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北宸/文

“柴王爺推車壓了一溜溝”河北民歌《小放?！烦w州橋時說“柴王爺”，就是指柴榮，這是民間至今的稱呼，和趙宋時代對他的黑化有關，其實幾乎所有的史料都稱他為郭榮。郭榮是五代時期后周開國皇帝郭威的過繼子——在血胤倫理中，過繼是一個堂皇而合乎宗族禮法的親緣接續(xù)方式，繼子女被視同血親，柴榮過繼給郭威之后改姓郭，是為郭榮。資陽作家嚴優(yōu)作為“超鐵粉”，用168萬字5冊的篇幅為郭榮寫了一部大傳記，交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付梓，名字叫《后周紀》。

這不是嚴優(yōu)第一次寫愛情小說，而是第一次把愛情小說打底進化成歷史小說。2005年，她出版《小妹掛帥——穆桂英青春物語》；2011年出版《華麗之傷》同時說明“這是《北宋大風歌》的第二部，主要寫柴郡主和楊六郎一代的故事，也可以看作是《小妹掛帥》的前傳。”今年出版的《后周紀》最先在網上連載，名字叫《顛倒火焰：周世宗與符皇后故事》，加的說明是“《顛倒火焰》是【周宋大風歌】的第四部——‘火’篇，可以視為第二部‘雨’《華麗之傷》的前傳之一。”這個寫作脈絡和本書雛形，或可以認為寫作初衷是愛情小說而非歷史小說。

小說的第一場景，就是后漢乾祐二年七月的河中平叛之戰(zhàn)，郭榮作為輔弼和乃父郭威同時出現。至于為什么要從河中平叛開始，不僅因為男主角，還由于女主角作為被平叛的“賊屬”也一同現身，出現即高潮，這種高屋建瓴式的開頭深中肯綮。本書的高明之處在于把一個感情故事揉進史潮并變通為歷史小說，鶯鶯燕燕裹挾成了高遠宏闊。特別的，還能把它撐滿了一個歷史朝代，不了解這個進程的，自以為以朝代史和感情史兩條主線的巧妙，而實際上感情線才是先天的。在《后周紀》的“代后記”中，嚴優(yōu)說“就歷史小說的寫作而言，史料（正史野史）提供的是骨架，而且是一副有包漿的骨架。”考古和歷史小說寫作有些相似，其所依憑的都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對未呈現的態(tài)度：考古是合理推測可能，不下斷語；小說則是縱橫馳騁填滿為止。

梁啟超在《中國史界革命案》中說:“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之所以如此立論，是因為“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人一家之譜牒?！吨袊窋⒄摗?rdquo;其中的“一二”不過是泛指，但對于五代時期，幾乎就都是確指了。一個朝廷就是一家，每家之存續(xù)都在20年以內，這對于統(tǒng)治者而言自然不是好事，但對小說而言，則無疑是恢弘巨制——能把一段感情揉進一個朝代。秦皇已降的帝王史中，郭榮是帝王里的賢達，無論文治武功都是前茅之屬，且依照現在的尺度，在感情方面恰也有著完美的輪廓。有輪廓就已經足夠，雖然詳盡史料略顯闕如，而小說這種體裁所需要的正是這種極為豐沛的敷排空間。

一

符皇后又稱大符后，在《后周紀》中叫符翚（音輝）。翚，就是五彩山雉，王伯大音釋說“雉伏于野而其羽可用為朝廷之儀。”符翚從嫁藩鎮(zhèn)世子繼而嫁成皇后，為妹妹們做出了愛情歸宿的表率。史料中應無符氏姐妹的姓名，有的只是說是符彥卿之女，至于姓名，都是小說家照顧現代人的觀感即興而來。

事實上，和文昌宋氏三姐妹一樣，符氏姐妹算是歷史上的妻后天團，分別是周世宗郭榮、宋太宗趙匡義和名將張永德的妻室，郭榮就先后迎娶了大符后和小符后。小說家打符氏姐妹主意的很多，如小橋老樹在穿越小說《黃沙百戰(zhàn)穿金甲》中，就把符家四女命名為符英，把她從趙匡義手中截胡，嫁給了穿越者陸軍特種大隊軍官侯大勇。小說不但給了符翚名，還給她取了字：君憐，對應的，給郭榮也取了一個字：君貴，這就使小說增加了瓊瑤性而沖淡了歷史性。史料中未發(fā)現郭榮的字，甚至郭威也沒有——有的只在小說里，明朝馮夢龍根據“京師老郎流傳”寫的《喻世明言·史弘肇龍虎君臣會》中，說郭威“表字仲文”，而在《后周紀》中，郭威的表字倒裝成了“文仲”。

符翚以叛屬之身因禍得福，為郭威認作義女，和郭榮成了義兄妹。“公元949年，后漢乾祐二年七月二十三日，郭榮與符翚，兩個同樣有著高度精神潔癖的理想主義者，在河中城的旱亭花木間訂下了一個約定。”約定什么了？在二人的談話中，郭榮沒有明說，但符翚看出了郭榮拯救蒼生的志向，說“小妹雖不才，也當發(fā)愿，每日為哥哥三禱七祝，靜盼哥哥功成。……小妹篤信，有你，有父親，世間終有大光明。”郭榮回應“兄妹易得，知己難求。今日咱們就此訂約，從此奮力前行，無論成敗，不許回頭。”君憐也舉杯還禮，笑得像個孩子：“好，這是咱們兄妹間的秘密，不到那一日，咱們誰也不告訴。”這種壓根不算約定的約定就這么成了秘密約定，而這恰恰是情愫在少男和少婦間的默契，作家的女性描摹力也在此間無聲地形成了。而這時作者又筆鋒一轉，“后世的史家很少去關注這個約定對接下來的歷史的意義。然而對于一個即將到來的、持續(xù)將近兩百年的大光明時代而言，這個約定是如此重要。因為，這個心照不宣的秘密，這個公開達成的約定，就是大光明時代的光源。”在小說的文本中，郭榮和符翚是不可分的，這種影響甚至無限波及到符翚去世后郭榮的一生。而嚴優(yōu)作為郭榮鐵粉的優(yōu)勢在于，她是作者，她用上帝之手順勢把郭符時代定義為“大光明時代”。至此，一個粉紅而光明的后周完成了頂層色系設計。

《后周紀》
嚴優(yōu) /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22年5月

朱雀，是小說中的次女主，也是構建人物的神來之筆。她被賦予的身份是后漢被滅門的官宦家幸存的女性，符翚的發(fā)小閨蜜。好修道煉藥、好弓馬騎射、是《白蛇傳》里小青的角色，因為幼時郭榮參加抄家滅門而對其始終不假顏色，因為和符翚姐妹情深而委曲求全甚至擔任了后周后宮內特設的大總管——司宮令，郭榮在符翚死后朱雀出走遍尋不得的時候，把她走出的開封內城南門新建后命名為朱雀門。而實際上開封的內城南門就叫朱雀門（1988年1月12日，國務院正式公布朱雀門遺址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種手法讓朱雀的形象在小說中無法磨滅。

從《新五代史·卷二十·周家人傳第八》中我們知道，歷史上的郭榮有七子，且有后（大小符后）而無妃。而在小說里，符翚和朱雀居住的宮中，郭榮的大女兒，小大人似的觀音和郭榮后納的貴妃王菁都極致鮮活：小女孩兒和青春少婦，在嚴優(yōu)的筆下靈現斑斕不分軒輊，這種神韻和納米級的細微，若非作者眼觸心生以身做譬，幾乎是難以實現的，這當然是女性筆觸的獨到。

二

正史野史中，都有柴皇后的存在。她真的姓柴，也真的是郭榮的親姑母（后來的母親），正史《新五代史》載“周太祖圣穆皇后柴氏，無子，養(yǎng)后兄守禮之子以為子，是為世宗”，都是非小說體，客觀理性；而野史則活潑得多。必須聲明的是，野史也是史的一種，流傳下來的主要以小說話本及筆記為載體存在，如馮夢龍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或者羅大經的《鶴林玉露》葉紹翁的《四朝聞見錄》等，反過來講，小說則未必都是野史。如上述披露郭威表字的《史弘肇龍虎君臣會》，就是坊間口口相傳，由馮夢龍搜集編撰而成的小說，無疑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何況馮寫得鮮活無比。

《后周紀》中，柴夫人在開封郊外廣順客棧二樓，聽雨中屋檐下兩個人說話，雨聲之外，竟聽到屋檐下的對話，說話的兩個人該是多大聲？而且還是郭威訴說的滿腔抱負。這些細節(jié)都不管，柴夫人卻由此預判郭威不俗，打定主意抱大腿。

再看馮夢龍筆下的柴夫人，則是“理會得些個風云氣候，看見旺氣在鄭州界上，遂將帶房奩，望旺氣而來。來到孝義店王婆家安歇了，要尋個貴人。”怎么尋？柴夫人出錢“買市”，史弘肇和郭威在這里是兩個流氓，看到機會就尋思賣狗肉給她。于是他倆就去找狗，滿街找不到，就找了王保正家的狗，保正在鎮(zhèn)上也是一級干部，但他倆就明目張膽地打死燉了。燉好狗肉，“史弘肇頂著盤子，郭大郎駝著架子，走來柴夫人幕次前，叫聲：‘賣肉。’”柴夫人便一眼就相中了“奴要嫁這一個切肉姓郭的人……自看見他是個發(fā)跡變泰的貴人。”這種看似直給而暗行鋪墊的安排極具傳奇性和傳播性。

能打動讀者的故事有兩類：一類是高不可攀的，一類是門檻看似極低又實際極高的，而對于尋常就把壯懷激烈掛滿嘴角的很少買單——瓊瑤型的純潔讀者除外。作者或許囿于對郭榮的理想化，使很多人物及事件（如兵變和戰(zhàn)爭等詭譎場景）無法呈現，這未嘗不是一個小說家的遺憾。

小說主要是圍繞著郭家和符家，但嚴優(yōu)并沒有沿用馮夢龍的條線。馮小說中，婚后柴夫人首先推薦郭威去找自己的舅舅魏王符彥卿，而在《后周紀》中，柴夫人給郭威錢財去招兵買馬，作為砝碼去投奔劉知遠。從預設感情線上，馮的條線更具戲劇性，從歷史直線上，嚴優(yōu)的延長線則更簡單直接。這里沒有誰好誰壞誰更合理的區(qū)別，只是一個將軍一個令而已。

三

柴夫人慧眼識人，但沒能等到郭威稱帝就去世了。為了紀念她，郭威開國后把二人第一次見面的廣順客棧的名字作為年號，這和朱雀門一樣，是歷史小說寫作中的大巧。拋開全歷史框架論，金庸的《鹿鼎記》是半框架的，其中尼布楚條約橋段是荒誕而經的典范，原因就在于純粹利用了歷史條約原本的盲點，嵌入了韋小寶簽字手跡。同樣，作為歷史架空小說，黃易的《尋秦記》在項少龍當秦始皇義父之后，也巧妙地淡出了真實歷史的接入點，讓小說來過而歷史無傷。

關鍵是，小說《后周紀》是全框架的，它打定主意要寫成一部包漿紅亮的歷史傳記小說，書名就和史書名嚴重雷同，記載后周相關的，正史就有薛居正《舊五代史》、歐陽修《新五代史》和脫脫的《宋史》，之外還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而《后周紀》正是《資治通鑒》中記載后周史的單卷名字。

以史實為骨是寫作歷史小說的本分，應該說《后周紀》幾乎完美的遵循了這一點，甚至連無關宏旨的細節(jié)有的都沒放過。在郭榮即位后，指揮了一場舉足輕重的戰(zhàn)爭，即和北漢對賭國運的巴公原之戰(zhàn)。這場戰(zhàn)爭在很多歷史小說中出現過，細節(jié)描寫各擅勝場，而《后周紀》中的細節(jié)能真實到駭人聽聞的地步，如出征前和馮道的爭辯場景，對白幾乎就是《資治通鑒·后周紀》中的原文；行至懷州，通事舍人鄭好謙建議大軍緩進以逸待勞惹惱郭榮，查明是控鶴都指揮使趙晁指使后，“帝命并晁械于州獄。”讀到此處，你分不清哪里是小說哪里是史實，它們是完全重合的。更有甚者，小說描寫了一個奇詭的情形：巴公原開戰(zhàn)前一刻，原本的東北風忽然轉成南風，后周軍戰(zhàn)局隨之變不利為有利，這是比諸葛亮借東風還要詭異的細節(jié)，但對于小說則只是添加了一種傳奇色彩，也屬于正常的發(fā)揮范疇，但這卻偏偏是史實。

并非所有的傳奇都被照錄，甚至是被《舊五代史》和《宋史》雙重強調的史料也同樣放棄——最明顯的就是韋囊木牌即“點檢做天子”的傳聞。關于這個奇聞，稍對趙宋感興趣的都曉得，這里不重復。作者“書中完全沒有采用”，而恰恰是這個傳聞才使郭榮拿下張永德的殿前都點檢變得合情合理——縱觀全書5卷，張永德從私交公誼上只有全功，而沒有一點被免實職的理由。而小說拿掉了這個正牌的史料，使劇情發(fā)展到該處的邏輯明顯變得支支吾吾，無法使人信服。在古代，歷朝政府都設置欽天監(jiān)之類的機構及相關職位，且對風聞謠言的處理都列為重要政務嚴肅對待。如“初，高祖（楊堅）夢洪水沒都城，意惡之，故遷都大興。”（《資治通鑒·卷第一百八十二·隋紀六》），即使在本書中，符皇后死后國喪，欽天監(jiān)發(fā)現天象中“破軍星大亮”對應人間的“兩兇沖犯”必須把其中一兇祈禳去除，否則影響國運。所謂的“兩兇”一是指淮南戰(zhàn)事，一是指符皇后國喪，這就是嚴肅的政務。郭榮是多愛符皇后啊，但毅然縮減國喪服期。《左傳》認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民謠之類屬于“祀”之大類，無法躲避，也必須重視。正視了“兩兇”國喪，無視了木牌張永德，奇聞不是不信謠不傳謠的必然理由，邏輯才是。在取舍這則史料上，本書的歷史性出現了一個最滯澀的邏輯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