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陽/口   述

宋馥李/訪＆文

1860年到1950，一個劇烈變化的中國，在北京城投射了太多的滄桑。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英國隨軍記者費里斯·比托進入北京，拍攝了北京最早的風光舊影，留下了關于城墻、宮殿、廟宇、園林等一組蛋白照片，北京的影像時代拉開帷幕。

此后，來自不同國家的諸多攝影師，為古都北京留下了大量的影像資料，而中軸線建筑群，是其中最為主要的內容，這座城市最壯觀的面貌開始為世界所認識。

時隔100多年，這些照片亦成為我們回眸歷史、定格滄桑的珍貴底片。我們會忍不住猜想，照片背后的攝影師們，是懷著怎樣的心緒摁下快門：驚嘆、神往、窺探，抑或只是到此一游。

《北京中軸百年影像》這部厚厚的大書，輯錄了700張老照片，編著者劉陽是北京史地民俗學會副會長、北京老影像研究與考證專家，他以務實的歷史觀和嚴謹?shù)木庉嫅B(tài)度，為我們呈現(xiàn)了一幅歷史影集——真正的波瀾壯闊的老北京城影像。

我們試以正陽門外五牌樓這一標志性空間節(jié)點為例，來參詳這部大書的豐富性。

清朝的《康熙南巡圖》《乾隆南巡圖》和《京師生春詩意圖軸》，展現(xiàn)了正陽門外“京師之最繁華處”。這可以視作國家象魏與民間煙火的交接之處，那里有城門、有牌樓、也有民宅瓦棚，更重要的是有來來往往的販夫走卒。

清代《京師生春詩意圖軸》（局部），徐揚繪于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

而到了1900年，這里往北100多米，穿過大清門抵達天安門，中國的政治地標進入最為動蕩的周期，頻繁變易的旗幟，顯示了時代的風云變幻。

 

英國人約翰·湯姆遜1880年在前門箭樓上拍攝的前門外大街，那時候有拱、有橋，橋上行走著畜力車。

1900年，義和團運動中的前門大街斷壁殘垣，英國人喬治·厄內斯特·莫理循拍攝了這一幕。

到了美國人約翰·詹布魯恩1910年來到時，前門大街早已恢復了繁華景象，人力黃包車已經(jīng)滿大街跑了，有人留著大辮子，有人則是新式服裝，自行車出現(xiàn)了，而騾馬畜力車也還在街上。此后，前門大街快速變遷，正陽橋變成了路，為了便利汽車通行，拱被拉平了。

1937年，日軍占領北平，偽政權成立時在前門“慶祝”時的場景，五牌樓下穿行的汽車是日本汽車。

1950年，街上的行人穿著中山裝，人力三輪車代替了黃包車，前門五牌樓還在，中國從此進入了一個繁榮穩(wěn)定的新周期。

劉陽希望通過這本書，能開創(chuàng)一個影像學學科，通過老照片識讀過去的時代，識讀中軸線，而讀懂了中軸線，也就讀懂了北京的歷史文化內涵。

對北京中軸線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也進入了立法保護的新時期。

5月25日，北京市第十五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九次會議通過了《北京中軸線文化遺產(chǎn)保護條例》，自2022年10月1日起施行，條例的頒布實施，是北京中軸線申遺保護工作的標志性成果。

《條例》的頒布實施，為北京中軸線文化遺產(chǎn)保護提供法治保障，其立法思路的首要一條，就是對標國際公約關于世界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要求，依法保障北京中軸線文化遺產(chǎn)的完整性、真實性。

北京中軸線全景圖（北京市文物局供圖）

對此，劉陽也覺得備受鼓舞，他至今已經(jīng)收集北京老照片大概有20萬張，中軸線只是其中一部分，俯身凝視一張老照片，就是他進入歷史現(xiàn)場的渡口，由此上溯洄游，就可傾聽歷史長河中的驚濤拍岸。

搜集這些老照片，劉陽完全出于興趣，累計算起來，這本書里的老照片，收集的時間跨度長達十幾年，作為一個北京長大的孩子，劉陽對北京城的歷史影像，有一種近乎癡迷的愛好，除了興趣，還需要執(zhí)著、耐心、不厭其煩，以及一點點運氣。

《北京中軸百年影像》這本大書，劉陽共整理了700余張由中外攝影師拍攝的高清歷史影像，他希望讓全社會知道北京中軸線啟動申遺的巨大意義，尤其讓北京市的中小學生，直觀地了解中軸線申遺的深刻內涵，而其中不可缺失的基礎工作，就是建立一個中軸線影像數(shù)據(jù)庫，服務于北京城的歷史文化研究。

這是一個宏大行動的奠基之作，也是一個重視影像研究的開始，引導人們去理解影像學，感受老照片中的豐富信息。我拜訪了劉陽，在他的老照片海洋里暢游了一番。

影像學

宋馥李：我第一次看到書時感覺很震撼，把這么多老照片都收集到一起，第一反應這應該是一項政府工程，真沒想到是您的一人之力。

劉   陽：我本身是做影像和老照片研究的，從二十多年前就開始做，在研究過程中遇到很多老照片，重點關注的就是中軸線和三山五園，當時也沒想到中軸線會申遺。出這本書，也是一次系統(tǒng)地梳理，展現(xiàn)北京中軸線將近100年的歷史風貌。

做這件事的另一個原因是我發(fā)現(xiàn)很多書籍、影視，對中軸線的描述是有錯誤的，一般就是籠統(tǒng)地說“清末”或“民國”，但近代以來的中軸線常常每幾年就有重大變化，比如正陽門，1900年和1901年就有非常大的變化，所以我想盡可能把這些影像資料收集在一起，分享出來，讓大家有機會看看這些從來沒見過的照片。隨著時間變遷，真正見過原來中軸線面貌的人漸漸沒有了，這些老照片能帶動現(xiàn)代人對中軸線歷史文化的興趣。

宋馥李：《北京中軸百年影像》特別厚重，首先捧起來特別重哈，通過老照片能讀出很多內容。

劉   陽：我很想把影像學這個全新的學科樹立起來，影像最珍貴的一點是真實、直觀，沒有人為因素的“參加”，不像文字、繪畫，多少會漏掉一些細節(jié)。現(xiàn)在活著的人大多沒見過以前的時代，看一眼老照片，仿佛就能回到那個時代。

就拿近一點兒的時候說吧。咱們90年代的照片，就和現(xiàn)在非常不同了，一張照片就能看出90年代中國人的服飾，到了2000年、21世紀初又是一個樣子，那么現(xiàn)在又是一個樣子，一張照片擱那兒，就大概能看出來是什么時代。首先年輕人的服飾就很不同，80年代喇叭褲，90年港臺范兒，2000年以后有韓范兒，還有周邊的建筑、公共汽車、地攤，都能看出時代變遷，這就是影像學的最大的特點。

現(xiàn)在父母要給十幾歲的孩子講80年代90年代是什么樣子，你會發(fā)現(xiàn)很難講清楚。但有一張照片擱那兒，就能看到媽媽小時候穿什么服裝、用什么文具、電視什么樣子……能讓孩子快速建立起對那個時代的輪廓。所以說老照片能快速直觀地反映歷史節(jié)點，這是文字記錄實現(xiàn)不了的。

宋馥李：這個很有體會，通過文字記錄的歷史，能傳導的信息是有限的，老照片能帶來豐富的信息。

劉   陽：用文字記錄的歷史，同樣的詞句和話語，因時代不一樣，理解能力會發(fā)生很大變化。下一代人沒經(jīng)歷過的、沒體驗過的，會很難理解上一代人的情感和行為。那么有了老照片，可以幫助人們理解上一代人。

我們現(xiàn)在回想一下，50年代60年代時，中國人是什么面貌，那個時代的人普遍肌瘦，甚至臉上帶斑，因為那一代人普遍缺營養(yǎng)，將軍都是瘦瘦的身材，現(xiàn)在電視劇找的演員，面貌和精氣神兒完全不同，所以很多老人看劇時就很難代入。

再看看清朝的時候是什么樣子，清朝末年的人可不像清宮戲里那么好看，那時老百姓一條大辮子一年洗一次，沒有錢洗頭，也不方便洗頭，路上都是塵土，老百姓衣服臟兮兮的，所以那時候拍出來的中國人的形象，就不會太好看，這些細節(jié)是很難用語言文字一一描述清楚的，但一張照片可以讓你迅速回到那個時代。

宋馥李：影像學究竟聚焦什么問題？大家該怎么理解這門學問？

劉   陽：影像學也是歷史學，我特別希望人們能重視起來。第一，影像能非常真實地表現(xiàn)歷史；第二，影像的信息量很大，一張照片可以看出很多東西；第三，影像研究能逐漸改變和影響我們傳統(tǒng)的歷史研究和思維模式。

那天我和首都博物館的朋友交流這個事兒，我就舉了個例子，大概兩個多月前，天安門廣場正中央還擱著冬奧會冬殘奧會的會標，前面還擱著一組冰墩墩和雪融融，我問他們有沒有人專門去拍？沒人拍。那對不起，這就是歷史，你錯過了記錄歷史的重要時點。天安門廣場不可能再搭一個花架讓你拍照，作為北京冬奧會的一個關鍵影像，這一幕過去了就永遠過去了。昨天的歷史也是歷史，你沒記錄就是永遠的遺憾。

我今年大年初一早上起來，跑到熊貓環(huán)島那兒（北辰路和北土城西路交匯處）拍照，因為那兒也有一組冰墩墩雪融融，三天之后北京冬奧會開幕，那片兒就交通管控了，想拍也拍不了了。后來它們總共也就擱了50天，那這個場景，你記錄了就記錄了，沒記錄就錯過了。等到哪一天要搞展覽，要回顧這段歷史，你想找這么一張照片，就只能當重要歷史資料去購買，那可不是一張照片的概念。

宋馥李：現(xiàn)在專業(yè)相機也快普及了，人們用手機可以隨手拍，是不是迎來一個影像資料極大豐富的時代了？

劉   陽：人人能拍照，不代表人人能有影像學意識，只能說人人能拍照的時代，普及影像學知識就更有價值了。你拍什么，根本還是決定于拍攝者的意識，看你對準什么來拍攝。在歷史事件發(fā)生時，在正確時間出現(xiàn)在正確的地點，摁下快門的一霎那，只要照片不虛，那就是歷史記錄。

咱就說說最近這兩年的事兒，共享單車顏色不夠用的時候，你拍了沒？沒有吧。有那么一個時間段兒，共享單車競爭激烈，赤橙黃綠青藍紫，顏色都快占滿了，你說那是不是一個歷史節(jié)點。那個盛況不到5個月就沒了，現(xiàn)在就兩種顏色了，小藍車、彩虹車都沒了，最開始的摩拜橙色小車一輛都沒了，誰如果拍下那個爭奇斗艷的盛況，一張照片就能代表豐富的歷史內容。

宋馥李：這要求攝影師腦子里有歷史記錄這根弦兒。

劉   陽：有這種意識還真不多，別看很多人買了專業(yè)相機，他拍西山日落，拍三里屯美女，拍筒子河，拍櫻花杏花……這些東西只要不是世界上最后的、唯一的，就沒有太大的價值。所以，你要拍下雪的故宮太和殿，這些照片有的是，就算沒有，耐心等一個下雪天也能拍出來。

所以我從來不屑于去拍故宮角樓，一群老頭擠在那兒，今兒擠明兒擠后兒還擠，拍出來的是挺美，可都一模一樣，最后拼的是相機，佳能、尼康比手機拍得好，徠卡、哈蘇又比佳能好，那要都是徠卡了怎么辦？那就只能拼名氣了，你是什么攝影家協(xié)會副會長，和沒什么名氣的普通老頭兒比，那你的照片就排前面。

宋馥李：同樣是攝影，史料價值和美學價值是截然不同的？

劉   陽：對呀！很多人是不服這句話的，把美學價值放在第一位，你要知道美學價值它不唯一，它只是50%的價值，影像學和歷史學之間的文化重合才是最重要的。

宋馥李：在您的書里，通過老照片反映歷史變遷是個中心思想吧？

劉   陽：作為從事歷史研究的人，我覺得我們這個時代的運氣還不錯，一直能趕上歷史的巨大變遷，但是要看這一代人有沒有意識去記錄下來。如果你有這意識，其實這一代人的價值，比這本書價值要高多了，因為過去是三五十年才有一個重大變化，現(xiàn)在是三五年就有重大變化，就看你有沒有這個意識，能不能做個有心人。

宋馥李：書里展現(xiàn)了18個景點，您有20萬張老照片供選擇，是不是也面臨選擇上困難？

劉   陽：是的，后來這本書實在不能再厚了，只能選有重大意義的照片。這其中故宮的影像資料最為豐富，也是最難選擇的，要盡可能保證每一張照片都有變化，每一張都反映一個歷史節(jié)點，例如這張顯示掛過什么匾、這張顯示袁世凱的寶座，還有華北日軍投降簽約，這些照片都是重大歷史節(jié)點，還能看出這個區(qū)域的變化，那么我就會放進去。

其實現(xiàn)代的故宮也有眾多歷史節(jié)點，例如單霽翔院長搞的曾經(jīng)20分鐘賣出8萬張票，那時，這能體現(xiàn)出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再有就是太和殿大修，故宮搭架子大修次數(shù)并不多，600年歷史里大修了5次，這些照片也非常有歷史價值。

這本書里的一些老照片，60%以上是第一次出版，有的還是某個建筑的唯一一張照片，完全改變了這座建筑的命運。

 

1911年，宣統(tǒng)帝溥儀退位之后，隆?；侍笫肿载?，于1913年2月22日郁郁而終，享年45歲，當時清朝的國號依舊存在，北洋政府以國葬的規(guī)格為其舉辦葬禮，這也是清末皇室最后一次大喪儀式。

中軸線申遺

宋馥李：就本書的18處景觀來說，哪個景觀最能體現(xiàn)中軸線的歷史變遷？我想應該是天安門吧？

劉   陽：當然還是天安門，天安門是中國政治中心的象征，它的早期、中期、后期都是不一樣的，20世紀是風云變幻的一個世紀，很多大事件都能在中軸線、或者說天安門有所體現(xiàn)。這次選擇出版這些照片，完全是站在學術研究的角度，告訴讀者中軸線的歷史變遷軌跡，它是怎樣一步一步過來的。天安門掛過青天白日旗、五色旗、十八星旗，放過不同時期的標語，樹立過紀念碑，也懸掛過不止一個人的大幅照片。

另外，天安門還舉辦過不同的典禮，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兩宮回鑾；隆裕皇太后的葬禮；孫中山去世時的典禮——他臨終前希望覆蓋青天白日旗回南京……從這些老照片里，你能讀取出豐富的歷史內涵來，我希望盡可能把不同時期、不通過歷史節(jié)點的照片都登出來。

所以，希望大家對北京中軸線有一個全景式的了解，這也是中軸線申遺的一部分，我覺得公眾應該知道。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凱在天安門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tǒng)并舉行閱兵儀式，此時的天安門掛起了五色旗和十八星旗。

宋馥李：挖掘和整理這些歷史影像，對中軸線申遺能起到什么作用？

劉   陽：中軸線申遺，目前還是一個艱巨的過程，它需要先完成申遺文本，一些地方要恢復歷史原貌，這其中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們的一些歷史建筑也因為疫情的原因，延緩了騰退和修繕的速度。其中，普及中軸線申遺的意義，這恐怕是當前抓緊要做的，讓全社會了解到中軸線申遺的價值，后續(xù)的一系列工作才好開展。

中軸線的一些歷史建筑的價值，也需要講清楚。比如說天橋百貨商場，它有50年的歷史，究竟算不算歷史建筑這是有爭議的，天橋百貨商場當年是周恩來批準建設，郭沫若題詞。北京南城長大的孩子，小時候穿戴的東西都是天橋百貨買的，天橋百貨商場當年的地位和王府井百貨、西單百貨是平齊的，評選勞模都是三個商場各一個。如今，天橋商場衰落了，它的商業(yè)地位不在了，但它的歷史文化價值如何挖掘，我想通過歷史影像也能引起討論。

對一些快被湮沒的地方，還要喚起人們的記憶，比如龍須溝，金魚池，現(xiàn)在的孩子們快不知道龍須溝是什么地方了，那就在中軸線上啊。

宋馥李：這本書選擇的老照片，截止時間是到1950年，為什么截止到這一年？

劉   陽：1950年之后就比較復雜了，它涉及的版權問題很多，中國的公版老照片是從攝影師去世50年開始起算的。注意是從攝影師去世50年算起，不是按作品發(fā)表算起，那么你大致推算一下，1950年之后的照片，我還不敢確保一些照片是否已經(jīng)成為公版，這是一個嚴格的法律規(guī)定。

另外，1950年之后，北京中軸線這些區(qū)域，他的政治象征意義更強化了，你要在天安門附近端起相機拍照，肯定有人會過來質問你，你得拿出工作證或介紹信，說清楚目的，還得有人跟著你。所以，1950年之后的中軸線的影像，一般都是人民日報或新華社的攝影記者拍攝的，這些照片屬于個人還是單位，本來就是一個真空地帶，誰也說不清。從國際通行的法律規(guī)定來說，版權保護是傾向于攝影師的。但在50年代，攝影記者用的器材、膠片都是單位的，攝影是典型的職務行為，尤其是重大活動的拍攝，拍攝內容往往涉及領袖人物，這就讓這些照片的歸屬成為一個敏感問題，所以，我們這個時段的公開出版的影集很少，一些能夠出版的，也是基于一些特殊的背景。

所以，1950年之后的一些影像，要收集和整理，私人的力量是很難做到的，必須由政府的力量來介入和統(tǒng)籌。

宋馥李：您多次提到老照片對于歷史建筑復原有重大意義，這該怎么講？

劉   陽：影像學的價值絕不是供人看熱鬧那么簡單，老照片對古建筑的復建復原，有非常重要的參考作用。

北京中軸線的申遺進程中，會涉及一些歷史建筑的拆遷，拆完之后要修繕和恢復歷史原貌，那老照片會起到關鍵作用。另外，一些歷史建筑曾被占用過，發(fā)揮過公共服務功能，這些照片記錄下來也非常重要。比如景山的壽皇殿，曾經(jīng)是北京市少年宮；天壇西邊的天壇醫(yī)院，是中國最著名的神經(jīng)外科醫(yī)院，這也是中軸線歷史文化的一部分。

我們現(xiàn)在搞研究和歷史考證，老照片是一個關鍵。比如說像圓明園正覺寺大殿，復建的時候也請了專家做考證，因為手上沒有任何影像資料，就根據(jù)承德的類似建筑，復建成了重檐歇山頂建筑，實際上，目前發(fā)現(xiàn)的唯一一張正覺寺老照片就在我這里，是單檐廡殿頂。當時也沒有人找我，復建完才知道，這就造成一個尷尬的局面，在沒有影像資料的情況下，學術考證是沒問題的，但一張老照片的存在，足以推翻所有的考證。

所以，中軸線的很多歷史建筑在恢復原貌的過程中，注重參考老照片是一個重要手段，省去了很多反復研討和考證，影像學研究，本身就是一個新興的歷史研究方式。

法國公使秘書謝滿祿（羅伯特•德•賽瑪耶Comte Robert de Semallé）伯爵1882年拍攝的大清門和棋盤街。大清門后改名為中華門，于1959年拆除，1976年在遺址處修建了毛主席紀念堂。

外國攝影師們

宋馥李：書里收錄的大部分照片都是外國攝影師拍攝的，就中軸線而言，您覺得誰拍攝的照片歷史價值最高？

劉   陽：當然還是費里斯·比托，第一張中軸線的全景圖、第一張?zhí)彀查T、第一張午門都是比托拍攝的，那時比托看到的景象和乾隆時期的中軸線沒有區(qū)別，雖然也間隔100年。

比托1860年作為攝影記者隨英法聯(lián)軍進入北京，是火燒圓明園的見證者之一。我當時搜集他的照片，是想了解圓明園的歷史，結果發(fā)現(xiàn)他也是最早拍攝北京的人，他來中國以后，北京才有了第一張照片。

書中那張大拉頁的北京全景6聯(lián)片，我在美國見到時也很吃驚，它讓我們一下回到了那個時代。那是1860年啊，雖然中國的國門被打開了，但北京還是保守封閉的狀態(tài)，還沒有西方人的染指，這批照片存世很少，可對我們研究早期北京幫助很大，當時和美國人好一頓協(xié)商，才終于買到電子版。

比托拍完之后，從中英北京條約開始，北京中軸線就進入了一個急劇變化的時段，到了1900年之后變化就更大了，所以總的來看，比托的價值無疑是最高的，他的照片呈現(xiàn)的是清朝北京城400多年的景象。

宋馥李：從歷史記錄的角度來看，這些外國攝影師里，哪一位的貢獻最大呢？

劉   陽：謝滿祿（羅伯特•德•賽瑪耶）這個人最值得一說，他是法國公使秘書，他1880年到1884年待在北京，4年期間拍了1100張照片，這是個什么概念呢？我一般會把老照片分幾個階段，從比托拍第一張照片的1860年到1900年是第一階段，目前這個階段存世的老照片一共也就1500張照片，而謝滿祿一個人就拍了1100張。

那個時候，拍攝可不是個簡單的事兒，首先玻璃底片是非常非常珍貴的，拍攝時要扛一個大箱子，要背一個三腳架，攝影師必須得有幫手，至少要三個人才能合力完成，那么謝滿祿4年的時間里拍了那么多，平均3天拍一張，這就非常不可思議了。而且謝滿祿拍攝的內容非常豐富，人、建筑、動物，可以說什么都拍，就像我們今天“掃街”一樣，是隨性而拍，這些照片在今天看來非常有價值，因為角度更多元，視角更多樣，為我們留下了1880年代的北京城影像。

目前已知的，從1860年到1900年，拍攝北京城的攝影師總共也才10個人，這些19世紀的攝影師，每一張照片都是珍貴的，只要拍下來就是歷史記錄。就這一點來說，謝滿祿這種不吝惜底片的拍攝，對中國的貢獻是十分巨大的，是一筆豐厚的歷史史料。他不像后來的法國攝影師馬克·盧布，馬克在北京總共才拍了30張，每一張都是精品，可惜只有30張。

宋馥李：平均三天拍一張，看來謝滿祿別的就沒干什么事兒？

劉   陽：沒錯！謝滿祿就是到中國玩兒來了，他是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侄子，是皇室貴族，因為這時候法國大革命發(fā)生了，他其實是被發(fā)配到一個“距離法國本土最遠、最破落的地方”，他名為公使秘書，實際上什么也不用干，待夠4年就回國，所以謝滿祿需要打發(fā)時間，他是這樣一個心態(tài)在北京待了4年。

還有一個有意思的地方，謝滿祿拍了這么多照片，卻并不喜歡北京，不喜歡中國。他的日記我特意找了人翻譯，讓我吃驚的是，他字里行間充滿了對中國人的輕蔑，甚至是對東方世界的瞧不起，他一直在給自己倒計時，盤算自己什么時候回法國，那百無聊賴總要干點兒什么吧，那就拍照吧，結果還拍了那么多，這真是很諷刺的一件事兒。

謝滿祿拍攝的清朝一家大戶人家的全家福。

宋馥李：這種隨性的心態(tài)，拍出來的照片的史料價值反而高，這確實太反差了。

劉   陽：1900年之前的幾個攝影師，除了謝滿祿之外，有幾個其實是倒騰照片的，比如英國人托馬斯•查爾德和約翰•湯姆遜，兩人都是1870年到的中國，他們是職業(yè)攝影師，攝影是他們謀生的工具，所以他們的鏡頭是逐利的，拍一張是一張，要核算成本和收益，拍普通人他們會覺的是浪費膠片，所以他們拍的都是宏偉的建筑，雄偉的長城，壯麗的城門，這些能代表中國，可以制作成明信片出售，或者送給公使和他們的家人用作紀念，所以他們的照片也很鮮明。

還有幾個攝影師是駐華使館的工作人員，也像我們一樣，休假的時候背著相機帶著家人出去玩兒，捎帶手拍了幾張。

相比之下，謝滿祿的照片根本不追求光線和美感，他什么都拍，小貓小狗還拍了十幾張，北京的老百姓也拍了不少，拉大車的、牽馬的、傭人、廚子……而這些照片反而真實反映了那個時代的人的面貌：服飾、發(fā)型、精神狀態(tài)。

宋馥李：為什么要以1900年劃定一個節(jié)點？之后的攝影師有什么不同？

劉   陽：因為從1900開始，八國聯(lián)軍進了北京，從此之后，北京的大門徹底被打開了，外國人蜂擁而至。那時候攝影技術也發(fā)生巨大變化，徠卡相機和祿萊相機的體型都很小了，攝影變得相對容易了。所以，進入20世紀后，中軸線的影像記錄也發(fā)生了巨大變化。

那么后來的這些攝影師里，有些是帶著特定目的而來，瑞典人喜龍仁（Osvald Sirén）是著名的藝術史學家，美國人西德尼•甘博是人類學家，他們的視角是學術視角，具有人文精神，甘博拍了很多民間商鋪，這些拍攝就是為了做研究；日本人小川一真是建筑學家，他拍攝建筑的視角也是專業(yè)級的。

還有鮑迪羅夫·費德羅·伊萬諾維奇，這是沙俄的間諜，他的拍攝是為了用于政治和軍事目的，要拿回去分析中國的歷史文化和軍事防御，所以他的目的又不同，他拍完之后馬上沖洗，拍攝不滿意的照片，還要回去補拍。

再后來，如美國人約翰·詹布魯恩和德國人佩克哈默，他們也拍攝了大量的北京城市影像，并制作成影集和明信片，使北京城的影像得到了廣泛傳播。與此同時，一些飛行員也借助職業(yè)的便利進行航拍，例如漢莎航空飛行員、德國人格拉夫·楚·卡斯特就航拍了故宮。

所以你可以看到，當時每個攝影師的目的都不同，有解悶兒的、有為休閑的、有為賺錢的、有用于軍事偵察的、有用于學術研究的，構成了一個五花八門的影像記錄。

這些照片在當時都是不容易拍攝到的，拍攝紫禁城中軸線，很多地方需要官方許可才能拍，很多城門老百姓是上不去的，那他們上去了，說明是經(jīng)過特許或者說買通了守衛(wèi)，這些照片留存至今，就成為了我們的珍貴史料，有些照片成為一些建筑的唯一的留影。

 

由南向北拍攝的前門地區(qū)的航拍圖。1915年，在時任交通總長朱啟鈐的主持下，正陽門經(jīng)改建后變通暢了。正陽門城樓下的關帝廟（西）和觀音廟（東）還在，畫面右側是正陽門車站。

宋馥李：從他們當時攝影的這些裝備，在當時來說應該是最先進的攝影器材了吧？

劉   陽：基本都是最先進的器材。而且，這些攝影師的照片拍攝幅度都比較大，都是玻璃底片，掃描完之后清晰度也極高。他們很多人都是公費拍攝，謝滿祿不用說了，本身就是貴族，喜龍仁是拿著瑞典皇家學院經(jīng)費，小川一真是日本陸軍軍部給的經(jīng)費，所以都不差錢兒。

宋馥李：很遺憾書里中國人拍的照片幾乎沒有，只因為那時的中國太落后了嗎？

劉   陽：應該說1900年之前，還是歸功于我們的落后。1900年之后，一些中國人也有相機了，尤其是1930年之后，本土攝影師也越來越多了，也沉淀了大量的老照片。但能留存到今天、我們能看到的仍然不多。

為什么呢？這就是我在講影像學時經(jīng)常提到的，越是身邊司空見慣的景象，越可能熟視無睹，你去外國城市旅游，哪兒哪兒都新鮮，你一定會到處拍，視角也是中國人的視角。那么一樣的道理，外國人來到北京，看到的也都是新鮮的，所以很多外國人視角的老照片，反而給我們留下了歷史影像。

還有一個原因也很重要，1949年之后一直到70年代，國內經(jīng)歷了多次政治運動，一些老照片往往被視作是罪證，放在家里是很危險的，那么這種情況下，很多老照片或主動或被動地銷毀了，這也導致我們現(xiàn)在要獲取一些珍貴的老照片，往往是從國外獲取的。

 

5月25日，北京市人大表決通過中軸線文化遺產(chǎn)保護條例（北京市文物局供圖）

版權與歷史

宋馥李：使用這些外國攝影師的照片，涉不涉及版權問題？

劉   陽：這本書里九成以上是外國攝影師的照片，基本上都是公版的照片，也就是說攝影師都去世50年以上了。

唯一可能有版權疑問的，就是一張解放軍從中軸線入城的照片，因為它代表的意義非常重大，不得不用。這張照片我不知道攝影師的情況，很難確保照片不出版權糾紛，但這個地方又必須要放一張，表現(xiàn)北京的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這張入城式的照片，目前推測有幾種可能，可能是新華社記者拍攝，可能上海新民晚報記者拍的，還可能外國駐華記者拍的，總之照片是買到了，但并未署名，如果攝影師能聯(lián)系到我，可以補充署名。

宋馥李：所有這些照片，例如費里斯·比托、喜龍仁的照片，也都能從公開渠道買到嗎？

劉   陽：可以，但是價格非常昂貴，一般從拍賣行或國際市場上購買，很多照片購買時也沒有署名。我還有一個身份是亞洲最大的影像資料拍賣行的顧問，有些職業(yè)販售照片的人，會從民間收購老照片，這些照片會拿到拍賣行出售，而拍賣行要選購，就需要對這些照片的歷史價值進行鑒定。有這個身份，所以我對進入市場的老照片的動向都比較清楚。

宋馥李：鑒定老照片一般鑒定什么？

劉   陽：首先拍攝內容是什么，其次攝影師是誰，然后是照片的價值，包含美學價值和歷史價值。判定了這些價值，也就決定它能拍賣出什么價位。所以，老照片的商業(yè)價值，可能公眾還難以理解，一些珍貴的歷史老照片的拍賣價格，可不是幾千、幾萬，而是動輒十幾萬甚至上百萬。

宋馥李：哪些人會為這些昂貴的照片埋單呢？

劉   陽：往往一些重大的建筑修復工程，在收集歷史資料階段，會大量收購老照片。這時你就不能當它是一張照片了，它就是一個特定時間節(jié)點的史料，史料價值是巨大的，一個上億元的修復工程，花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來收集史料，那是很正常的。

對于很多重大的歷史建筑修復工程來說，尊重歷史是最大的價值導向，你別復原了半天復原錯了，這是對不起歷史也對不起子孫的，這時你再來看，老照片雖然昂貴，卻能避免失誤，就是一個可以理解的市場行為了。

1919年5月4日，北京三千多學生在天安門前集合并舉行游行示威，反對巴黎和會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即“五四運動”。

宋馥李：老照片的史料價值，現(xiàn)實交易中怎么給它估價呢？

劉   陽：這個也沒辦法有個統(tǒng)一的指導價，全在于買賣雙方協(xié)商，這本身要看使用這張照片的目的。以前很多的編輯不懂影像學，認為照片都是看熱鬧的，忽略了照片的關鍵細節(jié)，豈知一些關鍵細節(jié)是足以改變歷史的。

比如，北京大鐘寺曾經(jīng)有一口鐘，不知道是哪兒來的？而原來紫禁城午門上面有一個口鐘，卻又不知道去哪兒了？后來，一張午門上鐘樓的老照片，就給出了答案，兩邊一下就對上了，解決了這個難題，如果沒有這張照片，可能花費大量精力也不一定能考證得對，這就是老照片的歷史價值。

還有一張照片完全顛覆了我們的研究和認知，就是這本書封面那張，從景山看中軸線的，由丹麥人瓦德馬爾·蒂格森拍于1900年，這張照片里沒有地安門，以前從來沒有歷史記錄記載說地安門一度是缺失的，我發(fā)現(xiàn)之后當時也懵了，1900年時地安門怎么沒了，沒有任何資料記錄??！

后來我采訪了永琪的后代金啟孮先生，他們家是滿清宗室，說他叔叔曾經(jīng)是守衛(wèi)地安門的，1900年日本人進攻時把地安門給毀了，這是他回憶錄里唯一一次提到的，證明地安門確實被毀過，而我們1955年拆掉的地安門是1900年后復建的。

這張照片在影像學上的重要性就顯示出來了，如果沒有這張照片，我們會以為1955年拆掉的地安門就是明清時期的地安門，這一張照片，可能讓你少研究多少資料，這是文字史料難以企及的。

宋馥李：這本書在編著過程中，有沒有您求而不得的照片？

劉   陽：當然有的，好在不是很多。有些很有價值老照片，還在私人手里珍藏著，我看見過，也提出了收購，但人家就是不出手，那就沒有辦法了，只能耐心地等機會。

復建復原

宋馥李：北京中軸線上的歷史建筑，需要復建復原的還有哪些呢？

劉   陽：例如先農壇，天壇，大高玄殿，這些重要的歷史建筑，都面臨復建或復原的問題。這些建筑從進入民國到1949年之后，很多壇廟建筑范圍內還有一些搭建，這些建筑首先是要騰退，然后是拆除修繕，恢復歷史原貌，到那時候，老照片的參考價值就能發(fā)揮作用了。

這些歷史建筑的騰退和拆遷，也是一項艱巨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目前賢良寺完成了騰退，正在修繕，而修繕之后的使用和維護，都要做全盤的研究。

1900年，被日本兵用大炮轟塌的地安門遺址

宋馥李：您認為中軸線上哪一處歷史建筑是最應該復原的？

劉   陽：地安門的復建，就是一個值得研討的問題，大家也都很關心，地安門究竟要不要復建？要復建的話怎么復建？這都是需要嚴格論證的。

就歷史文化價值來說，天和地相對，有天安門就應該有地安門，地安門作為中軸線的重大空間節(jié)點，按理是應該復建的，它是非常重要的南北呼應，也是中國人文思想的基本建構，它不像景山和神武門之間的北上門，雖然也是中軸線上的建筑，但重要性沒那么高。

但你知道，地安門的原址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交通樞紐，就是十字路口的正中央，下面是8號線地鐵，先不談資金和技術問題，復建帶來的交通問題就很難處理。另外，地安門在1955年拆除之后，周邊的緩沖區(qū)都已經(jīng)填滿了。你看鐘樓和鼓樓還在，周圍的空間規(guī)劃就得讓著它，現(xiàn)在如果要復建地安門，就意味著圍繞著地安門原址必須拆一圈，這個難度太大了。

 

丹麥人瓦德馬爾·蒂格森（Valdemar Thygesen）1900年站在景山上由南向北拍攝的一張照片

宋馥李：這樣看來，有些歷史建筑是沒辦法復建復原的？

劉   陽：恢復歷史原貌和現(xiàn)狀是有矛盾的，有時這個矛盾還非常尖銳，那只能舍棄了。去年我們把天橋的位置找到了，但是沒辦法復建了。

但有一些建筑，本身就是違章建筑，破壞了歷史文化遺產(chǎn)的整體性，這些建筑是必須要拆除并恢復原貌的，比如鐘鼓樓地區(qū)北邊還有一個道觀，原來英國王儲查爾斯還投資過咖啡店，這些就應該復原。

另外，地安門和鼓樓之間的商鋪，歷史上也是一個很著名的商圈，就是前朝后市的后市，未來，我們也有可能恢復它的歷史風貌。前兩年的老字號馬凱餐廳就重回鼓樓地區(qū)，老北京人都很激動，不是在那片兒長大的，永遠不理解那片兒居民對馬凱餐廳的感情。

那么我們著力恢復原貌的話，還要再搜集老照片，建立一個影像資料庫，一則讓公眾知道中軸線的來龍去脈，二則知道這片區(qū)域的歷史原貌。這樣，北京城很多歷史建筑的風貌，中軸線豐厚的歷史文化，才能最大限度地被公眾領略到、認識到，進而積極參與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