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晨/文

1972年，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訪華的破冰之旅，推動中國重返世界舞臺。作為尼克松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是尼克松訪華的幕后策劃者和參與者。五十年前，中蘇關系正處于冰河期，尼克松抓住重啟中美關系的機會，短期是為了從越南戰(zhàn)爭的泥潭中撤出做準備，中期則是將中國拉入大國博弈，變兩極的冷戰(zhàn)世界為多極世界符合尼克松希望塑造的基于制衡的全球關系新思維。五十年后，99歲的基辛格在新書《領導力》（Leadership）中梳理了六位上世紀他認為有代表性的政治家，尼克松占據(jù)了其中最重要的篇章，因為推動中美關系破冰是其外交生涯中最濃重的一筆。

自從1968年應尼克松征召出任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縱橫國際舞臺五十多年，閱人無數(shù)?！额I導力》中的六位領導者還包括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法國前總統(tǒng)戴高樂、德國前總理阿登納和埃及前總統(tǒng)薩達特?！额I導力》幾乎是基辛格的天鵝之歌。在書中，他為逝去的老友作傳，一方面是用自己的文字來為塑造上個世紀的領導者致上挽詞，一方面為自己一生所推動的現(xiàn)實主義外交思想做總結。

在大變局的當下，基辛格的潛臺詞不難理解。在地緣政治的板塊加速沖撞，全球化的方向晦暗不明之際，需要從上個世紀的領導者身上汲取經(jīng)驗，學習他們管理不確定性、管理風險和駕馭復雜局面的智慧與洞察，學習他們追求理想和塑造未來的勇氣和前瞻。有意思的是，基辛格選擇的六位領導者都沒有煊赫的出身，完全靠自己的學習和努力攀登到巔峰，與當下西方當?shù)赖?ldquo;秀客們”相比，無論報效國家的拳拳之心或者個人品格與操守都不可以道里計。對比過去和當下，當記憶早已抹上塵埃，也只有99歲老翁會扼腕感嘆了！

歷史的好學生

1971年到1972年是一個劇變的時代。領導者從歷史中汲取智慧，也能從歷史的重復中找到突破和改變的機會。尼克松和基辛格一樣，都是歷史的好學生。他經(jīng)常把日常問題交給幕僚去處理，更愿意花大把時間去思考大問題，去閱讀歷史中轉折期關鍵時點的分析，并從中汲取決策的大智慧，然后勇于實踐，做出驚人之舉，訪問中國就是其中之一。

1970年，巴基斯坦總統(tǒng)葉海亞·汗利用在聯(lián)合國開會期間拜會尼克松，尼克松隨希望其作為管道傳話給北京。在之前，尼克松也曾經(jīng)讓羅馬利亞領導人齊奧塞斯庫擔任傳話筒，因為齊氏也希望在美蘇之間搞平衡外交。最終，巴基斯坦的管道起了作用。

在1971年秘密訪華之前，基辛格在東南亞和南亞的四個城市——西貢、曼谷、德里和伊斯蘭堡——做穿梭外交，已經(jīng)感受到了局勢的變化。美國面臨的是如何從越戰(zhàn)中脫身，如何塑造多方參與的全球大國博弈謀求均衡的新態(tài)勢，當然也面臨中國和印度謀求成為區(qū)域乃至全球大國的起飛態(tài)勢。

伊斯蘭堡是基辛格秘密訪問中國的出發(fā)點，但恰在這個時期，巴基斯坦的后院——東巴基斯坦（后來獨立成為孟加拉國）出問題了。巴基斯坦在東巴主要是通過攪動旁遮普人的內(nèi)部矛盾搞制衡，可是在前一年12月的選舉中，東巴組成了聯(lián)合陣線，取得了絕對多數(shù)，離心力增強。

最終，東巴要求自治，伊斯蘭堡出兵鎮(zhèn)壓，大量難民涌入印度，印度訓練其為游擊隊。尼克松開啟打開中國破冰之旅，作為制衡，蘇聯(lián)選擇與印度走得更近，向印度提供大量武器。印度出兵東巴，美國斡旋。而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布雷頓森林體系轟然倒塌。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廢除金本位，對二戰(zhàn)之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釜底抽薪，推動浮動匯率，引發(fā)歐洲各國的強烈反彈。

經(jīng)歷了一系列危機和變局之后，1972年迎來了一個不錯的局面：印度宣布?；穑幻霞永毩?；巴基斯坦沒丟太大的面子；中美進入蜜月期；美蘇在尼克松訪華三個月之后舉行峰會，雙方簽署了戰(zhàn)略武器限制條約，就削減核武器達成歷史性的協(xié)議；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也為全球金融注入了更多靈活度和創(chuàng)新空間，為冷戰(zhàn)結束之后全球化大發(fā)展奠定了基礎。。

在這個變局的大背景下就能理解中美關系的突破既來之不易，又是地緣政治變動的必然。

五十年前是一個資訊不通的時代，中美光是要接上線，就要拜托好幾位“紅娘”，但這并不妨礙尼克松展望未來。尼克松和基辛格一樣，能理解英國人在全球搞均勢外交所帶來的百年英國和平（Pax Britannica），也知道美國要塑造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同樣需要在動態(tài)的均衡中建立全球秩序。

在尼克松看來，均勢外交就需要打破美蘇兩極世界，引入更多的大國參與博弈。從這一視角來看，1971年尼克松選擇打破堅冰，1972年歷史性訪華，都是為了將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拉入到美蘇之間的博弈中，創(chuàng)造一種多邊平衡的狀態(tài)。尼克松是有前瞻性的現(xiàn)實主義者，他在訪華前說過一段話：“我們將訪問中國，因為五十年后我們將成為對手，我們需要能對上話。”尼克松認為訪華是開啟了“新的協(xié)商的時代”的篇章，而協(xié)商是基辛格所總結的尼克松建立全球新秩序的思想中的三個關鍵詞之一。

直言不諱講出真相（Hard Truth） 

大國之間的制衡，并不只是大國之間的事情，更關系到許多國家賴以發(fā)展的全球秩序的方向，為眾多小國所專注。

新加坡就是這樣一個在中美之間保持積極關注的國家，從獨立伊始就是如此。在基辛格眼里，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一生矢志不渝的就是追求全球秩序，因為這一秩序是新加坡賴以生存和發(fā)展的保障，而這樣的秩序和規(guī)則如果沒有大國之間的均衡是無法實現(xiàn)的。

基辛格在《領導力》中沒有記錄多少自己說的笑話，卻不吝篇幅記錄了不少李光耀的俏皮話。李光耀把大國與小國比喻成大象和老鼠，老鼠如果不懂得大象的習性，在大象邊上難免被踩到。一次談到大國博弈，坦桑尼亞總統(tǒng)說，大象與大象爭斗，草坪遭殃；李光耀馬上補充道，不只是爭斗，大象與大象做愛，草坪同樣遭殃。

為什么小國的總理能成為大國政要學界的座上賓？因為李光耀更清楚大戰(zhàn)略的重要性，清楚超級大國之間平衡的重要性，清楚小國如何與大國處理關系的重要性，也同時需要大國之間保持平衡、距離和理性，過于親密和過于劍拔弩張，都不好。

1968年李光耀訪問美國，專門在哈佛“進修”了一個月，與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教授們一起座談，這也是他第一次見基辛格。討論的話題是美國的知識精英怎么看待越南問題。自由派反戰(zhàn)的哈佛教授（基辛格沒有透露自己在場說了些啥）接連吐槽美國的越南政策，表示應該盡快從越南撤出之后，李光耀最后發(fā)言，脫口而出“你們讓我作嘔！”（You make me sick）這也是李光耀的特點：分析問題透徹，且直言不諱，絕不彎彎繞。

哈佛教授的觀點代表了美國對越戰(zhàn)的主流觀點，即美國越戰(zhàn)失利既在戰(zhàn)略上無法避免，也是道義上的結果。但如果站在地緣政治的視角，判斷完全不同。李光耀對美國在亞太的布局非常關注。他提出，只有美國表現(xiàn)出足夠的可靠度，才能維持亞太的平衡，從而確保亞太的和平。在越南，美國表現(xiàn)出來的進退失據(jù)，無法給亞太各國以安全感。他這樣點評美國的越南政策：美國在越南就好像是乘坐一輛巴士，之前有很多站都可以下車，美國卻選擇了忽視，現(xiàn)在也只能一直坐到終點了，跳車是不行的。換句話說，李光耀希望美國在越南問題上有始有終，而不是虎頭蛇尾，讓東南亞各國失去信心。

經(jīng)歷兩代人的經(jīng)營，新加坡從1965年建國時的一窮二白變成了全世界人均GDP最高的國家之一，新加坡模式也被中國所持續(xù)學習?？吹街袊母镩_放所取得的迅速發(fā)展，李光耀基于他對世界大勢的理解和自身發(fā)展的體會提出了三點直言不諱的建議——

1.孫子不聽爺爺?shù)脑?。在家里是這樣，國家的代際也是如此。爺爺輩是經(jīng)歷了苦難，了解一窮二白是什么，孫子輩不了解。這時候，對孫輩的教育更重要，如果他們對之前的苦難沒有感同身受，就更需要通過教育理解造成這種苦難背后真實的復雜原因。只有做歷史的好學生，才能讓他們在未來的全球競爭中審時度勢。2.不可能回到“萬國來朝”的過去。3.要學會做大國。中國成為大國是必然的，中國選擇做一個什么樣的大國，需要深思熟慮。

反潮流是一位優(yōu)秀的政治家所需要的品格，在李光耀身上得到了充分體現(xiàn)。當然，反潮流并不是嘩眾取寵，相反是在眾人喧囂的口水中仍然能夠冷靜思考、精辟分析。尼克松對李光耀的這一能力稱贊不已：他展現(xiàn)出能夠超脫過去和現(xiàn)在的怨恨，思考未來世界的前景和秩序的能力。

在美國例外的語境中理解中國崛起 

尼克松稱贊李光耀的話，也可以用在自己身上。歷史的戲劇性就在于，當尼克松幾乎可以說在全球揚名立萬了之后，后院起火。尼克松因1972年的水門事件陷入泥潭，遭到彈劾，并于1974年8月辭職，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因彈劾而辭職的總統(tǒng)。

基辛格哀嘆尼克松，也是哀嘆自己。他覺得尼克松之后的美國領導人對冷戰(zhàn)的結束得出了錯誤的結論，以福山的“歷史的終結”最具代表性，將之歸結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勝利，一種只需要動動嘴皮子就能夠構建一個守規(guī)則的全球新秩序的想法。這種思潮最終演變成小布什所擁躉的“新自由主義”，在全球作為布道者推廣美國式的民主，卻全然不了解各國發(fā)展的不同路徑。

尼克松和基辛格所擁抱的是一種博弈和制衡的大國關系，一種廣泛建立聯(lián)系，善用溝通管道，理解不同國家的核心利益，用均勢外交開展制衡建立秩序的外交思路?；粮裾J為，如果尼克松不是因為水門危機丑聞匆匆下臺，他有可能將這一外交思路鞏固成為一種長期有影響力的外交思想。而這種外交思想，對于應對當下的全球大變局會有效得多。

在書中基辛格提出，需要站在“美國例外”的語境中理解中國崛起。

和許多評論家一樣，基辛格認為“美國例外”是美國最大的盲點，因為它會導致一種破壞性的周期性變化。一方面過度自信會導致擴張過度，另一方面擴張過度遭遇挫折又會帶來缺乏自信。特朗普的收縮政策就是最好的例子，不惜打破美國自己構建的全球規(guī)則體系。而這種不管不顧的必勝主義和自以為是的孤立主義之間的周期性搖擺，反而會損害美國在全球的利益。

基辛格認為，美國需要重拾尼克松靈活的外交思想，主要基石有：國家利益居中、堅持全球均衡的策略；在主要大國之間推動持續(xù)而深入的討論，以便達成一種共識的框架，定義大國之間如何制衡，以及怎樣遵守這些平衡。基辛格希望回到這樣的協(xié)商時代，而自己作為策士，可以合縱連橫。

而新的協(xié)商時代最大的挑戰(zhàn)，有內(nèi)外兩點。對內(nèi)，西方政治日益被身份政治所捕獲，選舉也演變成為向選民兜售政策時包裝和廣告的比拼，社交媒體加劇的信息繭房讓情緒性的宣泄日益替代理性的思考和辯論。對外，規(guī)則的秩序有可能再度讓位給叢林秩序。

基辛格推崇尼克松和李光耀的均勢哲學，其實也是他自己一直倡導的：如何和平共處，成為中美大博弈的關鍵。

何為領導力？ 

既然書名是《領導力》，基辛格在書中詮釋領導力，尤其是國家領導者的領導力。

基辛格認為領導力有兩個重要的主軸。一個是過去和未來，從過去汲取教訓，能夠為未來做好規(guī)劃，或者堅持當下的工作，或者營造理想的前景并切實付諸努力。第二個主軸是現(xiàn)狀和理想，好的領導者要既能管理當下的問題，又能夠憧憬未來，實現(xiàn)理想的世界。換句話說，一個好的領導者需要理解當下，同時又能需要構建未來，這就需要他們務實、靈活，卻又能擁抱理想，能堅持自己的想法，改造當下。

領導者需要有戰(zhàn)略思維，在稀缺、世俗、競爭和易變的情況下做出決策。稀缺就是經(jīng)濟上的局限性；世俗則是時代普遍的價值觀、習俗和態(tài)度；競爭，因為各國都有自己的目標；易變則是因為事件發(fā)生的速度之快可能迫使領導者基于直覺和假設做出決策。這都是烏卡（VUCA）時代的特點，不確定、復雜易變、模糊有局限、需要在不可能擁有完全信息的情況下迅速做出決策。

領導者需要具備勇氣，能夠在復雜和困難的選項中選出一條前行的道路，很多時候要改變常態(tài)，克服慣性思維和不作為的惰性。強硬的性格就是選擇一條道路后堅持的能力，尤其是這種選擇未來潛在的受益或者危險在當時都無法完全了解。

領導者更需要以史為鑒。因為大戰(zhàn)略是無法做實驗的，現(xiàn)實只給你一次機會，很多決策無法推倒重來，開弓沒有回頭箭，唯一可以借鑒的是歷史。好的戰(zhàn)略家會從歷史中找尋有用的案例，找到類比，哪些案例是相似的，哪些結論是有價值的。

在《領導力》中，基辛格對李光耀推崇備至，因為他兼具了上述的各種能力。李光耀能夠不斷依據(jù)外部環(huán)境的變化做出新的判斷。他曾經(jīng)低估了中國崛起的速度，但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他已經(jīng)意識到中國崛起的勢不可擋，只是時間問題。如何處理中美關系，因此變成新的全球化格局中最重要的因素。此時，他就提醒美國領導者，中國將是全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玩家（The biggest player in the history of man）。

李光耀很清楚，冷戰(zhàn)結束、中國崛起，這才真正進入全球化時代，這樣的時代是一個均衡被打破，另一個均衡需要重新建立的時代。從領導者來衡量，他展示出了擁有穿透力的分析能力和直言不諱的品格。

對美國，李光耀也有三點建議：

1.避免政策的搖擺，尤其在過度自信，然后過度擴張，和過度自卑，然后過度收縮之間搖擺。2.美國例外論不能妨礙美國去理解這個多元和多極的世界。3.美國需要做好與一個比前蘇聯(lián)強大得多的大國——中國——共存的準備。

領導者最重要的品格是有遠見，敢于推動變革，不僅戰(zhàn)術上解決當下的問題，而且能著眼長遠。1971年，尼克松就能看到中國的經(jīng)濟潛力，未來將對美國和世界上其他國家都會構成挑戰(zhàn)。他在訪華前說，“向中國開放，就像所有其他戰(zhàn)略勝利一樣，不僅僅是對當下問題的應對，也領取了未來眾多挑戰(zhàn)的門票。”

分析透徹，執(zhí)行大膽，這是基辛格對尼克松的評價。五十年后，面臨眾多的挑戰(zhàn)，我們需要的仍然是學習歷史，放眼未來，轉換視角去透徹分析；多方面多渠道地溝通，不僅傾聽大國的聲音，也需要傾聽小國的聲音，知己知彼；然后勇敢實踐?。ㄗ髡邽椤督?jīng)濟學人·商論》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