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淼/文

樊樹志先生的《大明王朝的權(quán)力博弈》是一部以個人為線索，來解讀明朝近三百年人事變遷和權(quán)力紛爭的著作——既然名為《大明王朝的權(quán)力博弈》，書中關(guān)注的重點即是人與人之間的“權(quán)力博弈”，其中既有皇族之間的內(nèi)卷，也有朝臣之間的傾軋；既有后宮的爭寵，又有宮廷的內(nèi)斗……各類人物的活動構(gòu)成了一幕幕精彩紛呈的活劇。正像樊先生所說的那樣，歷史是由人創(chuàng)造的，歷史的主體是人，忽視了人的主體，一味偏重抽象的分析，就會讓歷史變得枯燥乏味，令人望而生畏。而通過一個人或一個故事來揭示明朝政治的方方面面，其中涉及到的每個人的命運都和政治密切相關(guān)，不僅可以從中窺探到明朝政治的本質(zhì)特征，同時也可將歷史化雅為俗，更易于展現(xiàn)歷史事件的無窮變幻，從而引起讀者的閱讀興趣。

《大明王朝的權(quán)力博弈》
樊樹志 /著
天喜文化 /天地出版社
2022年6月

有明一朝，從開國皇帝朱元璋算起，值得稱道的皇帝可謂寥寥無幾，這其實是與封建社會家天下的本質(zhì)特征分不開的。清初史學(xué)家谷應(yīng)泰說得非常到位：“人主在襁褓，則有阿姆之臣；稍長，則有戲弄之臣；成人，則有嬖幸之臣；即位，則有面諛之臣。千金之子，性習(xí)嬌佚，萬乘之尊，求適意快志，惡聞己過，宜也！”除了艱難創(chuàng)業(yè)的開國皇帝之外，大多數(shù)守成之君都是在阿諛奉承的氛圍里長大成人的，想讓他們有所作為的確有點勉為其難。

事實上，別說讓他們有所作為了，只要他們能夠做到不荒唐、不亂政，已屬非常難得。不過，盡管明朝皇帝每個人從政的能力各有差異，但他們在內(nèi)卷方面卻均有著超常的稟賦。比如明成祖朱棣，他不僅以“奉天靖難”為名，從自己的侄子手中奪得了江山，而且以“誅十族”和“瓜蔓抄”的名目，大肆屠戮建文舊臣，其殘忍的程度可稱空前絕后。比如怠政長達二十八年之久的明神宗朱翊鈞，只因“政治需要”，便對立有大功的張居正進行死后清算——在皇帝面前，所有的臣子均是一介草芥，皇帝一言決生死，一言定榮辱，不過是尋常故事而已。

與冷酷無情的皇帝相比，朝臣之間的相互傾軋，其殘酷與血腥的程度也并不稍讓。諸如嚴(yán)嵩父子對于夏言、沈煉和楊繼盛等人的陷害，不把他們置之死地決不罷休；諸如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對于東林黨人的陷害，栽贓誣告、嚴(yán)刑逼供，無所不用其極。就連有名相之稱的張居正，也同樣通過排斥異己、打壓同僚的方式謀求上位，蓋因朝臣之間的權(quán)力博弈決定著雙方的生殺予奪，實是一種生死相爭，不將對方置之死地，就極有可能遭到對方的反殺。處身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一般朝臣只有陽奉陰違、虛與委蛇方可自保，而不畏威權(quán)、據(jù)理力爭的大臣則越來越少——不可否認(rèn)，有時的確會有海瑞這樣的耿介之臣出現(xiàn)，卻是一個可遇而不可求的小概率事件，因為在劣幣驅(qū)逐良幣的大背景下，又有誰甘愿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呢？

在談及這本書的寫作方式時，樊先生特別強調(diào)了兩點：一是以“講故事”的方式寫作絕不是胡編亂造，而是言必有據(jù)，嚴(yán)格遵循學(xué)術(shù)規(guī)范；二是雖然以“講故事”的方式解讀明朝的歷史，但并不是為講故事而講故事，而是努力把故事背后蘊涵的深意挖掘出來——此亦即樊先生所說的“用事實說話”，即便偶有議論，只是點到為止，給讀者留下豐富的想象空間。總而言之，樊先生的寫作意圖即是以當(dāng)代人的視角重新審視歷史，用大手筆寫小文章，他的文字并不是單純地解讀歷史，同時意在言外，讀來也更具有一種雜文的快感。

以是，樊先生在講述了明初眾多功臣持有明太祖朱元璋頒賜的“免死鐵券”，最終卻難逃一死時，即以簡潔的文字評論道：“皇帝賞賜的‘免死鐵券’不是護身符，充其量只能算是榮譽證書，他可以變著法兒讓你死，你還不能說他出爾反爾，言而無信。”樊先生在講述錢謙益的政治挫折時，評論他既看重士大夫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卻又不甘心做一個純粹的文人，“這個矛盾始終陰魂不散地縈繞著他，扭曲了他的心靈”。這些議論既言簡意賅，又能引發(fā)讀者的思考，無疑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