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剛/文 真理東渡

“真理”的意味，出自“真人”，這是莊子說的話，他說有真人后，才有真知，那“真知”呀，豈不就是“真理”？

六朝時期，莊子關(guān)于“真”的邏輯及其用語，被中國化的佛教所活用，也被道教教義所沿襲。如此一來，“真理”一詞，便成為具有宗教氣氛的概念，多用于佛道問題。

結(jié)果，“真理”一詞，反倒成了需要慎重不便輕言的概念，清代最具權(quán)威的辭藻工具書《佩文韻府》就沒有錄入“真理”，而日本《大漢和詞典》卻收入“真理”一詞及其古典用例。

古典“真理”，乃宗教式頓悟語匯，帶有“禪”的神圣意味，那意味，呈現(xiàn)為“莊禪合一”：先是莊子以“真人”出場，說以“真知”，后由六朝人用于佛教，而被唐人“詩意”地以“真人”棲居于“真理”。

經(jīng)由宗教之善和詩性之美的洗禮，“真人”穿越真諦和俗諦，從“真知”走向“真理”，邁著禪的步子，來到日本，到了江戶時代，“真理”已然普及，禪僧今北洪川就在《禪海一瀾》的“緒言”里提到了“真理”。

儒禪合流，于“禪海”中，得“真理一瀾”。

方以智《物理小識》一書，也載有日本“蘭學家”所使用的“真理”一詞。

在這里，有個概念需要解釋，何謂“蘭學”？

顧名思義，“蘭”即荷蘭，可“蘭學”，若也名之為“荷蘭之學”，則不盡然。在1640年后，唯一能與日本交往的國家是荷蘭，故由其舶來的西洋各國的知識產(chǎn)品，都被時人稱為“蘭學”。

觀此書，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萬物，然其所謂“物理”，卻非物理學之“物理”，乃“格物窮理”的“物理”。

綜其所述，乃會通之學，其構(gòu)造，可謂“上下與天地同流”，但求一“通”，不但要以中西之“學”通，且以百科之“術(shù)”通。

當時，德川幕府對外鎖國，特別對清朝政府，不但去中國化，稱之為“支那”，而且視為夷狄，尤禁清人書籍。

那么《物理小識》等書，是如何進入日本的？

杉本孜認為，是經(jīng)由西方來華的傳教士傳入日本的。他指出，《物理小識》所直譯的文字，皆取于漢人所譯西洋諸國地名，并由此斷定，這里的“漢人”是指西方來華的傳教士。這不是明顯的矛盾嗎？“漢人”如何能與“來華的傳教士”等同？在應當深入說明的地方，杉本孜卻停止了，我們不妨接下來想一想。

也許，那些西方傳教士，從中國來到日本時，依然像利瑪竇那樣，穿著漢服，儒衣儒冠，一派“漢人”氣象？

當然，也有另一種可能，那就是反清的明代遺民中，他們有的出家了，做了和尚、道士，有的入教，做了傳教士。

還有一種可能，即日本所禁者，乃清人，非漢人，識別的標志，便是清人剃了頭發(fā)，留了辮子，而漢人則依舊，還是明朝樣式?？傊灰菑闹袊鴣砣毡緜髯g蘭學的，都被稱為“漢人”。

“漢人”于此，既非以民族確認，亦非以國籍區(qū)分，而是從文化上辨別，江戶時代，日本以中國自居，曾流行說，崖山之后無中國，明亡以后無中華，視“漢人”有如歷史文物。

若以日本傳統(tǒng)，一切學問，皆出中土，均由“漢人”東渡而啟，不但漢學由“漢人”從中國帶來，蘭學也如此，故日本人所得之蘭學，亦必先以“漢人”傳譯，再由蘭學學者據(jù)漢譯所譯地名等，參考荷蘭萬國地圖，進行翻譯。

荷蘭，對日本影響深遠。

此前，葡萄牙人也來過，大肆傳教，可日本人不吃那一套，將他們打發(fā)走了。因其以“馬尼拉大商帆”為標志，從馬六甲、澳門出發(fā)，自南海以至于東瀛，故被視之為“南蠻文化”。

荷蘭人則帶著海洋自由論，從大西洋來到太平洋，以東印度公司為樞紐，海通天下，貨賣東西方，且以“海上馬車夫”的名頭取代“馬尼拉大商帆”，壟斷了東西洋海運的物流。

那時的日本，同清朝一樣，在離東亞大陸最近的長崎，開一口通商，同時，又跟清朝不一樣，僅與荷蘭一國通商，所以，在對外開放的貿(mào)易特區(qū)——出島，除了荷蘭商館，別無分店，間有漢船來泊，然亦來自民間，日清兩國之間，并無通商往來。

出島設施，原為葡人所設，因其傳教致亂，被幕府驅(qū)逐，而由荷蘭進入，本來葡、荷相爭，葡已落敗，荷進葡退，勢所必然，日本擇勢而從，追隨強者，可見島國文化的本能。

從此，漢學之外，又添新學，那便是“蘭學”，而且日本人能坐文化冷板凳，埋下頭來，一學，就學了兩百多年。

但初期蘭學者，皆由漢學轉(zhuǎn)學而來，因勢利導，故其所學教材，最早的一批，即為來華傳教士與晚明士人合作之書。其中，比較著名的，就是方以智的《物理小識》。當時的蘭學家們，幾乎都是這本“小識”的擁躉之人。此書之于日本，先以私渡，繼以私刻，后來“洋書解禁”，則更為流傳。

江戶時代的日本，之于學術(shù)方面，取得了兩大成就，一是國學的成就，二是蘭學的成就，這兩大成就的背后，我們看到了兩位中國身影——國學的身影朱舜水，蘭學的身影方以智。

江戶時代，所成就的思想高度，是因為這個時代的學者，站在了兩位中國巨人的肩膀上，以此提升了日本的高度。

可憐了，這兩位中國巨人，國破家亡，天涯淪落，銷其聲于故土，匿其跡于他鄉(xiāng)，或身死而難歸，或自殉于國殤。其學被禁，禁用于新朝；所思遭殃，殃及于舊邦，惟以啟迪異壤。

而日本，原為近水鄰邦，且富于漢學素養(yǎng)，故能用其所學、行其所思于武士道中，形成國家觀念，造就科學思想。

真人解體

日本蘭學，始于杉田玄白譯《解體新書》（AnatomischeTabellen）的荷蘭語本，這本書于1774年出版，譯作漢文。

譯事緣起，據(jù)玄白所言，有人從荷蘭商館借得《解體新書》來訪，但玄白不通荷蘭語，卻被書中解剖圖所深深吸引，后來，他又于小冢原刑場，見習了對死刑犯的解剖過程，以之對照解剖圖，大為驚嘆，遂譯此書。

他認為，漢醫(yī)不及蘭醫(yī)，而差距就在解剖，但他又認為，中國古代醫(yī)書本有解剖之術(shù)，只是后人不得其傳，致使“數(shù)千年來竟不識真面目”，而以漢文譯之，且作蘭醫(yī)、漢醫(yī)之比較。

何以譯以漢文，而不譯以日語？

玄白在致友人書信中解釋說：“日本、漢土、朝鮮、琉球等，言語雖別，書則同文，漢文作書，諸國可通”，又強調(diào)，若僅僅為了日本人而譯，用假名就可以了，但他卻想著“傳于漢土”，可見其譯，別有一番中國情懷。

玄白認為，對于日本來說，蘭學，就是翻譯學，而譯事，尤當以漢文優(yōu)先。

故玄白此譯，術(shù)語也好，說明也罷，都是先聆聽漢語，參考漢醫(yī)，再對照蘭語，對比蘭醫(yī)，然后，以漢文翻譯。

玄白譯時，其蘭語未通，蘭醫(yī)亦屬初創(chuàng)，故其醫(yī)學所本，實為漢醫(yī)，觀其醫(yī)學之譯名，亦多出漢方，且以“格致一篇”，引領全書，以此標明漢學出處。

也就是說，通過此譯，玄白要達到的目的，不但是要在東亞醫(yī)學領域提供一部前所未有的新書，而且還要在中西會通的思潮里開啟一個新的蘭學浪頭，因為日本那時，尚未有被西學認可的學問，可以有如“中學與西學”那樣，拿來做與西學相對應的和學，所以，他必須投入“格致之學”的洪流，躍上“中西會通”的潮頭，恰好，方以智的《物理小識》，便成了渡他弄潮的輕舟。

《物理小識》，是一部筆記式的百科全書，有如沈括的《夢溪筆談》，并非西方式的理論化和體系化的科學寫作，其中，涉及到醫(yī)藥的部分，有對歷代本草的修正，還有對李時珍《本草綱目》的糾謬，特別是有對來自西方解剖學的介紹。

例如，在書中，方以智一改“心之官則思”的傳統(tǒng)觀點，對人的思想來源提出了新看法，他指出“人之智愚系腦之清濁”，這一看法，便是基于他對解剖學的了解并認可，因為在解剖學中，只有跟人體有關(guān)的器官心臟，而沒有跟人的認識活動有關(guān)的“中國人的心”，跟人的認識活動有關(guān)的是人腦。

通過解剖學來改變漢學傳統(tǒng)觀念，這一點，也許啟發(fā)了杉田玄白，當我們回到“真理”的話頭，驀然回首，就會發(fā)現(xiàn)，《解體新書》，原來是一部用解剖學來解讀“真人”的書。

莊子之于“真人”，也就那么一說，至于“真人”本身，究竟是個什么樣子？他從未想過要打開人的身體去了解一下，他想的是，從天人之際、古今之變、生死關(guān)頭，給“真人”一個定位，從自然與自我的統(tǒng)一性中，找到“真人”的根據(jù)。

莊子的方法，魏晉人曰“玄學”，放到現(xiàn)代，也可稱之為“哲學”，不過，現(xiàn)代人對于人的看法，尤其是對“真人”的看法，更傾向于人體，用解剖學的方法，經(jīng)由對人體的分析，認識人的生理構(gòu)造及其生命現(xiàn)象，以求得對于“真人”的“真知”。

可以說，這是蘭學的獨特貢獻，這樣一本解剖學的書，實乃中學所無，而西學常有，本不足為奇，卻被玄白拿到“中西會通”處來“格致”一番，這便有了漢學范式革命的意義。

由此可見，蘭學的“格致”轉(zhuǎn)型，一如武士，亦從死亡開始，打開人的尸體，以其審美眼光，對圓顱方趾之軀——由肌膚、骨骼、肢體、器官以及血液系統(tǒng)、神經(jīng)系統(tǒng)等合成的結(jié)構(gòu)功能，進行審視，很顯然，它也被視為武士道向死而生的一種樣式。

以死亡觀念，開啟范式革命，推動文化轉(zhuǎn)型，如此武士道，或曰“日本人的心”，在哲學上，頗有存在主義的先驅(qū)意味，從江戶時代到明治時代，在其歷史轉(zhuǎn)折關(guān)頭，我們看它的任何一個領域，幾乎都能看到武士道的沖動，看到狂決的美學幽靈。

通過解剖學，玄白將莊子的精神現(xiàn)象的玄學“真人”，還原為物質(zhì)形態(tài)的科學“真人”。玄學“真人”，立于天人古今，是個整體性的存在，而科學“真人”，則存在于“分科”之中——在科學中的醫(yī)學、醫(yī)學中的解剖學中，是一個具體的生命組件。

然而，用什么原理，將它組裝出來，靠什么規(guī)律，使它運行起來？宗教曰“靈魂”，自然哲學曰“物理”?？茖W，由自然哲學分化而來，故以“格物窮理”言之，而有“格致之學”。

在邏輯與數(shù)學等方面，中學有缺。中學并未走向“真理”，而是基于儒教，經(jīng)由天道，通往“天理”，而西學則從邏各斯出發(fā)，以邏輯和數(shù)學方式，明其“真理”。

方以智會通中西，深諳于此，以此而為其中西合璧新范式：以“實事求是”為“質(zhì)測之學”——自然科學，考察具體事物之“事理”；以“是其所是”為“通幾之學”——哲學，其“通幾”之“幾”如《幾何原本》中的“幾何”，以數(shù)學和邏輯，求得普遍性“真理”；以此“真理”，實用于社會，而為“宰理之學”——社會科學。如此這般建構(gòu)，向我們展示了一個頗具現(xiàn)代性的學術(shù)體系。

方以智的這一學說，不但啟迪了杉田玄白，還影響了志筑忠雄，忠雄轉(zhuǎn)譯自拉丁文的物理學著作名曰《歷象新書》，作者為英人JohnKeil，內(nèi)容關(guān)于牛頓力學。

忠雄譯著，以漢學格致為背景，參照明代游熊《天經(jīng)或問》、利瑪竇《歷象考成》、清代梅文鼎《歷算全書》，方以智的影響，仍多處可見，如“地游動說”，有關(guān)于“真理”一詞的運用：“今若要覺知天運之真理，首先必知流星之實。”這是“真理”一詞，最早出現(xiàn)在日本蘭學中。

中國學問，首要的，便是“究天人之際”，這一點，也被蘭學采取“拿來主義”，《解體新書》以人體，《歷象新書》以天體，以此“天人合一”，來以“真理”格義，為蘭學開局。

真知轉(zhuǎn)型

若僅僅作為“分科之學”，科學還不足以令人信仰，只能作為一種學術(shù)規(guī)范或?qū)W術(shù)類型，成為教育體系的一部分。

科學的目的，顯然不止于劃分“學域”，它還有更高的目標，那就是追求“真理”，正是這一追求，賦予科學更高的價值，使之脫離神學設定和神圣引導，而有了自己獨立的目標。

以“真理”格義“學域”，日本有學者西周。

西周在《百學連環(huán)》一書中，提出了“學域”問題，拿來同漢學做對比。一比較，就發(fā)現(xiàn)“漢學雖有經(jīng)學家、歷史家以及文章辭賦家等區(qū)別，但卻沒有更進一步的‘學域’之分”。

漢學，不設“學域”，兼容并包，雖恥于一物之不知，卻弊于一統(tǒng)之陋習，雖未必致亂，卻也難以明察學問之經(jīng)界，西周說，“大凡學問，皆有學域之分，地理學有地理學之域，政事學有政事學之域”，先有“學域”，然后分科，而分科之學，便是科學。

西周注意到了，中國傳統(tǒng)學問無所謂“學域”界定，深受漢學影響的日本學問，自然也就沒有“學域”分界。

他率先意識到，漢學的包容習慣，在學問上，是一種陋習，故與之決裂，而新時代的學問，當有“學域”界定。

“學域”說，給日本學界帶來了一次學問對象和內(nèi)容的大轉(zhuǎn)換，同時，也是一次關(guān)于研究學問的方法論的革命。

西周譯西洋各學科，乃日本首次對“科學”作系統(tǒng)闡釋，他將Scienceandart（科學和藝術(shù)）與古漢語“學術(shù)”對譯，傳統(tǒng)“學術(shù)”二字，就被他賦予了“科學與實踐的技能”的新含義。同時，他對“學”的內(nèi)容也做了調(diào)整，非僅以博覽多知為“學”，而是強調(diào)“學”的真理性，所有學問，皆應以追求“真理”為目的。

然而，“格物窮理”一說，豈非也是追求“真理”？對此，西周卻不以為然，因為，此“理”太泛，牽扯太多，在天為“天理”，于道為“道理”，問學為“學理”，立人為“倫理”。

所以，若問“格”什么“物”？“致”什么“知”？“窮”什么“理”？即以“月印萬川”方式，按“理一分殊”要求，致古致今，窮來窮去，即使窮盡，也落不到“真理”的頭上，而是落到人情世故的“倫理”和做官之道的“道理”上去。

“理”不可“窮”，一旦窮盡，就會轉(zhuǎn)化，此為“易理”，然“不易”者何？西周說，西洋之學，大凡于事物，唯一不可動搖者，乃真理也。而“探求真理”，則唯有“科學”。

《百學連環(huán)》從明治三年流行之后，明治七年，西周在《明六雜志》上連載《知說》一文，其中使用了“科學”一詞。他在譯介邏輯學的“演繹法”和“歸納法”之后，說：歸納事實，從中找到貫穿其中的普遍的真理，再將這一真理，按順序清晰揭示前后本末，最后結(jié)構(gòu)成一種范式，稱之為“學”。在這“學”的過程中了然并掌握真理，再使真理之便利活用于人類萬般事物，稱之為“術(shù)”。因此，“學”的旨趣唯在于專門講求真理，而不可計較真理對眼前現(xiàn)實的利害得失；“術(shù)”即追隨真理之所在，尊重真理，使吾人得以避免虛假之害而趨真理之利。

“學”與“術(shù)”雖迥異，但“科學”也還是會混淆，以化學為例，分解法之化學可謂“學”，綜合法之化學可稱“術(shù)”，盡管如此，兩者還是不可分的，它們都屬于同一個化學體系。

西周在“學”旁，標注的日語假名“サイ—ンス”，是英語“Science”（科學）的音譯，可見其已立“科學”為“學”。而“科學”精神，就在于追求“真理”。

“真理”具有超功利性，不論其后果，對于人類社會，有利還是有害，有所得還是有所失，即使難辨，亦當持之。

此觀念，直至今日，仍為日本科學思想的主流。

“術(shù)”則不然，西周與福澤諭吉并世而立，可謂日本學界“學”與“術(shù)”的代表，福翁之“學”與西周不同，其“一科一學”之實學趣旨，在西周則稱之為“術(shù)”，認為它適用于趨利避害。

西周是一位追求“真理”的科學思想家，其“知說”主張，成為日本科學思想生長的根基，在日本發(fā)芽開花。

“真理”是什么？西周說，“真理”是truth（真相）。它從哪里來？它從莊子來；要往何處去？要往科學去，往truth去。

西周從古漢語里，尋覓先知，找到“真理”二字。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