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禝/文 20世紀初，大清王朝搖搖欲墜，三位法國作家，保羅·克洛岱爾（PaulClaudel,1868—1955）、皮埃爾·洛蒂（PierreLoti，1850—1923）和謝閣蘭（VictorSegalen，1878—1919）先后在中國逗留。保羅·克洛岱爾，一位外交官，虔誠的天主教徒，懷揣把中國福音化的夢想；皮埃爾·洛蒂，專門尋覓異國情調的法國旅行家、作家，在故宮吸允著王朝末日的氣息；而謝閣蘭則帶著窺探紫禁城里的皇家生活的夢想來到中國，渴望深入這片神秘的土地，探尋古老的中華文明。

一

八國聯(lián)軍入侵中國時，洛蒂作為一位法國海軍軍官，隨法國海軍中隊在北京逗留。遠征結束后，洛蒂于1902年發(fā)表了旅行紀事《北京的末日》。他看到的是一片被戰(zhàn)爭蹂躪的土地，滿目瘡痍，橫尸遍野。他在殘垣斷壁、灰燼和破碎的瓷器之中，發(fā)現(xiàn)了一座西方人“聞所未聞的巴別塔”，如同芝麻門開，天壇、廟宇、神秘的紫禁城、神話般的皇陵被和盤托出。他驚嘆，那是“真正的中國，非常古老的中國”，那是“在西方幾乎意想不到的中國藝術，一種至少可與我們自己的藝術相媲美的藝術”。

若不是慈禧太后棄城而逃，洛蒂做夢也不會想到能進入神秘的紫禁城。在空寂的宮殿里，古玩、裝飾、家具布滿灰塵，隱約散發(fā)著茶水、絲綢和凋謝的花朵的混合氣味，帝國的衰老被一覽無余。“在我們的時代，是否曾有人生活在這里亦或是時間倒退了？”他感嘆，“我感覺沉睡在比我們落后了上千年的人類當中。”他在戰(zhàn)爭的廢墟與文明的輝煌之間徘徊，哀嘆一個古老的文明正在他眼前消失：“中國人民的天才曾經(jīng)多么令人欽佩！”他用了過去式。他要感受空間上的異國情調，卻陷入時間的陷阱：“我得以進入許多沒有年齡的圣殿，悲從中來。在中國和在亞洲其他古國，有時會感到思維突然脫離當下，被拉入已經(jīng)成為廢墟的時代。”（LesderniersjoursdePékin，《北京的末日》）洛蒂穿越了時代，在過去旅行，鋪陳著時空上的異域情調。但洛蒂對中國歷史與文化一無所知，更沒有準備進入中國人的生活，他只是像一個來串門的不速之客，來得不是時候，只站在帝國的門檻上張望了一眼，便匆忙離去。

二

1909年，他的同胞，醫(yī)學院畢業(yè)的謝閣蘭作為海軍隨軍翻譯踏上了這片神秘的土地。謝閣蘭在來華前學習了一年漢語，通過了巴黎東方語言學院的漢語考試。他的漢語程度如何，已無從考證，至少他是有備而來的。在駛向中國的輪船上，他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我上路了，義無反顧，走向中國，真正的帝國……”他集醫(yī)生、漢學家、民族學家、考古學家、文學家、詩人、探險家、藝術理論家、語言學家和文學評論學家等身份于一身，是唯美主義者和精英主義者，對考古癡迷，一心撲在寺廟、遺址、雕塑、碑文上。盡管他對中國充滿激情，但并不想中國化，他在《論異國情調》（Essaissurl’Exotisme）中說：“我強烈地感受著中國，但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中國人。”他的志趣是“體驗多樣性”，“用整個宇宙充實自己”。但是“苦難的異域風情”和烏泱泱的大眾不在他要體驗的“多樣性”之內，他心心念念的是墻內神秘的宮廷秘史。

剛在北京落腳，謝閣蘭就想寫一本關于皇帝的著作：“一切由他、為了他、通過他來設想：帝王的、傲慢的、貴族的、傳奇的、古老而精致的異國情調。”如果說謝閣蘭所言涉及的是他以光緒皇帝為原型創(chuàng)作的小說《天子》（未完成），《勒內·萊斯》（ReneLays）則是關于《天子》的作品，從中可以看到作者如何收集關于皇帝的信息并試圖進入皇宮。他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于1914年初創(chuàng)作完成的這部小說，在他去世七年后的1921年才得以出版。

謝閣蘭夢想進入故宮，窺探帝王的生活，要找到進入“內部”的渠道：“我竭盡全力捕捉他（皇帝）的存在，從外面去觸及所有意想不到的、從‘內部’外溢出的一切。”他結識了一位名叫莫里斯·魯瓦的19歲法國青年，這個人給他帶來靈感，令他感到有望達到目的。莫里斯·魯瓦在北京度過了童年，操著一口流利的漢語，成為謝閣蘭的中文老師。在他們熟識后，魯瓦就開始向他的學生吐露秘密，聲稱他在朝廷秘密警察中擔任要職，與攝政王過從甚密，曾與已故皇帝交談，甚至“承認”他是年輕的隆?；侍蟮那槿?。謝閣蘭似乎并不介意這個法國小伙子是不是在撒謊，如謝閣蘭的傳記作者所說：“他沉浸在浪漫傳奇之中，已經(jīng)在北京找到了夢想的棲息地，現(xiàn)在就差與他傳奇中的英雄相遇了。”

小說以日記體記錄了敘述者與主人公勒內·萊斯的私密談話。敘述者就是作者的化身：作者住在北京一座四合院里，而敘事者也生活在同樣的環(huán)境中。作者喜歡沿著北京城墻騎馬散步，敘述者也常在“北方之都”騎行。二者對中國建筑有著相同的品味，同樣厭惡將要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謝閣蘭曾在他的《中國信札》（LettredeChine）中談及一對楊姓夫婦，年輕的妻子以其“異域風情的談吐”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在《勒內·萊斯》中，楊家變成了王家。敘述者對年輕的滿清女子充滿好奇，甚至著迷，想知道一個滿清女子和一個歐洲人之間的愛情是否可能。敘述者像個導游，帶著讀者穿過北京蜿蜒的胡同，去戲院欣賞京劇，去逛前門外的煙花柳巷……這正是謝閣蘭在北京的日常生活。如果說敘述者實際上就是謝閣蘭本人，勒內·萊斯對應的則是莫里斯·魯瓦，同時又與謝閣蘭夢中的現(xiàn)代馬可·波羅的形象相匹配，他是其原型的副本:一個迷人的小伙子，有雙美麗的黑眼睛，知識結構也與莫里斯·魯瓦相仿，文化水平有限，但很有語言天賦。他們性情相似，力量與脆弱交織。勒內·萊斯作為皇室密探，在遇到謀殺時，面不改色心不跳，而在父權面前卻不值一錢。其原型莫里斯·魯瓦能夠潛入任何地方，卻總是害怕家人，特別是他的母親。莫里斯·魯瓦是敘述者謝閣蘭的中文老師，勒內·萊斯是敘述者謝閣蘭的中文老師。只是勒內·萊斯是比利時人而不是法國人，其父是雜貨鋪老板而不是像莫里斯·魯瓦的父親那樣的小官員，莫里斯·魯瓦19歲，而勒內·萊斯只有17歲。

謝閣蘭通過敘述者講述了他在北京的生活，而勒內·萊斯則體現(xiàn)了他的想象，隨時令夢想成真，總是準備回應敘述者的暗示。敘述者向他提起皇室密探，不久之后，這個人就宣稱自己就是大內侍衛(wèi)總管。敘述者問一個滿清女子能愛上一個歐洲人嗎？15五天以后，勒內·萊斯就聲稱自己是皇后的情人。他似乎對皇帝了如指掌，甚至透露了皇帝大婚后初夜的細節(jié)，展示出他為探聽這些秘密賄賂太監(jiān)的收據(jù)……勒內·萊斯的描述如此詳盡，與敘述者的猜想如此吻合，只能被視為妄言。然而，正如謝閣蘭傳記作者所言：“（謝閣蘭）對勒內·萊斯的興趣并非在于真要了解主人公是不是一個謊言癖，我們作為讀者的興趣與謝閣蘭對勒內·萊斯的興趣并不一致。說到底，最重要的是衡量欲望與夢想在多大程度上戰(zhàn)勝了敘述者的實證主義精神。”勒內·萊斯更是敘事者夢中的人物，按照謝閣蘭的想象行事，將現(xiàn)實與夢境聯(lián)系在一起。

小說結尾時，大清王朝受到革命的威脅，勒內·萊斯死于暈厥。勒內·萊斯進過紫禁城嗎？莫里斯·魯瓦進去過嗎？這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謝閣蘭“走進去”的執(zhí)念。穿越紫禁城圍墻的愿望，伴隨著回到過去的夢想。如果說洛蒂誤打誤撞進入了一座脫離時間的宮殿，謝閣蘭則是要刻意尋找這樣一座宮殿。不幸的是，他來遲了一步，辛亥革命的隆隆雷聲已經(jīng)作響：“他夢想中的中國即將消失，滿清王朝仍在統(tǒng)治，但時日無多。”（MichelTaylor，《王國之風或謝閣蘭之旅》）

謝閣蘭來中國的目的絕不是為了觀察革命，他心目中的大清帝國是一個冰封的國度，他近乎絕望地看著滿清王朝行將覆滅，這個靜止的帝國將不復存在。這就是為什么他對這場革命充滿厭惡：“這場思想的瘟疫將很快會扼殺世界上最令人欽佩的虛構之一：天朝皇帝。這是古代中國的真正的死亡。我將與其兩斷，因為我只向后看。”（《論異國情調》）。皮埃爾·洛蒂在《北京的末日》中為帝都大唱挽歌：“北京不復存在，它的魅力在褪去，它的神秘正在被揭開。”謝閣蘭則宣稱：“北京不再是我夢中的家園。當我陰郁的情緒在宮殿周圍彌漫時，我開始懷疑自己是否曾真的想進入皇宮。”他不再需要一個勒內·萊斯。主角之死象征著夢想的破碎，一場幻滅。1914年謝閣蘭終于有機會邁進神秘的紫禁城，然而沒有皇帝的紫禁城，猶如布景尚存，演員離去的舞臺，對夢想窺視天朝帝王生活的謝閣蘭還有多少吸引力呢？

如果不是當代法國作家讓·科阿塔朗為撰寫謝閣蘭評傳，專門調閱并在其著作中披露了魯瓦和作家之間的通信，我情愿相信謝閣蘭并不曾把法國小伙子的彌天大謊當真，只是抓住了一個夢游紫禁城的契機，同時塑造一個游走于中西之間的謊言癖的典型形象。而這些通信顯示，謝閣蘭確實被忽悠得五迷三道。魯瓦在給他的信中描寫他如何與皇太后在湖邊漫步，與她共度良宵，又如何挫敗宮廷謀殺案。信貌似是從紫禁城里發(fā)出的，用的是朱砂線條的信紙。?；实闹x閣蘭在給騙子的回信中承諾：“你為天朝所做的一切犧牲都會得到回報。”騙子得寸進尺，聲稱王太后、太妃都懷了他的孩子，請求謝閣蘭提供醫(yī)療幫助，還要求提供資助，用以購買抵抗革命所需要的武器。謝閣蘭竟然“同意”了這些無厘頭的要求。謝閣蘭是個癮君子，不知是不是鴉片的作用，使得他讀著這些“宮廷里發(fā)出的信”，如墜云霧。他在清醒的時候又表示：“如果他否認自己的行為，即使這些行為是他杜撰出來的，也會使我百般失望……如果他無情地讓我醒悟過來，那么他對我的欺騙就愈加冷酷無情。”（《我去往別處——維克多·謝閣蘭的真實與想象》，讓·科阿塔朗著，翟月譯，上海文化出版社2023年）

這位謝閣蘭的中文老師后來聲稱，自己被朝廷拋棄了，不得不東躲西藏，便不見了蹤影。謝閣蘭再遇到他時，他在上海一家銀行工作，謝閣蘭對他剩下的只有厭惡。謝閣蘭在小說中置主人公于死地，也算是報了仇。得知作者和人物原型的通信內容后再回想《勒內·萊斯》，小說的敘事與這些通信的內容有多少區(qū)別呢？作品不就是一部記錄謝閣蘭上當受騙的紀實文學嗎？只不過，謝閣蘭最終以小說的形式終結了騙局，也給這段其實并非虛構的幻滅，畫上了完美的句號。

三

同一個時代，同一個夢想。莫里斯·魯瓦或者勒內·萊斯，不由得令人想起同時期在華的愛爾蘭人埃德蒙·巴恪思爵士（SirEdmundBackhouse，1873—1944）。他是讀書人，比法國人魯瓦行騙格局更大。他偽造清朝內務府大臣景善日記，與人合著了以此“日記”為史料的《慈禧外紀》和《清室外紀》，從而確立了他的所謂東方學學者的地位。身后留下一部回憶錄的手稿《太后與我》，吹噓他與慈禧太后、英國作家王爾德、法國詩人保爾·魏爾倫、英國首相阿奇博爾德·普里姆羅斯、第五代羅斯伯里伯爵等名人都有過性關系?！侗本┑碾[士》的作者稱他是“少有人能匹敵的騙徒”（《北京的隱士：巴克斯爵士的隱蔽生活》，休·特雷費-羅珀著，胡濱、吳乃華譯，1986）。不得不說，爵士不乏想象力，可為什么他費盡心機偽造歷史而不去寫小說呢？

在中西之間，永遠留有想象、誤解與謊言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