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宗明/文 ChatGPT引發(fā)的“余震”未息。就在近日，包括埃隆·馬斯克、圖靈獎得主約書亞·本吉奧、蘋果聯合創(chuàng)始人史蒂夫·沃茲尼亞克、《人類簡史》作者尤瓦爾·赫拉利在內的上千名科技人士發(fā)聯名公開信，呼吁所有AI實驗室立即暫停訓練比GPT-4更強大的AI系統(tǒng)，為期至少6個月，以確保人類能夠有效管理其風險。

乍聽起來，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馬車夫要求禁止汽車上路之類的場景。但簡單將這類呼聲概括為反技術進步的新勒德主義，有失偏頗。這次發(fā)聲的上千人，并非都是所謂的頑固派，其中許多人是赫赫有名的科技領袖、AI大牛。約書亞·本吉奧就被稱為“AI教父”，馬斯克也是裹著極客底色的動能派。

從公開信內容看，他們并不是反對發(fā)展AI技術，更多的是擔心。他們的擔心分為兩類：第一，AI跑得太快，不會等一等人類。這通向的往往是霍金式憂慮——AI會導致人類族群滅絕；第二，AI被惡意使用。無論哪種，都可能帶來災難性影響，所以他們希望AI實驗室“從奔向不可預測的大型黑盒模型的危險競賽中收回腳步”。

平心而論，這番呼吁未必能得到科技巨頭們的響應。要知道，生成式AI被認為是下個時代的信息入口，而AI時代的創(chuàng)新又呈現高度的非線性、裂變式特征，今天落后一步，明天就可能落后十步。

也因如此，科技巨頭們已掀起AI軍備競賽，在生成式AI的“iPhone時刻”已到來的背景下，誰都不甘心失去先機。更何況，再考慮到事關國家數字主權、未來科技競爭等，想讓所有AI實驗室一齊摁下研發(fā)暫停鍵，也并不現實。自數字化技術出現以來，沒有哪項技術是可以說叫停就叫停的。

但我們不能說這些科技領袖的呼吁是杞人憂天。在超級人工智能雛形已現，以往科幻片中的場景密集涌現的當下，昔日很多遠在天邊的“AI失控風險”可以說是已近在眼前，不容回避。

具體而言，AI失控風險，可能體現在AI“成精”上，也可能體現在AI被不當濫用上。

前者是馬斯克的顧慮所在，他此前之所以將人工智能比作核技術，稱“它有巨大的前景也有巨大的能力，但隨之而來的危險也是巨大的”，就是源于大膽猜想：人類就是引出超級數字智能物種（AI）的引導程序，最終AI代表的硅基文明可以對人類代表的碳基文明實施降維打擊。

周鴻祎也曾表達擔心：目前ChatGPT還只有大腦，接下來它可能進化出“眼睛”、“耳朵”、“手”跟“腳”……將來它會不會在看完類似《終結者》的電影后，產生與人類為敵的想法。在他看來，人類從智人發(fā)展而來，智人從類人猿發(fā)展而來，類人猿能進化為智人，就是因為腦中的神經元網絡發(fā)生突變，現在ChatGPT大語言模型參數達到了1750億，同樣引發(fā)了突變。斯坦福大學教授曝光的GPT-4“越獄計劃”，也似乎形成了印證。

后者是更多科技人士的憂心之處。厄休拉·M·富蘭克林曾在《技術的真相》中寫道：技術的發(fā)展和運用都是在一個特定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語境中發(fā)生的，它從一個社會結構中產生，然后被嫁接在這個結構上。也就是說，技術也許沒有善惡之分，但社會結構決定了，它可能被用來做惡。

“AI一鍵脫衣”“換臉親吻”……這兩天媒體曝出的諸多亂象，就表露了這層風險。更讓人擔心的或許是AI被詐騙分子乃至恐怖分子利用。故而紐約大學教授加里·馬庫斯說，他現在并不擔心超級AI帶來的“AGI風險”（我們無法控制的超級智能機器的風險），在短期內他擔心的是平庸AI被廣泛部署帶來的“MAI風險”。

就連OpenAI的CEO薩姆·阿爾特曼、首席技術官米拉·穆拉蒂，也對此類風險直言不諱。阿爾特曼曾表示，AI潛在的危險性讓他徹夜難眠，擔心它被壞人所用。穆拉蒂也說，ChatGPT可能會編造事實，應受到監(jiān)管。

這未必就該導向對新技術“審慎過度，包容欠缺”的強監(jiān)管，但毫無疑問，馬斯克們提醒的風險應當被重視。某種程度上，這其實就是要用科技向善的“地圖”為AI發(fā)展導航，讓AI回歸以人為本，而不是讓AI技術伴生的釣魚、欺詐、監(jiān)控去劫奪人的權利或損害人的尊嚴。

說白了，人是目的，AI則不是，它應該成為人類為善的工具，而不是作惡的利器。

（作者系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