌,這不僅源于個性,也從另一個角度讓我們深思:女界對年輕女性的教育未必都是壞的洗腦,也有美德的傳承——美德仍是美德,但不應該用這些美德局限、界定女性的存在價值。

奧芙弗雷德、艾格尼絲和妮可都是普通女性,憑一己之力根本無法實行任何復仇或造反的行動。她們原本也可能成為沉默的大多數(shù),但阿特伍德用這番創(chuàng)作告訴了廣大讀者:哪怕在表面的沉默背后,仍會有自知自覺的反思和反叛,這樣的潛流始終涌動在母親和女兒、前輩和晚輩之間。麗迪亞嬤嬤在“前基列時代”就已是獨立自主的現(xiàn)代女性,在《使女的故事》里,她憑借亦正亦邪的鐵腕執(zhí)行力構建出父權政體里的母系小社會,在《證言》中,她又將一生積攢下的情報托付給晚輩,同時傳遞出去的還有撥亂反正的決心。這個推翻霸權的故事給我們一種啟示,甚至可以說是警示: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要推翻壓迫,必須付出幾代人的努力,必須歷經(jīng)沉默和爆發(fā),民主和自由得來不易,決不可能一蹴而就。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雖然小說的時空是虛構的,略顯遙遠,但阿特伍德并沒有用科幻小說中常見的烏托邦或反烏托邦設定——嬤嬤們掌管的阿杜瓦堂并非烏托邦,與基列國持對立政見的加拿大也不是烏托邦,“雅各之子”智囊團及其他男性也并沒有享有烏托邦里的特權——事實上,烏托邦和荒誕只有一步之遙,大多數(shù)的荒誕都源自于嘗試理想中的計劃社會:原本說要讓生活更美好,后來卻偏離了軌道,對完美的渴望反而催生了暴政或笑話。阿特伍德選用的都是最現(xiàn)實的細節(jié),將人物擺在最真實的日常生活場景里。在《使女的故事》出版后她就曾強調(diào):書中所寫到的一切迫害都是歷史中確實發(fā)生過的,她為此做了充沛的功課,搜集了二戰(zhàn)集中營、焚書、克格勃、蓄奴制、770法令、在鈾礦作苦工的蘇聯(lián)囚犯等歷史資料……不言自明的是:這些史實也可能在未來重演。同樣,在《證言》中出現(xiàn)的“五月天”反抗組織建立的地下鐵道式的救助路線、間諜的慣用手法、掌權階層內(nèi)部的肅清和內(nèi)斗……也顯然都有歷史原型。歷史需要不斷被認知,被重新解讀,這就是敘事的意義所在。

同樣需要強調(diào)的是:雖然使女系列的主角都是女性,圍繞的是生育問題,但本質矛盾并非男女兩性間的斗爭,歸根結底在于人性之惡,迫使男女兩性都成了貪欲和霸權的犧牲品。因而,大部分人都會認同阿特伍德的看法:這并不是一個女性主義文本,她不想成為任何形式主義的傳聲器。確實,若僅以性別來定義身份,很容易讓人忽視其他形式的壓迫,從而篡改了那些壓迫的實質。她寫過《可以吃的女人》《別名格蕾絲》《珀涅羅珀》等為女性發(fā)聲的杰作,也寫過《女巫的子孫》《瘋癲亞當》以男性為主角的小說,她一直致力于探討所有人類的權益。正如著名評論家毛尖所說,“她的作品不僅僅是女性主義文本,也不僅是科幻文本,女性和科幻都是被鑲嵌在一個更大的權利關系和廣闊世界里。阿特伍德的小說中鑲嵌了大量更大、更復雜的敘事,因此如果把女性主義或科幻單純提取出來推為首要議題,就不準確。”

無論讀者如何解讀使女系列,都不得不承認:這兩本書和衍生影視都絕非類型作品,也無法否認作家的創(chuàng)作初衷具有宏大的人文關懷。這部曠世杰作描繪了三代女性的自我認知、自覺的改造、自發(fā)反抗不公正的現(xiàn)實,阿特伍德創(chuàng)造了一個引人深思的小宇宙,而非僅僅是女性的獨角戲,因為女性的問題也勢必折射出男性的問題。女性讀者都會關注這部作品,天然地產(chǎn)生共情,事實上,我們更需要呼吁男性投入這場閱讀,得出男性該有的思考,否則,本該基于人性的探討就將永遠偏頗下去,永遠在男女兩界間處于失衡狀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