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禝/文 雨果在而立之年創(chuàng)作《巴黎圣母院》時，勢如破竹，一氣呵成。1872年，年已七旬的雨果以1793年旺岱地區(qū)叛亂與反叛亂的殘酷斗爭為背景，構思了一個極具悲劇性的故事，又是一呵而就。這部作品較之他的其他作品，不枝不蔓，情節(jié)更加緊湊，戲劇沖突更加突出。“九三年”即法國大革命第四個年頭——1793年，雨果是這樣定義這個年代的：“九三年是歐洲對法蘭西的戰(zhàn)爭，又是法蘭西對巴黎的戰(zhàn)爭。革命怎樣呢?那是法蘭西戰(zhàn)勝歐洲，巴黎戰(zhàn)勝法蘭西。這就是九三年這個恐怖的時期之所以偉大的原因，它比本世紀的其余時刻更偉大。”這里所謂“法蘭西戰(zhàn)勝歐洲”是指新生的共和國對歐洲反法聯(lián)盟的勝利，“巴黎戰(zhàn)勝法蘭西”是指共和國對外省貴族叛亂的勝利。

一

1793年5月，共和國紅帽子聯(lián)隊的一個分隊在布列塔尼森林里搜捕叛軍時收留了帶著三個孩子無家可歸的農(nóng)婦米舍爾·佛萊莎。她的丈夫死于戰(zhàn)爭，家園毀于戰(zhàn)火。這時，原布列塔尼地區(qū)的大領主80歲的朗德納克侯爵正被保王黨亡命之徒悄悄地護送到旺岱，他的使命是領導叛亂。一到旺岱，他便指揮叛軍血洗了共和軍駐扎過的村莊，并擄走三個曾被紅帽子聯(lián)隊收容的孩子當人質(zhì)。

面對叛亂，巴黎領導機構派出了貴族出身、但背叛了本階級的郭文負責追剿，他恰是朗德納克的侄孫。為監(jiān)視郭文，他們又任命西穆爾登為駐郭文司令部的全權代表。此人恰是郭文以前的家庭教師，對郭文愛如慈父。郭文率領紅帽子聯(lián)隊粉碎了朗德納克策劃的叛亂，并把這個匪首——他的叔祖困在他們祖?zhèn)鞯谋局?。朗德納克手下的殘匪聲稱，一旦堡壘被攻破，他們就燒死那三個作為人質(zhì)的孩子。最后，堡壘被攻破，殘匪也點起了火。而朗德納克卻從暗道逃走。死里逃生的米舍爾·佛萊莎為尋找孩子，歷盡千辛萬苦趕來，眼見三個孩子要被烈火吞噬，痛不欲生。紅帽子志愿兵雖奮力搶救，無奈被鎖住的鐵門擋住。朗德納克被孩子母親的哭號打動，返身回到起火的樓上，打開門，救出孩子，同時也落入共和軍之手。郭文矛盾之極，他認為朗德納克為救孩子被捕，是人道的行為，因此違背法令放了他，而自己甘受軍法處治。西穆爾登根據(jù)共和國法令監(jiān)斬郭文，但在劊子手執(zhí)行的一剎那也開槍自盡了。

郭文、西穆爾登和朗德納克是小說中兩個敵對陣營的三個主人公。

郭文出身貴族，卻接受了共和思想，忠于共和，是家庭、階級的逆子。他是雨果的“寵兒”，雨果賦予他“大力士的外貌，預言家的嚴肅目光，孩子般的歡笑”。他既有女性“柔弱的風度”，又能手握軍刀在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在戰(zhàn)斗中，他驍勇善戰(zhàn)，有組織才干，敢于大義滅親。他是“一個思想家、哲學家、一個年輕的圣人”。在法國大革命這種時勢造英雄的時刻，郭文無疑成為一名共和國優(yōu)秀的軍事將領。郭文又是雨果抽象人道主義觀念的化身。他認為寬恕是最美好的字眼，即使在打仗時，他也絕對按照人道主義行事：他釋放修女，因為他不和女人打仗；他不肯把狂熱的老教士交給革命法庭，因為他不跟老人打仗；他要釋放王太子，因為他不跟小孩兒打仗。他擔心恐怖政治會損害革命的名譽，會給“自由、平等、博愛”這個共和國的圭臬披上恐怖的外衣。其實，這正是雨果的顧慮。雨果沒能給他心愛的人物找到更好的出路。

西穆爾登則來自下層，當過教士，是道德、理性、無私、正直的典范。雖然科學破除了他的宗教信仰，但教士生涯、宗教戒律卻影響了他的一生，使他高尚的人格總帶有一抹宗教色彩。他純潔，“滿身是道德和真誠”；他博學，幾乎通曉全歐語言；他是博愛的化身，不曾戀愛，沒有家庭，把祖國視為家庭，愛受難的人們，愿為他們而犧牲；他憎恨謊言、專制和神權，向往終結(jié)人類悲慘命運的未來；他相信矯枉必須過正，喜歡走到極端；他鐵面無私，即便是他心愛的學生對敵人發(fā)了慈悲，他也不能原諒。與郭文不盡相同的是，西穆爾登理智過人，從不濫用仁慈，對革命的艱巨性和殘酷性有著清醒、冷靜、深刻的認識。他深知:“革命有一個敵人，這個敵人就是舊社會，革命對這個敵人是毫不仁慈的。”西穆爾登以其博愛精神、鐵石心腸和剛直不屈的人格深得貧苦人民愛戴和信任。

朗德納克是貴族勢力的典型代表。革命前他是布列塔尼地區(qū)的一個大領主，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他仇視啟蒙思想，仇視革命，為撲滅革命不惜出賣祖國。他殘暴、專橫，不容人反駁，他的名言是:“如果你們中間有一半人反叛我，我就叫另一半人槍斃你們。”但朗德納克卻不僅僅是一個殘暴的人。他強悍、精力旺盛，“有著四十歲人的精力和八十歲的人的威儀”，在戰(zhàn)斗前沿他能像小伙子一樣抬木頭，運石塊，并且總是最后撤離戰(zhàn)斗。他是一個鼓動家、指揮家，善于蠱惑人心；他對部下賞罰分明，絕不寬恕失職行為；他老謀深算，在殘酷的斗爭中頭腦比郭文更清醒：“打仗時敵人會使你高興，那是非?；奶频南敕?。”朗德納克與革命不共戴天的立場和他居高臨下的氣場，令愚昧的農(nóng)民對他崇拜得五體投地，使他成為叛匪的核心，也使他成為共和軍最兇惡的對手。

通過這三個人物之間的纏斗，我們看到雨果在人道主義價值觀與大革命現(xiàn)實之間似羝羊觸藩。

二

在雨果看來，大革命的爆發(fā)有其必然性，這場革命是正義的：“要發(fā)生的事情總要發(fā)生的，要爆發(fā)的風暴總要爆發(fā)的。”米舍爾·佛菜莎一家的境遇是革命前舊制度下法國農(nóng)民處境的縮影。她的父親只因捉了爵爺?shù)囊恢煌米泳碗U些被判死刑，還是因為爵爺“開恩”才免于一死，但被打成重殘。她的祖父因為是新教徒，被本堂神父關到船上做苦工。小說中隱居森林的退爾馬克曾看見一位有七個孩子的父親只因開槍錯打了國王的一只鹿而被吊死……暴虐統(tǒng)治孕育了革命的必然性。

雨果歷數(shù)法國大革命最高領導機構國民議會的功績，歌頌革命的合理性和正義性：法國大革命“以自由、仁慈、理性、真理和愛”為原則，宣布“普通的道德是社會的基礎，普遍的良心是法律的基礎”。國民議會廢除了奴隸制，創(chuàng)辦老年人救濟院、郵電所、研究院，頒布了義務教育制，收容孤兒，關注殘廢人……這一切都使這一大革命的最高機構“放射出光芒”，雨果因此視國民議會為人類政治生活中最崇高的政治機構。他把旺岱地區(qū)的斗爭表現(xiàn)為兩種力量的對抗：“一邊是法國大革命”，是“無與倫比的巨大事變，這場事變是摧毀舊事物的狂風暴雨，是文明的怒潮過度的猛烈進步，是無法衡量和無法了解的改革”。另一邊是貴族保守勢力和被他們愚弄的半開化的農(nóng)民，他們“為偏見而戰(zhàn)”，“為爭取割據(jù)而戰(zhàn)”，“為保衛(wèi)教區(qū)而戰(zhàn)”，他們“企圖筑起一道黑暗的屏障來擋住光明”，是“用愚昧、無知針對真理、正義、法律、理智和解放”。雨果用浪漫主義的筆法，多處描寫了布列塔尼叢林陰森可怖的氣氛，把叛軍置于一種陰暗的氛圍中。在這場斗爭中，“渴想將來的人稱革命為好事，留戀過去的人稱革命為壞事”。我們不難分辨誰是正義的，誰是非正義的，誰代表人類的明天，誰標志著人類的過去，誰將勝利，誰將滅亡。雙方的首領也無不具有象征意義：叛軍首領朗德納克是耄耋老人，而共和軍將領郭文卻正當而立之年。一個日暮途窮，一個前程遠大。

雨果在頌揚大革命的同時，沒有回避革命的腥風血雨。在《九三年》里，以血還血，以牙還牙的戰(zhàn)斗幾乎隨處可見。叛軍的口號是:“絕不饒恕”，共和國的口號是:“絕不寬大”；叛軍在等待一個殘暴的首領，共和軍也需要一位鐵石心腸的將領；共和國的法令是：“凡是收留叛軍的城市，一概予以破壞及毀滅”，叛軍的檄文是:“凡是帶武器的法國人一經(jīng)執(zhí)獲即行槍決，如敢動國王一根毫毛，巴黎將被鏟平”；紅帽子軍四處懸賞朗德納克的頭顱，旺岱叛軍也四處捉拿郭文。雙方都發(fā)展到“絕不寬大，不要俘虜”。路易十六被處決，貴族被吊在樹上；反過來，保王黨進行瘋狂的報復，平均每天殺死三十多個共和國士兵。到處是夷平的村莊、燒焦的樹林。用一個叛軍的話來說:“這次戰(zhàn)爭是沒有憐憫的戰(zhàn)爭……這是豺狼對付豺狼。”用堅定的共和分子西穆爾登的話來說:“這個偉大年頭的特征就是不能仁慈。”

三

但雨果堅信:“在革命之上存在著真理和正義，正如暴風雨之上仍有布滿繁星的天空一樣。”這個“真理和正義”就是人道主義。他說：“人們不應為了行善而作惡，推翻王位不是為了永久豎起斷頭臺，打翻王冠，但要放過腦袋。”盡管國王的腦袋沒有保住，他還是讓他筆下的革命者頭頂人道主義光環(huán)。

紅帽子聯(lián)隊收容了戰(zhàn)死的保王黨士兵的妻子米舍爾·佛萊莎和她的孩子們，體現(xiàn)出共和國的正義、人道和偉大，與后來保王黨叛軍殘殺傷兵、婦女、搶走孩子當人質(zhì)的行為形成鮮明對比。隱士退爾馬克厭惡了人世的互相殘殺，想逃避到大自然無限的和平中去。他是第一個碰上被共和軍通緝的朗德納克的，卻放過了他。理由是，朗德納克比他更窮，因為他還有呼吸的權力，而朗德納克卻連呼吸的權力都沒有。他祈望朗德納克放下屠刀。然而朗德納克并沒被退爾馬克的仁慈所打動，一回到叛軍中間，就指揮他們燒毀村莊，殺死共和國士兵，包括俘虜、傷兵和婦女，甚至連喂奶的母親也不放過。他的邏輯是:“一場仗打得好壞，應以它造成的災難的大小來判斷。”退爾馬克的人道主義面對這樣的邏輯顯得如此蒼白無力。他追悔莫及，感嘆:“我要是早知道啊!”

人道主義與革命的慘烈難以調(diào)和，雨果深知“救了狼就等于害了羊”。人道與血腥在《九三年》里的此消彼長，推動著戲劇沖突，咬噬著人物的內(nèi)心世界。雨果多么希望人道主義無所不在，戰(zhàn)勝一切。為此，他創(chuàng)造了一個人道主義奇跡，在追剿斗爭快要勝利時，郭文、西穆爾登和朗德納克各自進行了一場心靈上的搏斗。在這場“勝利后的斗爭”中，人道主義統(tǒng)攝了一切。朗德納克“具有一切壞處，殘暴、錯誤、盲目、無理的固執(zhí)、驕傲、自私”，卻被人道戰(zhàn)勝了，就是這個命令部下從母親懷里奪走孩子的朗德納克竟被母親悲慘的呼喚所打動，動了慈悲心。他救出了孩子，交還給母親。這時共和國士兵為他歡呼，高喊“共和國萬歲”，而朗德納克卻以“國王萬歲”回應。讀到此處，讀者要高呼“人道主義萬歲”。

盡管革命者和反革命的信仰大相徑庭，他們的情感卻在“人道”的基礎上調(diào)和了。在郭文眼里，朗德納克原是“一個野蠻的戰(zhàn)士、帝制和封建制度盲目的擁護者、屠殺俘虜?shù)娜?、被?zhàn)爭縱容的殺人兇手、嗜血的人”。以他以往的兇殘、罪惡，按照革命的原則和法令，他應當被處死。但“一個英雄從這個惡魔身上跳了出來”，“拿著屠刀的人變成了一個光明的天使”。朗德納克竟然寧愿犧牲自己的頭顱來盡一個老人對兒童應有的慈愛。郭文認為，他是做好事時被捕的，這時殺死他，“人們將會看見他的額頭還帶著為一件偉大的犧牲而流下的汗珠走上斷頭臺，就像被人奉祀為神的偉人走上神壇一樣”。于是郭文產(chǎn)生了哈姆雷特式的動搖。接著，郭文又進一步想到了他和朗德納克的家族關系:“革命的目的難道是為了破壞家庭，為了使人道窒息嗎？”他認為共和國的建立就意味著家庭、人道，革命就是人民掌權，而“人民，就是人”。于是，家族觀念也作為人道主義的表現(xiàn)回到了郭文身上。他也曾想到共和國的利益，深知朗德納克是出賣法蘭西，為叛匪和英國保守派搭橋的人，放了他，就意味著放虎歸山。郭文心里，理智、責任和感情激烈碰撞。最終，“高級真理”——人道，戰(zhàn)勝了“低級真理”——革命的原則：郭文放走了朗德納克。然而郭文后來又意識到他忘記了“那些被焚燒的村莊、被蹂躪的婦女”，忘記了“法蘭西被出賣給英國”，他放走的是“祖國的兇手”。郭文放走朗德納克，也把像父親一樣愛他的西穆爾登推向萬劫不復的絕境。為了不辱沒革命的責任，西穆爾登讓郭文走上原為朗德納克準備的斷頭臺，但受不了這種違背情感的打擊而開槍自盡：“兩個姊妹靈魂一起飛走，一人的影子與另一個人的光芒交匯在一起。”

郭文和西穆爾為共和國而戰(zhàn)，沒死在敵人手中，卻為“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這一理念而殉葬。這兩個人物具有濃烈的希臘悲劇色彩。伊迪絲·漢密爾頓在《希臘精神》闡述悲劇的概念時特別區(qū)分了悲慘與悲劇。她指出無辜者受難、美麗的生命死亡都不是悲劇，因為這里“沒有讓我們的靈魂去攀登的高峰，只有無盡的黑暗，只有令我們傷心落淚的故事”。而“悲劇的要素之一就是感受力強的靈魂”，是“能忍受巨大的苦難的靈魂在忍受苦難”。古希臘悲劇詩人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們能夠預感人類的痛苦并在瞬間展示出這種痛苦以及人們平時難以把握的意義。郭文走上斷頭臺不是悲劇，西穆爾登自盡也不是悲劇，真正的悲劇在于人道主義的原則和革命的責任、祖國的命運不能兩全，他們的內(nèi)心每時每刻都在經(jīng)受絕對人道主義的拷問。

《九三年》是雨果的最后一部重要小說，這部史詩般的作品之所以不朽，不是因為它謳歌法國大革命，甚至不是因為字里行間閃爍出人性的光芒，而是因為我們從兩顆受難的靈魂那里看到人類反復上演的終極悲劇：挑起一場戰(zhàn)爭，發(fā)動一場流血革命，無論以什么名義，無論哪一方是正義的，都免不了把人道主義送上祭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