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田進 早上7點，伴隨著一歲多小兒子的哭鬧聲，34歲的張言明穿著工地服、戴著安全帽出發(fā)了。在室內設計圖紙、鋪設線路、安裝開關等構成了他每天的工作內容。每天晚上6點多，他便回到出租屋中負責帶孩子，妻子則開始忙活晚餐。

這樣的生活方式貫穿了張言明過去十六年的生活。在各個工地間，他認識了現(xiàn)在的妻子并陸續(xù)迎來了兩個孩子的降生；這和他父親年輕時的生活路徑幾乎如出一轍。作為工地鋼筋工，他的父親可謂為工地奉獻了大半生，從陳言記事起，父親就在廣州、深圳等工地上工作，絕大多數(shù)時間只在過年回家。

但現(xiàn)在，張言明正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父親那一輩的生活節(jié)奏。

張言明說：“上一輩基本都是靠在工地上賣力氣掙錢，所以年紀大了后落下了很多病根。我們這一輩更講究輕松省力，現(xiàn)在做的水電工整體收入更高，也沒那么累。我們也盡量把孩子帶在身邊，不讓他們做留守兒童。”

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像張言明和他父親這樣的農民工們功不可沒。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的農民工數(shù)量僅200萬人左右。伴隨著城市群建設熱潮以及民營經濟的快速崛起，1989年農民工數(shù)量暴增到3000萬，短短四年后農民工數(shù)量更是增長至 6200多萬，2021年全國農民工數(shù)量已增長至29251萬。在這期間，中國城鎮(zhèn)化率也從1991年的26.37%一路上漲至2021年的64.72%。

過去十年間，在宏觀數(shù)據起伏之間，他們的生活與工作的方式也在悄然變化。

農民工回流

過去五年，從廣西三江、浙江臺州再到湖南懷化，張言明與妻子輾轉三地。多數(shù)時間，他都需要跟著工地項目走，一般一個項目三年建設完成后，此后便需要通過熟人尋找新的工地項目。

張言明坦言，其實自己并不喜歡這樣到處奔波的日子，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不希望和家人分開。從記事起，張言明就成為了留守兒童，基本只能在過年時間見到父母。高中輟學后，他也跟隨著父親的步伐，開始了工地生活。“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是留守兒童，我希望他們能得到更好的教育。”

即使工地項目不好找，張言明也會盡量選擇離家近的工地項目。并且，不同于父輩年輕時常年住在工棚，他和妻子在工地附近租了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為了營造出一種家的感覺，出租屋中冰箱、煤氣、嬰兒車等一應俱全。每年寒暑假，他也會把在老家上小學的大兒子接過來一起生活。

張言明想法的變化不是個例。因為年齡增長、本地就業(yè)機會增多等因素，近十年，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選擇告別奔波的生活，留在了本地工作。國家統(tǒng)計局數(shù)據顯示，2011-2021年，在本地就業(yè)的農民工數(shù)量占農民工總數(shù)的比例從37.25%不斷上升至41.29%，每年本地農民工數(shù)量的增速也均大于外出農民工數(shù)量的增速。

不只是想法的變遷，相比于父親那個年代（2000年初期），湖南老家更多的就業(yè)機會也給張言明提供了回流的基礎。

他說：“在我上高中時，老家連一家肯德基店都沒有，不出去打工，就只能靠種菜掙錢。十幾年過去，老家已發(fā)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當?shù)氐慕洕_發(fā)區(qū)已經入駐了好幾家電子廠，天虹商場、步步高等大型商場也都有三四家，老家很多年輕人都已經是每天騎二十幾分鐘電動車去城區(qū)上班，農田基本都閑置了。換做十五年前，根本不敢想。”

當前，張言明工作的地點距離他的老家約300公里，這已是近五年離家最近的工地項目。被問到為什么不選擇直接回老家當?shù)毓ぷ鲿r，他的回答是“現(xiàn)在的情況還不允許自己回家。”“如果工資待遇一樣，誰想去外地工作呢。當前這個項目的水電工月工資能有小一萬，而老家還只有五千多元。老家縣城的房子每月還需要還2000多元的房貸，兩個孩子也正是花錢的時候，各種開支壓力確實大。估計等年紀再大一點，外地工地活不好找了，再考慮回老家工作。”張言明表示。

國家統(tǒng)計局數(shù)據也顯示，2021年外出農民工月均收入增速快于本地農民工，其中，外出農民工月均收入5013元，同比增長10.2%；本地農民工月均收入3878元，同比增長7.5%。并且，2021年本地農民工平均年齡46.0歲，而外出農民工平均年齡僅為36.8歲。

因為年齡超過55歲，找不到愿意接收的工地項目，張言明的父親已經在去年回到老家工作，主要負責幫別人干一些雜活，從鋪設管道、運輸建筑材料、安裝門窗無所不包。張言明說，這樣的工作也將大概率成為自己回流后的選擇。

規(guī)范化發(fā)展

張言明的父親用三十二年的工地生活，換回了農村一套三層小洋樓；他則用十六年的工地生活，換回了老家縣城一套商品房以及一輛轎車，這是他們父子最引以為傲的成就。張言明說，在老家，如果沒有一套小洋樓，在村里都會被人瞧不起。

在過去十年，不只是物質條件的改善，張言明也見證著工地管理的逐步規(guī)范化。

最為直觀的感受是，從前幾年開始，張言明和他的工友進入工地時都需要人臉識別，在工地也必須時刻佩戴安全帽，不可以穿拖鞋，工地上也絕對找不到60歲以上的農民工。除此之外，發(fā)放工資的方式也從父輩們的年底現(xiàn)金結算轉換成每月固定打到工資卡上。

其實在過去十年，因為農民工老齡化等因素，農民工最為集中、風險最高的建筑業(yè)的安全管理多次被官方提及。2017年國務院辦公廳發(fā)布《關于促進建筑業(yè)持續(xù)健康發(fā)展的意見》，提出加快建設建筑施工安全監(jiān)管信息系統(tǒng)；2019年人社部、住建部還聯(lián)合發(fā)布了《建筑工人實名制管理辦法（試行）》。

張言明說，十幾年前跟隨父親剛進入工地時，用“混亂”一詞形容那段日子毫不夸張——住的是臨時用木頭和鐵皮搭建的宿舍，吃的是三四塊錢一份的路邊自助餐，工地人員魚龍混雜、操作沒有所謂的規(guī)范化，一切只是為了加快工程進度，受傷時也經常往往由自己承擔。

但現(xiàn)在，張言明稱，所有工人都需要完成信息登記與審核。絕大多數(shù)工程都會在項目一開始建設時就在一旁用集裝箱搭建工棚，并且最多不超過四個人住一間房，項目部也會定期安排人員檢查宿舍安全情況。張言明和他的工友也都有由項目部統(tǒng)一購買的保險。

在政策保障上，2015年人社部等四部門聯(lián)合發(fā)布《關于進一步做好建筑業(yè)工傷保險工作的意見》，提出對未提交按項目參加工傷保險證明的項目，不予核發(fā)施工許可證。這也從源頭上確保了建筑業(yè)農民工的工傷保險全覆蓋。

雖然“混亂”的日子已經成為過去式，他現(xiàn)在從事的水電工也相比混砂漿、砌墻等活更輕松、收入也高，但他依然不希望子女未來在工地干活。

他說：“每一輩人對下一輩人的期望肯定都不一樣。我剛進工地時，架子工、水泥工都做過。父親那時就一直勸我學水電鋪設，說不用日曬雨淋，后來發(fā)現(xiàn)在工地有一項技術確實更好立足；而現(xiàn)在我就期望兩個孩子未來能考上大學，成為一個在辦公室工作的人。”

在張言明的家族和直系親屬中，沒有辦公室白領。張言明的高中學歷已經是家族所擁有的最高文憑。在他的想象中，白領的生活是“每天拿著高薪吹著空調、周末擁有雙休，每年過年后不需要擔憂下一份工作在哪里”，這樣的生活是他想象中最好的工作。

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水平正在逐步提高?！?021新生代農民工職業(yè)技能現(xiàn)狀調研報告》顯示，“95后”新生代農民工中，80.5%的人擁有中?；蚋咧袑W歷，44.26%的人掌握制造業(yè)技能。2021年人社部發(fā)布的《北京市外來新生代農民工監(jiān)測報告》更顯示，2020年北京新生代農民工占比達50.1%，就業(yè)集中于勞動密集型行業(yè)的同時，從事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yè)的新生代農民工占比大幅提高。

在采訪最后，張言明不無驕傲地說，正在上小學五年級的大兒子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年級前茅。他覺得，自己的期望，正在一步步走進現(xiàn)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