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剛/文 從希臘到中國：心臟地帶的聯想

所有國家的歷史，都是從治水開始，這是因為文明起源于大河流域，國家亦由河流哺育，不但古埃及，可以說是“尼羅河的贈禮”，就連文明古國巴比倫，也是從西亞兩河流域里流出來的，還有古印度文明，同樣是南亞兩河流域的產物，而世界上最大的兩河流域在東亞，以此造就了一個最大的也最為古老的文明古國——中國，以至于四大文明古國至今還在的，也就只剩下了中國。

由文明古國開創(chuàng)的古代世界的歷史，是以王權國家為主體的歷史記憶，以帝國興衰及其疆域變化，標志世界的歷史地理，表現為以王權確立“王土”天下，以“王土”劃分國際。

然而，當地中海作為歷史的因素出現在文明古國的世界里，于是，我們就看到了“摩西出埃及”，從尼羅河流域走向古巴比倫的兩河流域，走向其新世界——《舊約》“應許之地”。

以“特洛伊戰(zhàn)爭”為標志，地中海因素，形成了它的國家意志——古希臘城邦及其殖民地。與此同時，在伊朗高原上也崛起了一個繼承文明古國的歷史遺產的新興帝國——波斯。

歷史的主流改道了，從兩河流域進入地中海，環(huán)繞地中海，出現兩大勢力——海權代表希臘與代表陸權的波斯。

由此發(fā)飆了一個誘惑——地中海誘惑，無論海權，還是陸權，都難忍其誘惑，皆欲將其據為己有，它是個文明的母體，哺育兩岸文明生生不息，不但以海產作為食物來源，更以海運承擔沿岸各國的貿易，將不同的國家聯系為一個統(tǒng)一的經濟體。

作為陸權帝國，波斯未依存于地中海，但它為了統(tǒng)治沿海各國而投入到海域中來，要讓地中海變成它的內海，然而，它卻一再失敗，不但在海戰(zhàn)中敗給了在海洋因素中成長起來的希臘雅典城邦，而且陸戰(zhàn)也被統(tǒng)一了希臘的馬其頓王國徹底打敗。

于是，一個追求世界歷史統(tǒng)一性的帝國——亞歷山大帝國出現了，大帝意氣風發(fā)，那位被黑格爾《歷史哲學》稱之為“絕對理念的青春王者”，一邊驅使地中海變成帝國內海，一邊深入到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所指出的“世界島心臟地帶”。

他從《荷馬史詩》來，由阿喀琉斯的靈魂轉世而來，從亞里士多德哲學來，帶著“王”的動力因和目的因，高舉“哲學家王”的文明桂冠，跨越了地緣政治的海權與陸權的鴻溝而來。

他從伸向地中海的一角之地——希臘出發(fā)，尚未囊括整個地中海，便向東、向東、再向東，如同從地中海的邊緣地帶彎弓射出的一枝響箭，呼嘯著射向“世界島”的“心臟地帶”。

一矢如飛，穿越三大文明古國的時光之冢，重溫文明初曙時開創(chuàng)青銅文化世界體系且以之席卷并傳承文明古國的雅利安人的歷史舊夢，將三個文明古國——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的劫后歷史遺產，通過兼并波斯領土重新收入其帝國的囊中?？上У氖牵溄鸬戮尤粚啔v山大和他的帝國追求只字未提，是有所“忽略”，還是有意“忽略”？不管怎樣，“忽略”就是不應該的。

因為，亞歷山大，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從歐洲進入“心臟地帶”的帝王，其進軍路線，非如麥金德所言，從東歐進入，而是從南歐，從地中海出發(fā)，通往中亞興都庫什山脈，直抵帕米爾高原腳下，若能翻越，他就可以沿著天山走廊、河西走廊進入中國，可惜他未能一越，也許他認為，那就是希臘神話中的神山奧林波斯山，他已抵達文明的終極，除了上天，別無他去。

中西神話源頭，也許同出一山，在中國，其名曰“昆侖”，在希臘，則稱之為“奧林波斯山”，二者或同指一處，今之帕米爾高原。正如從昆侖到蓬萊，構造了中國的《山海經》神話世界，亞歷山大也打造了一個基于希臘神話并屬于他個人的“山海經世界”——從地中海到奧林波斯山。在那個世界里，他既代表陸權，也代表海權，更代表了希臘神話中的神權和希臘政治哲學中的王權，作為“哲學家王”表達了希臘哲學對于世界歷史統(tǒng)一性的信念。

此后，歐洲各國，再無一國能進入中亞“心臟地帶”，這一帶，反倒成了東方游牧民族的天下，匈奴、突厥、蒙古，從東亞到中亞，再從中亞到西亞和東歐，一度將世界歷史的地理樞紐握在手中，如同握著“上帝的鞭子”，揮舞著從“心臟地帶”西行，進入里海、黑海和地中海，以騎射造就了古代世界的陸權時代，就如同近代世界的海權時代，產生了歐洲列強英、法、德一樣，風行于古代世界陸權時代的匈奴、突厥、蒙古等，亦足以與之相頡頏。

別忘了它們身后，還有一股巨大的力量，那就是中國，它們都從中國汲取力量，或被中國力量驅逐，匈奴與突厥之于漢、唐，蒙古汗國之于蒙元王朝，都被中國力量驅動，而中國之于中亞，亦不曾放下，已有漢、唐通西域，然通商已至，而軍政未達，漢使至安息，可漢軍未至，唐軍曾入大食，被大食擊退。

然而，那一條“歷史的地理樞紐”——絲綢之路，卻一直被中國把握，自漢、唐舉國通西域，以至于明、清晉商“走西口”，從絲綢之路到茶葉之路，中國都是世界“心臟地帶”活躍的存在，其中貿易往來，均由中國商品——絲綢和茶葉來主宰，更何況，還有一個繼宋而起的蒙元時代，不但以弓馬實控了世界“心臟地帶”，還接著宋人的航海，掌握了從中國東南沿海到阿拉伯海的東西洋海通一脈，以陸權與海權并用開啟了蒙元半全球化時代。

明、清勢力，雖不及蒙元，但亦有“走西口”與“下西洋”并行于天下，不但以此維系著十七世紀以來中國的半全球化，還成為今日“一帶一路”之先導被當代中國復興于天下。

麥金德以陸權論，確定中亞為世界的“心臟地帶”，當然，這是狹義的，以廣義論，這一帶，西起東歐，東至蒙古，南抵西藏，因其地處內陸，海權難以進入，故稱其為“心臟”。

基于歐洲立場，麥氏認為，欲執(zhí)世界牛耳，當先取東歐，故其留下一句名言：“誰控制東歐，誰就統(tǒng)治心臟地帶；誰控制心臟地帶，誰就統(tǒng)治世界島；誰統(tǒng)治世界島，誰就統(tǒng)治世界。”

據說，德意志帝國聞此言而開竅，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皆從東歐下手，北約與華約的冷戰(zhàn)，也是基于爭奪東歐，其結果，便是蘇聯解體，而當下一系列事件，就更是對“誰控制東歐，誰就統(tǒng)治心臟地帶”的古典地緣政治學的現代闡釋。

東印度公司：爭奪海權的心臟

如果說，陸權論的地緣政治學說里，已經有了一個世界的“心臟地帶”，那么，相對應的，海權論的地緣政治理論，是不是也應該擁有那樣一個世界的“心臟地帶”？是的，應該有。

可惜的是，與麥氏同時的馬漢的“海權論“三部曲，對此竟然未置一詞。于是，我們對應于麥氏的廣義、狹義論，從中國立場出發(fā)，放眼世界，而為如是說：廣義的海權世界的“心臟地帶”，應該起于中國的東海、南海，以至于波斯灣與阿拉伯海。

或曰，何以作如此安排？蓋因大航海的動機，乃奔中國而來，以“尋找中國”為由，而中國則不僅為此次大航海提供了指南針，更以“中國問題”本身，提供了一個歷史的目的因。

若廣義的海權世界的“心臟地帶”可由中國進入，則狹義的海權世界的“心臟地帶”就應當聚焦于印度半島及其海域，這也就是鄭和下西洋為什么最終死在了印度半島上，還有第一個繞過好望角的達·伽馬同樣也死在了印度半島上，看來印度就是個東西洋的結合部，其半島形狀，真的像一顆心臟，起搏于印度洋。

戰(zhàn)國時代，各國競為列強，然其產生，要有個實力的競技場，若場地在歐洲，則難免國家較量，一旦國家宣戰(zhàn)，戰(zhàn)爭如何收場？故而各國皆以代理人戰(zhàn)爭，東印度公司遂亦紛紛登場。

以印度為角斗場，讓東印度公司下場，正是在各國東印度公司的角逐中，產生了歐洲列強，最終的決戰(zhàn)雖然在歐洲，但前期的戰(zhàn)斗一定在印度洋，是騾子是馬，先要拉到印度來遛遛，往往是某國東印度公司的勝敗，決定了該國能否成為歐洲列強。

率先來印度的，是葡萄牙人，但第一個組織了東印度公司的國家卻是英國，英國來不及成為列強，其國內就爆發(fā)了革命，脫穎而出的頭號列強，是荷蘭的東印度公司，它追逐著葡萄牙人，從西洋一直追到東洋，從印度追到中國，從馬六甲海峽追到臺灣海峽，遭遇了中國“海商—軍事復合體”政權——鄭氏集團，于是，兩個“海商—軍事復合體”開戰(zhàn)了，最著名的一戰(zhàn)，便是1633年的金門料羅灣海戰(zhàn)，這一戰(zhàn)，打出了一位絕世英雄鄭芝龍。

鄭氏集團領袖鄭芝龍，原名一官，閩南泉州人，海商出身，從澳門起步，到過馬尼拉和日本，會葡萄牙文，還懂盧西塔尼亞語（猶太—葡萄牙語），此乃葡國猶太人的秘密用語。

受西方文化熏陶，鄭氏入天主教，取教名賈斯帕，另名尼古拉，外國人都稱他為“尼古拉一官”。他曾在荷蘭東印度公司做過“通事”——翻譯，參與過荷蘭人劫掠中國商船。但荷蘭人卻沒有想到，就是他們身邊這名不起眼的“通事”，被他們稱作“尼古拉一官”的人，有一天會顛覆了他們在“中國海”的霸權。

一官興起以后，不但成了荷蘭人的對手，還被朝廷視為“倭寇”，邀荷蘭人一起來剿他，沒想到被他打得全軍覆沒了，不得已，才招安他去做了個“海防游擊”，讓他平靖海疆，這樣一來，鄭氏集團的武裝就得以雄踞海上。1633年，荷蘭人出動戰(zhàn)艦，不宣而戰(zhàn)，突襲鄭氏戰(zhàn)船，擊沉、燒毀戰(zhàn)船二十余艘，而明朝官員卻欲息事寧人，表示愿意賠禮，請荷蘭罷兵，可荷蘭人不聽。

鄭氏應戰(zhàn)，戰(zhàn)于金門料羅灣。關于鄭氏海戰(zhàn)法，徐繼畬在《瀛環(huán)志略》里提到清人江日升寫的《臺灣外紀》，其言“荷蘭船堅炮猛，不能勝”，鄭芝龍“乃募死士善泅者”，持斧立船頭，以小船堆燃料，澆以油，中藏火藥，置引線，乘風急棹，迫近夷船，以斧釘錐于夷船，與夷船一相連，就點燃藥線，然后投水鳧回。

有多少條這樣的火船，沖向荷艦，決一死戰(zhàn)？“藥燃火發(fā)，風又猛烈”，致使“荷蘭夾板，被焚三艘，余悉遁去”。

所謂“夾板”，乃當時最先進的戰(zhàn)船，長五十丈，寬六七丈，船體包裹銅鉛板，內有木板三層，每一層，都有一尺來厚，其間，以橫木架隔，兩旁用鐵板夾住，內部列置大炮。

料羅灣海戰(zhàn)，乃東西方命運攸關的一戰(zhàn)，如鄭氏戰(zhàn)敗，中國割地賠款，就無須等英國人來，國土沉淪就要提前二百年。這一戰(zhàn)，使荷蘭人屈服，“海上馬車夫”在海上被顛覆。從此，荷蘭人放棄壟斷中國海上貿易的企圖，轉而承認鄭氏海權。

此后，荷屬東印度公司與鄭氏達成協議，開始向鄭氏集團納貢，海船在澳門、馬尼拉、廈門、臺灣、日本各港口間行駛，都須持有鄭氏集團令旗，否則一律禁止。鄭氏集團向往來海船征稅，“每舶稅三千金，歲入千萬計”，不是一代王朝，而是一介海商，代表了中國的一個海權時代，是鄭和以后的鄭氏時代。

荷蘭人納稅以后，反倒成為了鄭氏的朋友，有一次，故意貢獻了王杖一枝，金冠一頂，以引誘鄭氏自立王朝。但鄭氏好景不長，因為清軍入關了，南明一支逃到福建，倚鄭氏為長城，清軍南下，也向鄭氏招安，鄭氏待價而沽，終于投靠清朝。內憂外患，中國民間海權新時代的代表，便由鄭芝龍轉向鄭成功了。

反帝反清：明清之際中國民間海權

鄭成功是鄭芝龍的兒子，老子降清，兒子起兵！從沿海入長江，兵臨南京，東南半壁為之一振，江南一隅突現光明，無奈師老兵頓，敗歸廈門。剛好“荷蘭通事何斌負逋稅逃內地，獻謀取臺灣”，這位何斌先生，原是鄭芝龍部下，隨鄭氏到臺灣，便留在臺灣學荷蘭語，做了荷蘭通事。據說，荷蘭人讓他去收稅，他拿了稅銀，就跑到內地來找鄭成功了，勸鄭成功先取臺灣，再圖中原。

因收復國土一時無望，他便聽取了何斌建議。

我們知道，明萬歷年間，西班牙人曾屠殺過華僑，當鄭氏令旗通行于中國海時，誰敢屠殺華僑？明末清初，鄭芝龍在扶明與降清之間游離，放松了海權，西班牙人乘機再次屠殺華僑，這一次，又屠殺了約三萬人。須知，華僑勢力，是中國民間海權的一部分，華僑勢力增長，就意味著中國民間海權擴張。鄭氏時代，中國民間海權的基礎，不光在東南沿海，更分布在南洋一帶。

鄭成功從臺灣島上驅逐了荷蘭人，接著，遣使呂宋（今菲律賓），向西班牙總督遞交國書，譴責其屠殺罪行，并廣告華僑，聯絡各地華僑首領，斷絕同呂宋貿易，同時調動軍隊，準備攻取呂宋。先占臺灣，再取呂宋，繼而奪取噶邏巴（今爪哇），控制臺灣海峽和馬六甲海峽，然后聯合日本，光復中華?？蓱z兵馬未動，英雄先崩，這樣一個偉大的海權夢，可惜未如其名，沒有“成功”。

鄭之夢，如能“成功”，那就不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且以海權光大中華，使中國早在十七世紀便轉型為一個偉大的海權國家了。惜其夢想隨他而逝，沒有繼承下來。如今我們說起他，只說他有收復臺灣的偉業(yè)，而不知他有建立中國海權的偉大夢想。他的夢想，是一筆巨大的歷史遺產，竟然被人遺忘，一提到航海，人們就談起鄭和下西洋，少有人談到他的海權夢想。

蕭一山推崇他，在《清史大綱》中，把他作為“中國近代民族革命第一人”，其“民族革命之醞釀”一章，開篇就說“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個人不能不大書特書的，就是鄭成功”。

推崇他有三點：一是光復運動領袖，如岳武穆之流；二是收復臺灣英雄，這就不光是民族的，還是世界的了，他不但使光復運動有了根據地，還改變了世界大格局，荷蘭從此便衰落下去；三是民族革命先驅，他反清反帝，高舉起民族主義大旗。

鄭氏信心滿滿，坦言：“東西洋餉，我所自生自殖者也；進戰(zhàn)退守，綽綽余裕。”人言其居海外一島，養(yǎng)精兵十萬，戰(zhàn)艦數千，以“通洋裕國”，而財用不匱。且以洪門深入內地，遍植會黨，布下星星之火，漸成燎原之勢。辛亥革命，非從天降，其來有自矣。清朝禁海遷界，以困鄭氏，反使鄭氏獨操“通洋之利”，“中國各貨，海外人皆仰資鄭氏”，鄭氏因而“財用益饒”。

遺憾的是，這個在航海和自由貿易中成長起來的“海商—軍事復合體”，雖有足夠的資本和武力，卻沒有像荷蘭東印度公司那樣，走在通往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向著民主共和國遠航。

鄭氏與此背道而馳，走向了以王權自立。民主共和國興起，要靠自由貿易和保護自由貿易的武力，還要從自由貿易里發(fā)展出自由主義，沒有自由主義，鄭氏集團走不出王權樊籬。

對于民間海權，清朝視為大患，其時，滿清占有國土，尚未擁有海權，南明退到海邊，仍欲以民間海權來抗爭。欲滅民間海權，清朝不擇手段，海禁以外，更厲行遷界?？滴跄觊g，三次遷界，從山東到廣東，沿海居住民都被遷走，寸板不許下水，片物不許越界，違者殺無赦，欲以此，將中國民間海權連根拔掉。

剛好西班牙人屠殺華僑，這在清朝看來，便是天隨人愿，來助它消滅中國民間海權。須知，此時清朝，其身份還是異族，是入侵者，它在江南對國人的屠殺，一點不亞于西方海盜屠殺華僑。當國人的抗爭被清軍壓縮在東南沿海以及西南一隅時，它比西方海盜更急于扼殺中國民間海權，以此斬斷反清復明之根。

荷蘭人盤踞臺灣三十余年，被鄭氏一舉奪取，其惱怒自不待言。還在被圍困時，荷蘭人就請求清軍救援，被攆出臺灣后，仍派艦隊駛抵閩洋，以清荷聯軍，先奪金、廈，再取臺灣。但荷蘭再也不能恢復它在中國海的霸權。本來，荷蘭與清朝有約，聯合攻打臺灣，打下臺灣后，清朝仍將臺灣交給荷蘭。但荷蘭自退出臺灣后，國力大傷，又與英國戰(zhàn)于大西洋，再也無力顧及東方。

荷蘭立國，以東印度公司為支柱，該公司曾經控制了東西方貿易的兩條財路，一以臺灣島控制臺灣海峽，一以噶邏巴控制馬六甲海峽。鄭氏收復臺灣島，使荷蘭失去了臺灣海峽，斷其一條財路，英國人占領新加坡，又奪走了馬六甲海峽，這兩條財路一斷，荷蘭就衰落了，其海權，從東到西，被英國一一奪去，故其助清攻臺，卻未討要，是其已無能為力，再而衰，三而竭了。

郭嵩燾使歐，船經香港、新加坡，他上去，考察了一下，對英、荷兩國治下殖民地的狀況，發(fā)表看法，他說，荷蘭人“專事苛斂，以濟國用”，而英國卻“以本地之財，濟本地之用”，他以英國在印度、澳大利亞的殖民地為例，其每年收入逾萬萬，均未掠至英國，皆以之用于本地，“使其人民共之，故無怨者”。

因此“蘇門答臘各小國，樂以其地獻之英人”，荷蘭連個蘇門答臘都搞不定，看來是大勢已去了，較之英國搞定印度，差得很遠。其實英國賦斂繁重，十倍于中國，然而其民無怨，何也？走向世界，遍設港口，廣開財路，為民致富，與民同利也。

他還有一個發(fā)現，發(fā)現英國人被華僑擁護。當年，鄭氏驅逐荷蘭，令旗行于南洋，華僑聞風響應，而英國，亦正與荷蘭人爭奪海權，從西洋打到東洋，當然也要支持鄭氏集團。

據說，鄭芝龍在金門料羅灣海戰(zhàn)中，就用了全新的英國大炮，其戰(zhàn)法亦與英國海軍戰(zhàn)勝西班牙無敵艦隊相似，其結局，成為東西方海權轉機，至鄭成功收復臺灣，荷蘭始衰矣！

從此，荷蘭與清朝締約，誓滅鄭氏，英國與鄭氏結盟，夾攻荷蘭。鄭氏雖亡，但華僑仍在，便轉而支持英國。

乾隆年間，荷蘭人在噶羅巴屠殺華僑，釀成“紅溪慘案”，乾隆帝未譴責荷蘭，反而說死難者是“天朝棄民”。

請注意，還是這位乾隆帝，以天朝的傲慢，拒絕了馬嘎爾尼，看似面子問題，實有算老帳的意思。到了嘉慶帝，英國又派使來，這位嘉慶帝，不僅傲慢，而且無禮，還格外小氣，氣歪了英國人的鼻子。清朝皇帝為什么一而再的拒絕與英國貿易？究其根源，在于荷蘭支持清朝，英國支持鄭氏，已然為敵。道光帝時，英、清戰(zhàn)爭，英艦北上，其進軍路線，竟然與鄭氏北伐一致。

荷蘭屠殺華僑，實與清朝聯手，清知其禍患在海洋，但其視野所及，并非西方列強，而是中國民間海權，因為明末反清運動的動力就來自海上，后來孫中山革命也發(fā)動于海上。

當時，滿清來搶國土，列強來奪海洋，面對這兩個入侵者，中國民間奮起抗戰(zhàn)，“反帝、反封建”，由此發(fā)端。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