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應坤/文

人類社會進入現(xiàn)代化時代以來，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焦慮。盡管哲學社會科學界的杰出人士都給予了充分認識、充分解釋這個社會的海量的理論思考，但現(xiàn)實社會的無限擴張仍然無情地把種種問題拋撒出來，讓人目不暇接，顧此失彼，無從消解。即使是在邊緣小鎮(zhèn)，想聽到一個清清朗朗、清明理性的聲音也付之闕如。

崔瑩的這本《訪書記》，在與諸多學者、作家的深入追索式的對談中，從對歷史的新闡釋、社會思潮的轉(zhuǎn)向、文學作品的建構(gòu)、世界史的動蕩、流行文化的產(chǎn)生和消解等幾個方向，試圖用一種簡單的、柔和的、有趣的、富含敏銳洞察力的話語，來回答“如何在人性和現(xiàn)代性之不可分割的張力中尋找到每一個人的身份認同”這一重大而又關乎人心的命題。與此平行的還有區(qū)域身份認同和國家身份認同的宏觀認識議題。

《訪書記》
崔瑩 /著
壹卷YeBook |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2年11月

《訪書記》的每一篇文章的標題都是提問式的，二級標題個個都是獨立的論斷，金句頻出。每個段落的內(nèi)容都充滿了學術點，假若能將這些學術點敷衍成篇集結(jié)起來肯定能成為學術、理論界的精彩華章?；蛘哒f，如果我們不帶著那種老學究式的眼光、不拿著學術八股文的標準去裁判，這本書就是一本上乘學術佳作。

崔瑩具有一種罕見的綜合力，這不僅體現(xiàn)在她對多個知識領域的熟悉、她的東西方兼具的觀察視野，而且體現(xiàn)在她具有的不竭的精力和敏銳洞察力。每一篇文章都是一則動人故事，每一篇文章所散發(fā)的感召力都在促使看到這本書的人去克服不足、完善人性。第一篇中所涉及的有關近現(xiàn)代革命史的文章，《湖南為何出革命家？》《從1943年看蔣介石的敗因》《炸開黃河后國軍先救災還是先抗日》擺脫了既往革命成敗的敘述窠臼，從人的生存和發(fā)展、從身份認同的維度重新闡釋了現(xiàn)代中國的誕生。

有一篇是崔瑩與王德威的對話《評莫言、余華、王安憶》。其中一個二級標題是《中國當代小說：“啟蒙”和“魅惑”并存》，內(nèi)容是借用馬克斯·韋伯的概念來歸納描述中國當代小說的特點。但認真品味起來，兩人的對談實質(zhì)關涉的是如何在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的撕裂夾縫中給原初的人性一條出路。

在本書《馬修·德安科納/后真相時代：現(xiàn)在的問題是，我們開始不在意謊言》一文中，通過她與馬修·德安科納的交流，集中闡述了“后真相”對當今世界的巨大腐蝕和破壞力。“后真相時代的特征是：人們不評價某種主張是否真實，只評估它在某種程度上是否符合自身感受”。盡管人們已經(jīng)輕忽是否說謊的存在，但是謊言背后所帶有的情感、主張、價值卻是“真實”的。而且，人們?nèi)菀妆贿@種刻意為之的情緒化所困擾、所牽絆、所左右，結(jié)果維持社會正常運轉(zhuǎn)的質(zhì)疑、核查和問責制度被舍棄。進而，謊言與情緒合手顛倒黑白、搬弄是非、制造對立、興風作浪，對社會發(fā)展、社會信任和團結(jié)形成共識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和后果。這是迫切需要檢討、需要直面、需要反思的。

在很多篇文章記述的對話中，透漏出很多宏觀大歷史中的微觀細節(jié)，而這些細節(jié)在及今天看來仍然需要進一步觀察和分析。比如在本書《印度如何深深卷入鴉片戰(zhàn)爭》一篇中，在揭示鴉片戰(zhàn)爭被印度人遺忘的時候，指出“大多數(shù)中國人腦海中的鴉片戰(zhàn)爭也和印度無關，他們甚至很少提及印度參與了鴉片戰(zhàn)爭”。事實是“兩次鴉片戰(zhàn)爭中，英軍里只有一小部分是真正的英國人，大多數(shù)士兵來自印度”。造成這種歷史研究或者是歷史記述的原因，據(jù)印度作家、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博士、歷史學者阿米塔夫·高希分析是“因為鴉片戰(zhàn)爭被中國視為帝國主義的侵略斗爭，因此中國并不把印度當作主角”。

這些細節(jié)鮮有提及，如果類似的事實得不到持續(xù)披露和后續(xù)研究，歷史的真實性往往在宏觀的、意識形態(tài)意味的記述中被模糊化，甚至被掩蓋。那么對于帝國主義的批判反而并沒有因此得到深化。

為避免這種狀況，如何在今天尋找到一種平衡的寫作即敘述路徑？在本書的另外一篇文章中，崔瑩所揭示的非洲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的作法倒是值得借鑒。“提安哥指出文化相互影響的必要性。他認為，無論在歷史作品中，還是自傳中，反殖民寫作者不僅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場，也要試圖理解殖民者的知識和文學，特別是他們強加于殖民地區(qū)的知識和文化。我們要努力去做的，是如何將這些創(chuàng)傷轉(zhuǎn)變成財富”。

在本書《現(xiàn)實世界野蠻而殘暴》一文中，以色列作家大衛(wèi)·格羅斯曼對于巴以沖突的理解和認識以及自己寫作的敘述方法也為此提供了一種參考。他說：“關于沖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有各自的敘述，兩種敘述都存在矛盾，我厭惡這些敘述。在書里面，我盡量梳理他們各自的敘述，將其變成有人性的故事，關于人的故事。”

對于越戰(zhàn)，美國和越南也各有其完全不同的記憶建構(gòu)。越裔美籍作家阮清越就此呼吁建立一種更加公正的記憶倫理。阮清越“提醒人們，在思考戰(zhàn)爭時，除了認識人類所共有的人性，還要認識那些不光彩的非人性——這是與對手、與自己和解的唯一方式。不這樣做，戰(zhàn)爭的真相就不能被銘記，傷口也永遠無法愈合”。

本書的“非虛構(gòu)”部分所包含的九篇文章中，崔瑩與之對話的寫作者都是以親眼看到、親身經(jīng)歷和真實感受來完成他們了作品。這種人類學的“參與式觀察”拉近了他們與敘述對象的距離，促進了情感交流，也更能引發(fā)有共同經(jīng)歷或者類似記憶的讀者產(chǎn)生共鳴。如一度被模特工作的光鮮所吸引的波士頓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阿什利·米爾斯，在“采訪他人”和“走進現(xiàn)場”這兩種參與式觀察方法以外，又進一步“我自己做模特，我成了我自己的研究對象……令我的研究獲得更多的維度”。她對她角色的定位和再觀察，實際上也完成了她自己對于自己身份的重構(gòu)，也更加體味、觸摸到了現(xiàn)代性加速發(fā)展的同時社會分化的加深。

齊格蒙·鮑曼是當代西方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是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的主要創(chuàng)造者。崔瑩與鮑曼的談話以“后現(xiàn)代性是一個誤入歧途的概念”這個議題切入，落腳點仍然放在探討現(xiàn)代條件下人們?nèi)绾谓?gòu)自我。特別是討論揭示出“流動的現(xiàn)代性”模式的邪惡發(fā)人深省。文中指出：“多數(shù)情況下，流動的邪惡都假裝是助人為樂的朋友，但它并非真正的友善。……在今天，流動的邪惡正隱匿在某處。人們很難辨認出它以怎樣的方式存在，它可能導致什么樣的后果。它的迷惑性很強，它能夠有效地掩飾自己，讓人們不知不覺地信賴它，被它所吸引。它利用的正是人們的憂慮、人們內(nèi)心的欲望。雪上加霜的是，很多人受其蠱惑而成為邪惡的聯(lián)盟。”正是在這種情況之下，鮑曼在回答崔瑩“社會學的作用是什么，什么樣的社會是好社會”時，指出“社會學的職責是在變化的世界中提供一個方向”，“好社會是：一個不認為自己足夠好并一直想成為更好的社會。那個社會隨時期待變化”。而這句話正呼應了蕭三匝在《訪書記》篇首序言中所說的“對話就是平等主體之間以彼此完善為目的的觀念互融行為”。

每一個人都處于一個小共同體之內(nèi)，每一個國家都處于人類共同體之中。個人、國家和現(xiàn)代化都處于進行時的狀態(tài)里，三者緊密聯(lián)系而又無法抽身。崔瑩的《訪書記》站在全球的視野觀察世界，體察人心。她與各位寫作者探討、對話、交流每一本書的寫作過程，其實是她用平靜的語氣給人們講述文明在宏觀和微觀進程中沁潤心田的歷程，是探討人性在現(xiàn)代性大肆鋪展中為每一個人在這個世界如何立足立身提供內(nèi)在力量。

（作者為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