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炯程/文

作為一部思想史，德國學者彼得·諾伊曼的《耶拿1800年：自由精神的共和國》（以下簡稱《耶拿1800年》）并不意欲呈現(xiàn)18世紀末19世紀初德意志思想文化的全景，而是以點帶面，講述1800年前后發(fā)生在薩克森-魏瑪公國治下小城耶拿的因緣際會，透過那些學者文士間的一次次相遇與告別，為這劇變的時代留下一幀剪影。

《耶拿1800：自由精神的共和國》

[德] 彼得·諾伊曼 | 著

張見微| 譯

望mountain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4年5月

彼時，坐落于山谷中，閉塞貧乏的耶拿只有不到5000居民，其中近五分之一是學生。這使得耶拿大學成為德意志各個邦國中最為知名、規(guī)模最大的大學。謝林、席勒、費希特、黑格爾等一眾哲人、作家都曾在耶拿的講壇上孕育并教授自己的思想。德國古典哲學于焉興起。大學之外，諸多詩人的寫作亦為這座小城增色。魏瑪古典文學的弧光延伸到這里，如同一粒落入深湖的石子發(fā)出悠遠回聲。出于對自然哲學與莎士比亞的共同愛好，歌德與席勒在耶拿大學相遇，并成為文學事業(yè)上的摯友。以施萊格爾兄弟與諾瓦利斯等人為代表的早期德國浪漫主義文學思潮，亦正是在客居耶拿的哲學家們啟發(fā)下逐漸成型。

由此，盡管《耶拿1800年》選擇的敘述切入口并不大，但在未來構(gòu)成德國思想主流的諸多線索已然匯聚于此，從這小小的開口中，我們可以看到啟蒙思想的最終結(jié)晶，窺見人類精神自由的廣袤而開闊的可能性。

魏瑪古典文學的回聲

較之英法，德國文學的起步相當晚，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近代以前的大部分時間內(nèi)德意志都只是一個地域概念，而非一個統(tǒng)一的民族國家。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羅馬帝國早已衰落，只能維持松散的封建統(tǒng)治，帝國境內(nèi)各邦國林立。但在這支離破碎的情況下，剛剛起步的德語民族文學，就已孕育出沃爾夫?qū)ゑT·歌德這樣的文化巨人。歌德在德語中的存在如同荷馬在希臘語中的存在，他們的光暈遮蔽了在其之前開掘這門文學語言的前輩詩人。人們總是會遺忘河流發(fā)源時的涓涓融雪，卻對入?？诘拈_闊與三角洲的肥沃津津樂道。

由于歌德的主要創(chuàng)作幾乎都完成在他任職于薩克森-魏瑪公國的宮廷期間，他所創(chuàng)下的這一脈文學傳統(tǒng)，便被稱為魏瑪古典文學。

歌德和耶拿知識界有著極深的淵源，這兩座城市仿佛一對孿生子，它們的直線距離僅20公里，魏瑪?shù)奈幕删?，能夠迅速地傳播到耶拿的知識分子那里。耶拿的智識成果，同樣也深深影響著魏瑪。故《耶拿1800年》言說耶拿文壇掌故的同時，也給予魏瑪同樣的關注。

正是耶拿見證了作為魏瑪古典文學兩大代表人物的歌德與席勒之間文學友誼的誕生。當時，席勒正在耶拿大學任教，歌德則已然是耶拿知識圈子里的奧林匹斯諸神。他們雖然對彼此早有耳聞，但直到1794年，在耶拿，他們才因?qū)ψ匀徽軐W的共同愛好而互相吸引。

在性格及文學見解等諸多方面，這兩位詩人都是互補的。歌德的人生讓人聯(lián)想起后世德語作者的經(jīng)典母題：藝術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這位文化巨人有著不止一副面孔，既可以是一個講求實際且物質(zhì)主義的市民，也可以是一位高傲而不容于世俗的藝術家，一名永遠對世界充滿好奇心的頑童。這些殊異的人格在他身上交戰(zhàn)，于是靠近他的人，在他身上看到的，不是一隅偏僻狹小的市儈氣，亦非純粹如清晨第一枚露水的藝術家風度，而是一個宇宙，多元且混雜。

歌德行文清澈、克制，有時也會因此缺乏趣味性，干枯得如同一則報告，席勒則富于激情與沖擊力，但卻時常沉迷于至少在歌德看來無意義的暴力場景，就像他習慣在寫作時嗅聞爛蘋果的味道一樣。《耶拿1800年》中提到，席勒的戲劇杰作《華倫斯坦》三部曲之二《皮柯洛米尼父子》于1799年在魏瑪上演時，歌德在臨登場的最后關頭，修改了席勒曾斟酌過無數(shù)次的序詩，撤換他認為過激的字詞，刪掉了12行，又增補了2行，將上帝的旨意引入進來，中和席勒對“新世紀”的召喚所體現(xiàn)的某種激進色彩，席勒只得在出版劇作時對歌德的改動加以更正?！镀た侣迕啄岣缸印费堇[了三十年戰(zhàn)爭時期的德國歷史。這段歷史，是在魏瑪劇院中欣賞首演的觀眾們刻入骨血的集體記憶。當過去的幽靈在舞臺上徘徊，未來也正向他們展開。同樣置身于變革的時代，早年的歌德以少年維特的死亡抨擊那個壓抑人性的，僵死的社會總體秩序，然而時過境遷，比之維特的苦惱，1800年前后的歌德更關心自然哲學的進展。只是席勒仍然篤信那足以使社會的堤壩崩潰的精神自由，在這個意義上，魏瑪古典主義的回聲促成了德國浪漫主義最初的幾個音符。席勒的諸種彷徨與掙扎、確信和猶豫，他對藝術家既超乎現(xiàn)實事物之上，又停留在感性事務之中的美學要求，也見于施萊格爾兄弟與諾瓦利斯等人的寫作實踐。

反思啟蒙主義的精神遺產(chǎn)

慣常的文學史敘述在涉及歐洲浪漫主義的歷史時，往往傾向于關注英法兩國的文學進展。于是，我們便有一個從湖畔派到拜倫、雪萊、濟慈的英國浪漫主義譜系，或者以夏多布里昂、維克多·雨果為核心的法國浪漫主義傳統(tǒng)。丹麥文學理論家勃蘭兌斯在他的六卷本巨著《十九世紀文學主流》中詳盡地敘述了歐洲浪漫主義的興起與演變。在談及英法浪漫主義時，他肯定了其中基于進步主義的啟蒙思想而生的反叛性，但當論述到德國時，勃蘭兌斯卻認為德國浪漫主義從根源上就中了毒，因為“在文藝方面，它融化為歇斯底里的祈禱和迷魂陣；在社會方面，它只研究一種關系，私生活的關系，兩性之間的關系，而且大半是憑著輕浮的病態(tài)的熱情放空炮”。

《十九世紀文學主流》

[丹麥] 勃蘭兌斯 | 著

張道真| 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23年5月

事實是否果真如此？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在他著名的《浪漫主義的根源》系統(tǒng)講演中，將德國路德派哲學家、有“北方巫師”之稱的約翰·格奧爾格·哈曼確證為浪漫主義的真正父輩。伯林認為，哈曼是第一個“以最公開、最激烈、最徹底的方式向啟蒙宣戰(zhàn)的人”，而那些在19世紀初云集耶拿的早期浪漫派詩人，其思想的原點正在于對啟蒙之局限性的反思。如何評價早期德國浪漫派與啟蒙主義的關系，導致了伯林和勃蘭兌斯的歧見。出生于1842年的勃蘭兌斯可以算作浪漫主義者的直接后輩，自然，他也秉持著那個時代常見的進步主義觀念，樂于在文學史敘述中尋找進步及反動的辯證。若將《十九世紀文學主流》里描繪的德國浪漫派，與《耶拿1800年》刻畫的圖景互為參照，我們能夠清楚地看到，后者簡練地勾勒補完了勃蘭兌斯的未盡之處，而勃蘭兌斯的著述則有著豐沛的細節(jié)和當代人難以復制的在場感，這的確是一部只有置身于19世紀的文學空氣中才能寫出來的著作。

《浪漫主義的根源》

[英]以賽亞·伯林 | 著

呂梁 張箭飛| 譯

譯林出版社

2019年10月

浪漫派作家施萊格爾兄弟的故事是《耶拿1800年》一書中最精彩的篇什之一。不單是因為圍繞著他們展開的復雜人際網(wǎng)，個中人物的情感糾葛，有著可以改編成通俗情節(jié)劇的所有元素，亦是因為兩兄弟各自以不同的方式發(fā)展著浪漫主義。奧古斯特·威廉·施萊格爾以翻譯聞名，是德語世界第一個用詩體逐行侈譯莎士比亞詩劇的人，這些譯作至今仍是文學經(jīng)典。弗里德里?！な┤R格爾則是備受爭議的小說《盧琴德》的作者。這部出版于1799年春的小說，有著勃蘭兌斯所指摘的早期德國浪漫主義的典型特征：文類的混淆在其內(nèi)部發(fā)生，對男女主人公情感世界的深入探掘，室內(nèi)樂似的內(nèi)心場景取代了社會場景的交響曲。諾伊曼認為，和席勒的《華倫斯坦》系列劇作一樣，《盧琴德》的問世“預示著一場文學革命的來臨”。依勃蘭兌斯之見，《盧琴德》的主題，并非為所謂自由戀愛辯護，亦非施萊爾馬赫所言的“對絕對精神性的一種抗議”，而是在一個日漸封閉的世界里，如何尋求“人生與詩的合一”。德國浪漫主義念茲在茲的，正是這種對詩意人生的追求。我們甚至可以在20世紀圍繞著現(xiàn)象學展開的智識革命中聽到此種追求的回音：后期海德格爾透過細讀荷爾德林的詩句，總結(jié)出了“貧乏時代”與“詩意棲居”的概念。

“世界靈魂”的蘇醒

盡管書名為《耶拿1800年》，諾伊曼此書的開場與謝幕，卻都把時間錨定在1806年的耶拿戰(zhàn)役期間。此戰(zhàn)，腓特烈大帝時代稱雄歐陸的普魯士軍隊在拿破侖大軍進攻下迅速崩潰。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三世不得不與拿破侖簽訂屈辱的城下之盟，喪失大量領土，治下人口從1000萬萎縮至比戰(zhàn)前一半還少，幾乎有亡國之虞。

戰(zhàn)爭爆發(fā)時，黑格爾正在耶拿城內(nèi)。在法軍的入城式上，這位哲學家見到了騎在馬上的法國皇帝。他稱拿破侖為“世界靈魂”，正是這“世界靈魂”把德意志歷史推向了終結(jié)與重啟的時刻。諾伊曼認為，在其著述中，黑格爾并沒有強調(diào)拿破侖作為軍事家與統(tǒng)治者的一面，讓拿破侖成為“世界靈魂”的，是他作為立法者所作的工作。無獨有偶，晚年流放至圣赫勒拿島的拿破侖亦曾說過，自己真正的貢獻不是打了無數(shù)次的勝仗，而是為世界留下了《拿破侖法典》。這部法典，展示出一種截然不同的，屬于工業(yè)社會的秩序。依照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在《社會學：批判的導論》一書中的看法，法國大革命與工業(yè)革命組成了現(xiàn)代世界的基本圖景，前者的貢獻，在于其發(fā)明出一種民族國家及身為民族國家之公民的意識。

耶拿的哲學與文學，在與大革命以來法國思想的互動中走向成熟，產(chǎn)生了諸多截然不同的面向，包括所謂民族主義，耶拿知識界早期的核心人物之一的哲學家費希特，即在耶拿戰(zhàn)役塵埃落定后的1806年，發(fā)表了數(shù)篇《告德意志國民書》，他由此被視為德國國家主義的先驅(qū)者之一。德語的智知成果塑造了一種基于德語的民族想象，與沙俄治下東歐諸國情況相似，語言共同體的產(chǎn)生總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第一步。

正是因為法國的政治事件如此激勵著耶拿的知識分子們，耶拿戰(zhàn)役才構(gòu)成一種反諷。它意味著這一互動的頂點，法國最終選擇以武力輸出其為歐洲大陸設計的政治秩序，德語世界的一些知識分子則為軍國主義普魯士的戰(zhàn)敗感到歡欣鼓舞，雖然他們很快就會看到，拿破侖所帶來的秩序并非他們所設想的啟蒙的秩序?！兑?800年》的開篇即描繪了戰(zhàn)爭行將結(jié)束時的一片混亂。饑腸轆轆的法軍巡邏部隊擎著火把在耶拿的大街上游蕩，將這座小城洗劫一空，直到法軍正規(guī)軍在中午正式入城，這種無政府狀態(tài)才宣告中止。當時正在寫作《精神現(xiàn)象學》的黑格爾也沒有幸免于難，他的財物同樣遭到法軍劫掠。這些知識分子不無苦澀地意識到，用暴力手段強加給他人的自由仍然是一種奴役。他們的民族意識也就此蘇醒。于是，“世界靈魂”不再僅屬于那些征服者，被征服的人民同樣擁有成為“世界靈魂”的能力。

1800年的耶拿知識界熱鬧至極，但熱鬧之后，必定迎來一場場漫長的告別，其中既有地理上的隔絕而告別，也有因生與死的斷然劃分而告別。諾瓦利斯病死，席勒出走，威廉·施萊格爾跟隨斯塔爾夫人踏上云游歐洲之旅，最后，只有他們的作品留存于此，證明過去這里曾經(jīng)有過一個知識共同體。耶拿不再是一座由石頭構(gòu)筑的城市，而是一座用詞語，用思想砌出的城市。所以即使該城在拿破侖戰(zhàn)爭中傾覆，它的精神力量卻得到延續(xù)。諾伊曼的講述恰如其分的結(jié)束在黑格爾寫作《精神現(xiàn)象學》的時刻，這部著作將成為從耶拿孕育的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它在后世的重讀中被一遍遍拆散、重組。諾伊曼的著述則賦予了這部被視為永恒經(jīng)典的哲學著作一種歷史感，讓我們可以在思想形成的當下場景中試圖去接近黑格爾：或許，這就是諾伊曼寫作《耶拿1800年》這樣一部思想史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