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鵬/文

不論你是否愿意接受這個事實，美國依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雖然在過去幾十年間美國在全球經濟總量占比不斷下滑，不間斷地被新興的經濟體追趕，這個國家依然在國民平均薪資、人類發(fā)展指數、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等方面依然處于領先地位，并且在軍事、科學技術、國際影響力等方面領先。

毫無疑問的是，今天的美國社會內部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種族、貧富差距等等尖銳的社會問題將社群的撕裂推向極致。2016年，從未有執(zhí)政經驗、具有鮮明反智特點的唐納德·特朗普意外當選美國總統(tǒng)，舉世嘩然。特朗普一貫的做派、選前的言論引發(fā)民眾和媒體的嘲笑，被視作一個異類。實際上，特朗普并不是美國唯一不像“精英”的總統(tǒng)，他的當選更不是民粹主義第一次在美國歷史上占上風。距離我們最近的一位也許是小布什，他糟糕的學業(yè)記錄，常常出錯的英語和大大咧咧的牛仔作風給人極為深刻的印象。

1963年，美國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RichardHofstadter，1916-1970）出版了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此書甫一問世，即登上暢銷書排行榜，并于第二年獲得普利策獎（非虛構類作品）。這是霍夫施塔特第二次獲此殊榮。他1944年出版的博士論文《美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十分暢銷，已經為他捧回了一個普利策獎。在這本以反智為主題的書中，作者詳細從宗教傳統(tǒng)、社會文化、民主政治和教育幾個方面分析了美國人心靈中反智主義的由來和歷史發(fā)展脈絡（至1960年代），為我們展示了美國文化中由來已久、根深蒂固的“反智”基因。

智識、知識分子和反智

“反智”一詞本身有多種含義。反智主義”或“反智論”譯自英文“anti-intel－lectualism”?；舴蚴┧卦跁袑⑺枋鰹閷τ?ldquo;智識”和“知識分子”的輕視乃至敵視的態(tài)度。作者將“智識”（In－tellect，或智性）定義為“心智能力中的批判、創(chuàng)造及思索能力”，它幫助我們“檢視，沉思，思索，理論化，批判與想象”“了解事情的整體意義”。與之類似卻意義不同的是“聰明”（intelligence），它是指“掌握、操控、重新安排和調整事務”的能力，幫助我們“立刻掌握狀況并作出評估”，它是動物即可擁有的能力，而智識則是唯獨人類才有。

所謂知識分子則是擁有“智識”的人。但作者認為這與我們大眾腦海中傳統(tǒng)觀點所認為的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就是知識分子的觀念不同。在作者看來，教授、律師、工程師、醫(yī)生這些需要“知識”進行工作的專業(yè)人士，雖然可能很聰明，但卻未必是知識分子。專業(yè)的人士需要知識來工作，而非為了知識工作。知識分子會為他的專業(yè)帶來某種對知識的態(tài)度，而這種態(tài)度本來并非工作所需。知識分子的行為，必須要有自發(fā)及自我決定的性質。知識分子以某種宗教般的情懷面對智識生活，因為在西方，知識分子的角色由傳教士而來?；羰弦锰K格拉底的話來描述這種情懷：“未經審視的生活不值得過”，或者說“沒有思辨反省的生命毫無意義”?；羰险J為人所能從事的最高貴與最接近神行的一件事，就是追求知識。知識分子們都有一種特定的風格：虔誠的心態(tài)和實驗的趣味，或興味。所謂虔誠，或者執(zhí)著，指的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往往執(zhí)著于理念。他們常犯的錯誤，就是對于某種理念過于沉迷。因此虔誠需要平衡。而過于沉迷的對象，就是興味。知識分子們會對追求知識、心智運作產生一種愉悅的感覺。

必須說明的是，反對智識還是反對知識分子在現(xiàn)實中很難一刀切式地加以分辨。反對智性的人或社會力量，通常會對具有思辨和表達能力的知識分子有所憎惡。智識或智性，是冷靜、思辨、理性的。表面看來，它遠不如情感那樣具有浪漫的色彩。思考的過程通常又是艱苦的，因此給了反智的人很多理由。霍夫施塔特總結說：“反智建立在一組虛構與抽象的敵意之上。與情感對比，智識缺少溫暖；與品格對比，它僅僅代表聰明，進而聯(lián)系到狡猾和邪惡；與實用性相比，它是純粹的理論思維，沒有實際意義。”

美國傳統(tǒng)中反智的淵源

在美國文化傳統(tǒng)中，對知識分子和智識主義的敵視一直存在。它首先來自理性主義與信仰之間由來已久的對立。

美國文化是新教思想的產物。實用主義在美國根深蒂固的角色，并不是后來才出現(xiàn)的，而是在美國殖民時期新教思想的遺產。作者認為一個宗教的風格與其成員的階級有關。較為富裕的階層通常喜歡把宗教理性化而且傾向于使用繁復的禮儀；而中下層的人，尤其是不識字的人則喜歡感性的信仰。他們也比較反對循規(guī)蹈矩、繁復陳冗的宗教風格，例如圣餐儀式和上流教會的牧師。他們對于貴族式的道德風貌和風格比較反感。早期的美洲也吸引了大量對于歐洲不滿的人群，成為宗教上狂熱“先知”們的天堂。他們覺得不需要過于正式的儀式感或教義知識上的修養(yǎng)，對知識涵養(yǎng)、美學不感興趣，也反對統(tǒng)一的、像歐洲傳統(tǒng)那樣具有絕對權威的神職人員。因此基督教新教信仰上的無政府主義和各自為政相當流行，甚至成為主流。當然，也不是從美國一開始出現(xiàn)殖民地時就是這種狀況。最早的一代清教徒移民，有著相當高的知識分子比例。大約每四十到五十個家庭就有一位母國英國牛津或劍橋大學的畢業(yè)生。約翰·溫斯洛普在抵達今天波士頓北面的女巫鎮(zhèn)之后僅僅六年，麻州殖民地就籌款建立了一所大學——也就是今天的哈佛大學的前身。當今天的大都會區(qū)波士頓還是個人跡罕至的地方時，這些移民的子弟已經在教室里研讀古希臘經典了。按照霍氏的說法，到了18世紀著名的宗教改革運動“大覺醒”（theGreatAwakening）時期，美國東海岸殖民地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反智主義已經確立了。在美國頗有影響力的新英格蘭宗教改革家安妮·哈欽森 (AnneMarburyHutchinson，1591-1643)就對專業(yè)的牧師具有敵意，并且反對大學教育。

美國的開國元勛中多數是具有極強思辨能力的知識分子，否則他們不可能在制度設計上取得如此驕人的成績。像約翰·亞當斯、本杰明·富蘭克林、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等等。他們是律師、企業(yè)界或科學界獨占鰲頭的人士。在美國的流行文化中，他們也都有“圣賢”一樣的形象。但建國之后，他們經過艱苦地思考之后締造的制度，最終由于民主制度的施行，讓位于民粹主義。隨著時間的推移，“精英”的角色在政治體制運行中的地位，被黨派和理念的紛爭所替代。事實上，美國民主制度的設計就是基于讓更多的大眾參與民主決策的初衷。而這種參與和民情的向上傳達，不可避免地會與上層所謂的“精英階層”產生沖突。1796年，當托馬斯·杰斐遜有望接替華盛頓出任總統(tǒng)時，南卡州的聯(lián)邦眾議員史密斯（WilliamLoughtonSmith，1758-1812）撰寫了一個小冊子攻擊他“具有教條式的領導風格”。他認為杰斐遜本質上是個哲學家，而哲學家通常在政治上有某些僵化的理念堅持。史密斯認為哲學家視名譽高于一切，更“適合筆耕贏得文名而非治理國家”。而遺憾的是，這和國會議員費舍爾·艾米斯（FisherAmes）的言論說杰斐遜“跟多數天才一樣，著迷于宏大理論與體系性思想，而忽視了一般人會重視的淺顯事實與常識”，是當時很多人共同的看法。這算是美國政界最上層的精英群體所遭受地第一次攻擊。

1798年，馬薩諸塞州的一位農民威廉姆·曼寧（WilliamManning）撰寫了一本小冊子《自由之鑰（TheKeyofLiberty）》，在美國歷史十分有名。曼寧是一位參加過美國獨立戰(zhàn)爭中著名的萊克星頓和康考德戰(zhàn)役的民兵。他后來感覺到自己對于國家的貢獻對于那些當權的“少數人”（thefew，也就是聯(lián)邦黨人）來說變得沒有太大意義，逐漸對這少數人控制的政府失去了信任。他認為這少數當權者希望多數人（themany）變得在經濟上依賴他們。曼寧的思想表現(xiàn)出對知識分子與財產階級的極端不信任。他在書中還認為大學教育出來的人們自視過高，教師和牧師的薪酬過高。“教育的推廣應該以物美價廉的方式進行，讓所有人都有機會接受”“所以應該迅速大量的生產師資，只要用廉價的薪水就能聘請他們教書……教師資格只是有一技之長，教師在課堂上勞動，于是社會上不再有學院中那些整日閑逸不勞動的人。”如果平民民主成為主流，民眾自然覺得減少階級差異是正確的選擇，在文化和教育上占有過多資源的人越少越好。那么處理問題的時候，普通人直觀的、民粹式的智慧，就會是不二選擇。

美國社會從很早就確立了其商業(yè)社會的特點。第30任總統(tǒng)開爾文·柯立芝（CalvinCoolidge，1872-1933）曾經在1925年的一次演講中說：“美國人民的事業(yè)就是商業(yè)。”（ThechiefbusinessoftheAmericapeopleisbusiness）霍夫施塔特認為在美國工業(yè)化的過程中商人在反智陣營中具有核心的地位。這是因為商人與知識分子的價值觀迥異：商人追求金錢與權勢，而知識分子則是一群具有批判精神的人，不信任自己所處的社會，一心追求道德價值與素質。商人的現(xiàn)實與美國國民對“實用性”的追求不謀而合，最終合并成一股力量。一個頗為耐人尋味的例子是美國的巨富對于高等教育的支持和看法。歐洲傳統(tǒng)的大學與知識分子離不開具有雄厚的經濟實力的貴族的支持。在沒有貴族的美國，這個任務則由商人完成。作者在書中提到了數個捐資創(chuàng)立了大學的富豪，包括范德貝爾德、洛克菲勒、卡內基、斯坦福、約翰斯·霍普金斯等人。他們雖然慷慨解囊興辦學校，其言論的記載中卻處處可見對于思考、文化和歷史的輕視的表態(tài)。例如卡內基對大學的博雅教育十分鄙視，但對和自己一樣從學徒打拼成成功人士的名字如數家珍；斯坦福捐資興學的目的是“提供實際的，而非理論性的教育”。因為從東部來的應聘者中，“最令人沮喪的就是大學畢業(yè)生了”。當然，到了20世紀初期，隨著經濟活動的日益復雜，大企業(yè)必須開始依賴專業(yè)人士運營。這時學校教育的價值開始凸顯。以賓州大學沃頓商學院和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的建立為標志的商科高等教育職業(yè)化，開啟了在大學中講授“實用技能”的大門。而商學院的教授們處在一個有趣的位置：他們被其他領域的教授們惡意包圍，認為他們的學術水準值得懷疑；而另一方面，也有相當數量的商業(yè)人士懷疑商學院教授的知識的價值。直到今天，對于工商管理碩士學位MBA價值的質疑也從未停止過。

教育在常人的心目中與反智之間的博弈應該是個零和游戲。而作者認為美國的教育，也幫助促成了這個國家反智傳統(tǒng)的認知。一個舉世公認的事實是，美國是極為重視教育的國家，但在歷史上對公立教育的投入卻一直被批評。近代以來，美國是除了英國清教徒以外第一個主張免費基礎教育制度的國家。然而在作者所處的20世紀中期，已經有許多人批評美國對于教育的熱情不再。“教師的低薪資、教室爆滿、上下午二部上學制、教室破舊設備老舊以及其他衍生出的問題，例如過度重視運動與樂隊、不良學區(qū)內的破爛學校……”實用主義依然是民眾和政治領袖所希望在學校里看到的主旋律。美國地理學之父介蒂迪亞·摩爾斯（JedidiahMorse，1761-1826）所編著的地理課本上寫著：“當世界上許多國家致力于保護他們的文化遺產時，在共和主義的旗幟下的美國人則在學習各種公私部門的效用。”霍夫施塔特還批評美國教師的收入與社會地位處于劣勢。在北歐、德國和法國這些國家中，老師的地位較受重視，老師——尤其是中學老師在鄉(xiāng)間很受尊重。而美國的情況就與此相反。作者提到1955年至1958年在艾森豪威爾總統(tǒng)內閣擔任健康、教育與社會福利部長的梅瑞恩曾表示美國教師的薪資水平幾乎可以稱得上“國恥”，表現(xiàn)了“社會大眾對老師的極不尊敬”。作者繼續(xù)列舉到，1949年美國老師的收入是當時國民平均所得的1.9倍。這個數字在英國是2.5，法國5.1，西德4.7，意大利3.1，丹麥3.2，瑞典3.6。而從事老師職業(yè)的人往往在假期，尤其是暑假期間去從事副業(yè)以彌補生計。在這種狀況之下，老師們的社會地位就十分尷尬，長久待在教師行業(yè)的人就被看成是沒有大志或者是能力不足的人。

知識無用論與實用主義至上的觀點一直存在于業(yè)已在美國普及的中學教育之中。如前面提到的，美國極為重視教育。這個新生的國家在較早的時間就開始著手中學教育的普及工作并取得了驕人的成績。而對于中學教學的內容的確立卻十分波折——它經歷了從早期博雅教育，到后來的“生涯發(fā)展導向”運動的過程。1947年在芝加哥舉辦的一個全國教育會議決議草案中說，美國的中學教育并未滿足大部分青年人的需要。20%的人繼續(xù)升讀大學，20%的人想要學習專門職業(yè)技能，但是剩余的六成學生并不適合以上兩個選擇，因此需要“職業(yè)發(fā)展導向”的教育。這也就是他們日后成家、作為社會上的消費者和公民所需要的實際技能，以及社會生活所需要的倫理道德，如何經營家庭生活，如何做好公民，如何享受休閑時間，以及如何維護健康等等?；羰险J為這是“將生活的價值置于知識的獲得之上”的教育哲學。他還進一步認為這種教育理念的背后，是日常生活中“知識無用論”立場的體現(xiàn)。

知識分子的角色問題

知識分子應該扮演批判，而不是同社會同流的角色。作者引述了曾經擔任紐約州立大學教務長的歷史教授洛倫·巴利茲（LorenBaritz，1928-2009）的話：“任何知識分子如果一味贊同他的社會，則無異于‘知識娼妓’，也背叛了他所承襲的傳統(tǒng)。”他進而呼吁知識分子退出社會權力的位置：“如果知識分子被吸納入社會權位中，那么他可能冒著被社會吞噬的風險……當他接觸權力時，權力會接觸并腐蝕他……當知識分子向權位負責而不是向智識負責時，他的心靈會失去至少一部分自由與彈性，而這些是他自身作為知識分子最基本的配備。”

但作者認為在他生活的20世紀中期，許多知識分子開始“布爾喬亞化”的過程。美國在作者生活的年代及更早的數十年間飛速發(fā)展，更為成熟。知識分子開始變得安于現(xiàn)狀，令人擔憂。也許是對這種擔憂繼續(xù)發(fā)展的憂慮，在這本書正文的最后一段，霍夫施塔特很有洞見地寫下下面的文字：“未來的文化恐怕將會由思想價值只具有單一向度的人所控制。這是有可能的，但是只要我們立志從歷史中學習教訓，我們就由信心未來不會如此。”這難免讓人聯(lián)想到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人》。

反智主義的民粹萌芽

在本書的最后，霍夫施塔特以下面的文字表達了他謹慎的樂觀觀點。他寫道：“自由民主社會有一個主要優(yōu)點，就是很多不同風格的智識生活可以在其中出現(xiàn)——我們可以看到熱情而叛逆的人，也有優(yōu)雅而華麗者，或是質樸而內斂的、精明復雜的、聰明而又耐性的，以及某些觀察敏銳而很能適應環(huán)境者。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種開放包容的心態(tài)，以便可以在即使狹小單一的社會中，也能欣賞體會各種杰出的心智。”這讓人聯(lián)想到法國著名哲學家亨利·柏格森（HenriBergson，1859-1941）首先提出，由卡爾·波普爾（KarlPopper，1902-1994）繼續(xù)發(fā)展的所謂“開放的社會”的概念。在一個開放的社會里，人們只面對個體選擇問題。這種有機的環(huán)境可以包容個體的個性，僅僅傾向于道德普遍主義；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封閉的社會——是靜止的，對外界封閉的法律與信仰系統(tǒng)，就像是一個頑固不化的頭腦，沒有信息的輸入，也就沒有未來。一個有機的系統(tǒng)具有自我修復的能力，在各種利益、思潮糾葛博弈的過程中，曲折地前進。

霍夫施塔特的著作對于身在美國之外的讀者們更深度地了解美國歷史及其對現(xiàn)狀的影響非常具有意義。正如臺灣大學哲學系苑舉正教授在本書中文版的序言中談道：“當我在閱讀……的一開始，我忽然明白原來我們對于美國的理解，是如此的淺薄，以至于我們像一般美國電影中所扮演的內容一樣，認為美國人都活在沒有歷史的環(huán)境里，只有向未來不停地擴展，爭取個人最大的權利。”美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隨著它強大的國力對整個世界具有巨大的影響力。而人們在觀察、模仿美國方方面面的制度時，對于其背后的歷史緣由和基礎，往往缺少更清晰的認識。往往造成“走偏”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