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東方IC）

敬一山/文 2022年12月12日零點，累計服務約六百億次的“通信行程卡”下線。這是疫情防控策略整體發(fā)生轉變的大格局下，邁出的勢所必然的一步。針對各方擔憂的隱私數據處理問題，三大運營商也先后表示，“通信行程卡”服務下線后，會同步刪除用戶行程相關數據，依法保障個人信息安全。

這個曾經影響無數人出行的防疫工具，就此告別歷史的舞臺。運營商徹底刪除隱私數據的承諾，也讓所有人松了一口氣。目送行程卡退隱的同時，很多人也關心另一防疫工具——健康碼的命運。相比于只記錄個人行蹤的行程卡，健康碼的功能更強大，里面關聯的個人隱私數據更多。而在多數地區(qū)、多數場合已經不再查驗健康碼的背景下，它何去何從，的確該早給一個說法。

理論上，健康碼和行程卡有著同樣的誕生邏輯，都是為了服務于精準防疫的目的，當防疫策略變更之后，健康碼理當和行程卡一樣，盡快下線并刪除所有用戶數據。

不過現在也有少數專家認為，疫情這幾年，民眾已經養(yǎng)成使用習慣，相關技術和應用基礎也有了積累，可以把健康碼回歸于衛(wèi)生健康目的，比如用健康碼關聯醫(yī)?？ā叽a掛號付費等，甚至還建議可以轉換為居民的電子ID或者電子名片，用來預約進入圖書館、博物館，到政府辦事等。

聽起來這種“健康碼轉型”有一定誘惑力，既然前期已經花了相當多的經費及精力，為了避免浪費是不是可以用于公共服務？可仔細推敲一下不難發(fā)現，誘惑背后還是藏著不可忽視的隱患。這種“大數據治理”從來都是一把雙刃劍，用好了當然有可能提高服務效率，可是一旦被濫用，用戶就很難有還手之力。

無論行程卡還是健康碼，這幾年都有相關的教訓。拿行程卡來說，其誕生初衷本來是很好的。2020年2月，當時全國推動復工復產，但判斷員工是否到訪過高風險區(qū)成為難題，于是工信部指導三大運營商為用戶提供免費行程證明，這就是行程卡的原型?？杀娝苤氖牵@個原本是幫助員工復工的功能，后來成為不少地方防疫層層加碼的借口。

健康碼更是如此。河南給數百名村鎮(zhèn)銀行儲戶賦紅碼事件，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后續(xù)鄭州多名官員因此被問責。這雖是較為極端的事件，但其暴露的問題卻可能具有普遍意義——一旦行政部門掌握了太多用戶數據，而運行規(guī)則又不夠透明的情況下，這種數據治理工具就可能被濫用。

基于這些教訓，為了防疫而誕生的這些數據治理工具，還是應該隨著防疫政策的調整而退出舞臺。因為防疫的特殊背景，民眾不得不讓渡一些隱私和知情權，隨著疫情防控走向正常化，這些可能侵害民眾利益的“權宜之計”，就不該繼續(xù)存在。

從本質上說，這些數據收集甚至有違法之嫌。按照《個人信息保護法》，處理個人信息應當具有明確、合理的目的，并應當與處理目的直接相關，采取對個人權益影響最小的方式。收集個人信息，應當限于實現處理目的的最小范圍，不得過度收集個人信息。

所以，按照法律精神，無論給“健康碼轉型”想出多少正當理由，不能回避的問題還是：什么部門、什么平臺有權收集個人的哪些數據？這些數據又將被應用在哪些地方？如何避免一些極端事件？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清晰的解答，那不如盡快將健康碼下線，以徹底消除各種可能的隱患。

（作者系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