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克飛/文

在戰(zhàn)爭后，曾經(jīng)失散的一家人團聚，會是怎樣的情境？在一般的文學作品和影視劇中，它總以溫情與熱淚呈現(xiàn)。可是，它未必是真實的，起碼不屬于全部人。

《秘密村莊》就揭示了這種殘酷，它這樣描述二戰(zhàn)后的法國人：“并非所有發(fā)現(xiàn)自已父母還活著的孩子都能適應戰(zhàn)后法國的新現(xiàn)實。他們很小的時候就被帶走，被慈愛溫柔的婦女關愛和照顧，他們發(fā)現(xiàn)自己的母親枯瘦憔悴，筋疲力盡、過早衰老、唉聲嘆氣……有些孩子后來說，他們寧愿自己永遠沒有找到父母。

有一個幸存者為自己的回憶錄取了一個令人心碎但也揭示真相的標題：‘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孤兒’。有些孩子會說，他們越來越覺得無論自己做什么都永遠無法達到父母的期望，與此同時，他們也意識到，他們的父母‘就像焦土、就像荒漠、就像災區(qū)’……卡羅勒·扎爾貝格曾經(jīng)被高原上一名農(nóng)夫的妻子收養(yǎng)了一年，她寫道，父母總是在張望，‘他們仿佛正在等待什么東西，小心翼翼地度過余生，仿佛死亡會輕而易舉地抓住他們’。”

當然，這是戰(zhàn)爭之后的事情了，在此之前，人們先考慮的是生存。畢竟，生存是如此之難。專注于二戰(zhàn)難民研究的英國作家卡羅琳·穆爾黑德在《秘密村莊》中記錄了一段關于生存的二戰(zhàn)歷史。

維希政權的懦弱與不堪

僅用六個星期就攻陷法國，是納粹德國津津樂道的戰(zhàn)績。但德軍受困于兵力不足，一直未占領法國全境，這也使得法國維希政權擁有了一定的獨立權。維希政府所統(tǒng)治的主要是非占有區(qū)，也就是所謂的自由區(qū)，大概占法國本土面積的40%。

令人唏噓的是，維希政權的“當家人”是一戰(zhàn)英雄貝當。法國即將戰(zhàn)敗時，原總理辭職，貝當繼任并向德國求和。1940年7月，法國國會在維希舉行爭議性投票，授予貝當一切立法、司法、行政及外交權力。貝當政府實行法西斯獨裁統(tǒng)治，國會淪為布景板。

許多法國人最初對貝當政府報以矛盾心態(tài)。一方面認為這是投降，另一方面又認為貝當有委曲求全的一面，目的是為了保持法國的相對獨立。但隨著戴高樂領導的抵抗運動迅速發(fā)展，加上貝當政府本身助紂為虐，使其徹底失去民意。

維希政權下的法國“自由區(qū)”本質(zhì)上與德國占領區(qū)沒有太大差別。但“自由區(qū)”和占領區(qū)的民眾無法隨意往來，甚至維希政府的官員也需要德軍發(fā)放的“通行證”。維希政權所代表的金融寡頭和軍人集團利益，與納粹德國有著種種勾連，因此在政治上難免實施高壓，也因此激起了法國民眾持續(xù)不斷的抗爭。

在二戰(zhàn)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對這段抗爭史的記錄聚焦于格里耶爾高地等地區(qū)的游擊行動。英國學者卡羅琳·穆爾黑德則選擇了另一個角度，以《秘密村莊：維希法國的抵抗運動》一書記錄法國民眾的抗爭。

《秘密村莊：維希法國的抵抗運動》
[英]卡羅琳·穆爾黑德 著
黎英亮 / 馮茵 譯
甲骨文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2年7月

擁有一定獨立權的維希政府，一開始對猶太人的處置選擇了相對懷柔的方式。但隨著德國方面壓力的加大，維希政府不但沒有設法保護猶太人，反而變本加厲，對猶太人的甄別、限制工作、拘禁和迫害，一度比德國納粹還要嚴苛縝密。到了1942年，維希政權更是全面驅(qū)逐猶太人，尤其是7月份的“冬賽場”圍捕事件，導致12884名猶太人被集中關押，最終被分別送往各處集中營，最終幸存者不足百名，所有孩子全部死亡，這被視為維希政權最嚴重的一筆血債。

而在法國一角的維瓦萊-利尼翁高原，村民們則播撒著人性之光，他們不顧危險，盡一切努力拯救猶太人。

這段歷史曾經(jīng)被遮蔽，直到1953年，一本雙周刊《和平新聞》刊登了一位法德兩國混血的新教牧師安德烈·特羅克梅的故事，他在1940年5月德軍進駐巴黎至1944年夏天法國解放的幾年間，拯救了大約5000人。文章中寫道，特羅克梅牧師以其堅定不移的和平主義信念，鼓舞其新教教區(qū)信徒，參與這場“善意的密謀”，信徒們接納、藏匿、供養(yǎng)繼而轉(zhuǎn)移這些不幸出現(xiàn)在納粹處決名單上的可憐人，幫助他們安全地轉(zhuǎn)移到瑞士。其中，許多獲救者還是懵懂幼童。

不過，五千人是夸大的數(shù)字，“他們也不是靠非暴力抗爭而得救，而是靠想方設法、通力合作的艱難冒險而得救。他們不僅經(jīng)歷了普通意義上的冒險，而且借助偏僻邊遠的獨特地理環(huán)境和沿路居民的默默支持而涉險過關”。特羅克梅也并非唯一主角，與他風雨同路的還有其他牧師與教徒，此外還有醫(yī)生、教師、大學教授、學生，以及童子軍里的許多男孩女孩，他們都發(fā)揮了關鍵作用。

當時，猶太人想盡一切辦法尋找生路，如能逃到北美就可算是“勝利大逃亡”，但維希政府會用各種方式拖延簽證。在黑市辦理新身份和簽證又隨時會被騙，有些黑心中介甚至會將自己的客戶轉(zhuǎn)手出賣給納粹。

也有些善良的工作人員，包括醫(yī)生和牧師等，偷偷將猶太孩子送出集中營，附近農(nóng)村的民眾則負責收養(yǎng)。而且，這種收養(yǎng)并不僅僅是偷偷藏在家里，他們甚至會將孩子送入當?shù)貙W校讀書，盡全力維護這些孩子的正常生活與尊嚴。當然，這也與維希政權一開始的懷柔政策有關。1942年夏天，維瓦萊-利尼翁高原上收容猶太難民的難民之家和兒童之家還獲得了完全合法的地位，最起碼獲得了維希政府的承認。但到了維希政權開始驅(qū)逐和迫害猶太人之后，這些猶太孩子的存在就需要各種“安全配合”，村民們會讓孩子牢記自己的假名字和家庭情況，以防被抓捕。當?shù)萝娧膊闀r，孩子們會逃入野外的樹林中。

當納粹以所謂的“純潔”目的戕害猶太人時，這些法國村民體現(xiàn)了何為大愛。他們多半是天主教徒，卻并未視猶太人為異端。在村莊里躲藏的猶太人，仍然會定期進行禱告。

猶太人往何處去

隨著戰(zhàn)事的推進，形勢越來越嚴峻，收留不再是長久之計，“秘密村莊”面臨的是更艱難的轉(zhuǎn)運。

書中寫道：“越來越明顯的狀況是，在維希政府和德國人眼皮底下藏匿并非長久之計。需要藏匿的人太多，而可供藏匿的地方太少，尤其是那些看上去就像外國人，而且?guī)缀醪粫f法語的人就更麻煩了。高原上每間農(nóng)舍似乎都有人躲藏，而且大家都不太敢相信巴克那模棱兩可的態(tài)度。他們需要更安全的地方，一個他們能夠置身于戰(zhàn)火之外、坐等盟軍勝利的地方。問題是這個地方在哪里。”

一個選擇是西班牙，它勉強算是個中立國，且一直接收難民。但1942年11月德軍占領法國南部后，直接控制了法西邊界，德軍憲兵取代了法國邊境警察。“而且，穿越比利牛斯山同樣費時費力，需要徒步行走兩天到五天，包括攀登海拔3000米的高山，部分道路幾乎終年積雪……對于那些來自維瓦萊-利尼翁高原的人來說，穿越法西邊境是太過遙遠、太過艱難的旅程：目的地在500千米之外，沒有好走的道路，也沒有聯(lián)絡站。”

意大利也曾是一個選擇，盡管是軸心國之一，但反猶主義在意大利沒有市場，“盡管墨索里尼個人對待猶太人的態(tài)度既猜疑又褊狹，但種族主義法律終究只是法西斯黨政策當中不太重要的組成部分。德國人曾經(jīng)以為，意大利人也會像法國人那樣實行類似的反猶措施，并與維希政府一道把猶太人送去德朗西。但意大利人并沒有那么做。”

所以，“無論柏林方面多么憤怒，意大利人只是忽略逮捕猶太人的命令。”

中立國瑞士也是一個避難地，而且與法國有200公里的邊境線，有眾多相對容易穿越的山口，但瑞士并未決心拯救猶太人。一戰(zhàn)后，瑞士的天主教徒、農(nóng)民和白領工人就結(jié)成同盟，抵制外來者。到了1938年，“一種‘外國人泛濫成災’的恐懼，尤其是對那些注定‘無法同化的’外國人即東歐猶太人的恐懼，彌漫于瑞士人的日常生活當中。”猶太難民加劇了瑞士人的反移民態(tài)度，1938年10月4日，一種針對德國“非雅利安人”的強制簽證開始簽發(fā)，“在瑞士而非德國的壓力下，猶太人的護照上必須打上‘J’的印記。”

即使猶太人打算將瑞士作為中轉(zhuǎn)站，進而前往美國、南美和中國，這條路也很快便被關閉。早在1939年10月后，也就是法國維希政權建立之前，瑞士就開始驅(qū)逐和拘捕難民。即使少量收容法國難民兒童，條件也是“猶太孩子除外”。

宗教力量在此時起到了關鍵作用，作為西方社會思想文化的重要依托，宗教在二戰(zhàn)期間遭遇沖擊，但也以自己的方式影響著戰(zhàn)爭。

在整個二戰(zhàn)過程中，“新教教會與瑞士教會之間的聯(lián)系始終是暢通無阻的，而且有33位瑞士牧師在法國服務。”在法瑞邊境封鎖后，牧師們用盡各種方式與瑞士政府談判，最終達成協(xié)議，“一定數(shù)量的‘猶太基督徒’可以安全進入瑞士，實際上幾乎所有猶太人都在表面上以某種方式皈依基督教。”

也就是說，在德國納粹的嚴密監(jiān)視以及維希法國警察的控制之下，法國境內(nèi)的猶太人與外界溝通變得異常的困難。這時宗教本身就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通過教士之間的往來，可以帶來金錢與信息，并幫助人們進行轉(zhuǎn)移而不被維希法國的警察以及納粹德國的人們所察覺。猶太人可以通過讓自己皈依基督教的方式，躲避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追殺而成為一個‘猶太基督教民’，也就是成為了一個擁有自由的公民。”

開往集中營的冬日列車

在反抗者中，女性的光輝尤其璀璨。在卡羅琳·穆爾黑德的另一部作品《冬日列車：維希政權與納粹集中營里的法國女性》中，記錄了一群這樣的女性：她們因反抗納粹暴行而團結(jié)起來——分發(fā)反納粹傳單、印制革命出版物、藏匿抵抗者、收留猶太人。

她們可能是教師、學生、藥劑師，也可能是歌唱家、作家和家庭主婦，她們是母親或妻子，也是姐妹或女兒。最終，她們還是開往納粹集中營的31000次列車的囚犯。

女性遭遇的重壓尤其令人慨嘆。維希法國政權建立后，以“女性應回歸廚房與臥室”的名義，禁止已婚女性在政府公共部門工作。這使得女性的社會接觸面大大縮小，但她們?nèi)匀挥酶鞣N方式參與到抵抗運動中。可是，在法國總計40760名戰(zhàn)后歸來的“政治抵抗者”中，有女性8872名，而在被授予最高榮譽法國解放勛章的1053人中，女性僅6人。換言之，那些在戰(zhàn)時有過英勇表現(xiàn)的女性，在戰(zhàn)后遭遇了各種輕視與偏見。在許多人看來，在法國的抵抗運動中，女性往往只能充當那些力所能及的角色，如信使、通訊員、印刷工、被禁文件的分發(fā)者和提供安全屋，是那些看起來不是那么英勇的作戰(zhàn)方式。

但實際上，即使是這些看起來不太英勇的方式，也需要莫大的勇氣與智慧。而且，在大量男性被捕后，投身抵抗運動的女性不但越來越多，而且也開始承擔男性的工作，包括參與武裝襲擊、暗殺德國士兵、懲罰叛國者和告密者，收集武器和策劃破壞行動等。

與這種輕視和偏見同時存在的，是對女性的極度苛刻。法國淪陷后，許多法國女性為求生存，不得已與德國士兵結(jié)婚生子，戰(zhàn)爭期間大概有20萬法德混血兒出生。這些女性在戰(zhàn)后不但沒有得到應有的理解，反而遭遇清算，甚至遭遇剃頭、潑油漆和游街等羞辱。

《冬日列車：維希政權與納粹集中營里的法國女性》
[英]卡羅琳·穆爾黑德 著
徐臻 /譯
甲骨文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2年6月

在實際上，參與抵抗運動的法國女性們，所面對的風險一點也不小。《冬日列車》記錄了1942年的“皮肯事件”。

皮肯是法國抵抗運動的下塞納省負責人，被納粹所通緝。法國軍警為了“放長線釣大魚”，對其進行追蹤而不是立刻逮捕。很不幸，這樣的策略奏效了——最終，軍警宣布他們對抵抗運動做出了“決定性的”一擊。成果包括“300萬份反德和反維希政府傳單、重達3噸的文件、2臺打字機、8臺復印機、1000個復印模板、100公斤墨水以及30萬法郎。113人被拘捕，其中35人為女性。”

九個月后，也就是1943年1月24日，這35位女性中的30人，與其他200位因從事抵抗運動而被捕的女性一起，被押上送往納粹死亡集中營的列車。這230位女性都不是猶太人，她們所乘坐的是唯一一列載運法國抵抗運動中被捕女性的死亡列車。

當她們被帶到集中營后，遭遇了殘酷折磨。面對的是納粹軍人的兇殘、極其惡劣的居住環(huán)境、各種足以致命的疾病、還有隨時會被送入毒氣室和焚化爐的陰影。羞辱也無處不在，她們像所有集中營女囚一樣，被剃去所有毛發(fā)，換上殘破囚服，終日從事各種無用功式的重復勞動，甚至接受納粹德軍進行的人體試驗。

僅僅兩個半月，這230位女性中就有150人死去。值得慶幸的是，她們依舊團結(jié)，彼此慰藉。用各種方式抵御難關，對于她們而言，友誼“比她們從前所知道的任何東西都更為堅固，這成了她們的信條，也定義了她們這群人。”最終，這230名被帶到集中營的女性中，僅有49人活了下來。但是后來的事情，才是更煎熬的。

幸存者的人生不應沉默

離開了集中營的恐怖，也離開了伙伴的溫暖和支持后，《冬日列車》的幸存者們只能生活在創(chuàng)傷中，如行尸走肉般生活，“如果我能回家的話，我們想找回的生活本應是宏大的、壯麗的、色彩斑斕的，但現(xiàn)實卻是如此平淡簡陋瑣碎，我們的希望被打破了，美好的意圖被擊碎，我沒有活著，我在奧斯威辛時已經(jīng)死去了，但沒有人知道這一點”，這便是幸存者的命運。

書中寫道：“所有女性都認為，最艱難的是如何描述她們所經(jīng)歷的一切。她們曾設想將發(fā)生的一切一五一十地告訴家人，現(xiàn)在，她們卻陷入了沉默。”

直到上世紀60年代初，幸存者之一的夏洛特·德爾博創(chuàng)作了一個劇本，講述從前同伴們的故事。23位女性身穿標志性的條紋衣服，談論著她們在納粹集中營的生活。她們的發(fā)型和特征都被刻意模糊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德爾博認為“那一張張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們共同的經(jīng)歷。“正如希臘悲劇那樣，人人知道存在暴力，卻沒人真正見過暴力的發(fā)生”。

2008年，卡羅琳·穆爾黑德決定尋找在65年前那個寒冷刺骨的1月早晨離開巴黎的女人們，想知道她們當初為何投身于抵抗運動，如何被逮捕，又如何為了生存而戰(zhàn)斗。

而在此之前，創(chuàng)造劇本的那位幸存者夏洛特·德爾博已于1985年死于癌癥，仍然健在的女士只余七位。

在穆爾黑德的探訪中，這些勇敢女性們的形象逐漸生動。讓穆爾黑德有些困惑的是，“她們竟如此勇敢，卻對取得的成就如此謙遜。”

“秘密村莊”的人們同樣勇敢而謙遜，正如書中所寫的那樣，在很多時期和地區(qū)，救助者的傷亡率遠遠高于被救助者。為了別人的生命，他們顯然已經(jīng)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們身份不同，行事手段不同，卻因為“救助猶太人”這個共同目標走到了一起。當個體被大時代裹挾時，他們沒有為了安全而選擇隨波逐流。

但無論是“冬日列車”上的女性，還是“秘密村莊”里的民眾，都曾在戰(zhàn)后的歲月里長期沉寂。這顯然與戴高樂政府的導向有關，戴高樂并不愿意人們在戰(zhàn)爭回憶里陷入太深，也不希望受害者沉浸于追究中。從政治角度而言，他認為法國更急需的是集體失憶，讓人們暫時忘掉仇恨和創(chuàng)傷，投入新的建設中，以恢復法國的大國地位。

但更重要的是因素是“幸存者的沉默”。1984年，也就是在自殺離世的三年前，意大利作家萊維出版了人生中最后一部著作《被淹沒和被拯救的》。而在此時，歐洲甚至出現(xiàn)了屠猶質(zhì)疑，有人甚至質(zhì)疑奧斯維辛集中營是否存在。顯然，沉默的幸存者成了納粹黨衛(wèi)軍的幫兇。

萊維深諳這一切，他寫道：“納粹統(tǒng)治者用三種武器來偽造記憶和否定現(xiàn)實，這三種武器是：重復宣傳、對多元化信息樹立壁壘、恐怖主義。

受害者人傾向于阻滯受傷的記憶，以免重新激起傷痛。而施暴者則把記憶隱藏在內(nèi)心深處，不去回憶，以減輕罪惡感”。一個人要想擺脫這種桎梏，需要“保持正派、真誠，并不斷付出道德和智力上的努力”。

所以，萊維從未選擇憤怒控訴，避免情緒化宣泄引發(fā)逆反，而是選擇以最理性冷靜的方式敘述所見所聞，因為只有這樣，“一個見證者才能在司法程序中履行他的職責，從而為公正的判決打下基礎。而法官正是我的讀者們。”

卡羅琳·穆爾黑德對“秘密村莊”和“冬日列車”的追索，同樣是打破沉默的忠實記錄。它見證了不同群體的勇氣和堅持，也詮釋了何以為“人”。

這一切讓我想起了一句話——1941年，法國外交官雅克·勒孔普特·博內(nèi)決定加入反納粹的抵抗組織，他在日記中寫道：“我不想給孩子留下這樣的記憶：父親只是穿著拖鞋舒適地在家里生活，等待國家的苦難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