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俠|初讀《隨想錄》,我大失所望

胡洪俠夜書房2024-04-21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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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隨想錄》見聞雜記(續(x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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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譯稿轉(zhuǎn)給人民文學出版社時,我又改了一遍,這就是現(xiàn)在奉獻給讀者的版本。”巴金先生寫道,“我不會再改動什么了,我已經(jīng)沒有精力,也沒有能力工作了?!?/p>



當年編稿讀到這里,我心一沉,不愿相信這是真的。1995年11月12日,“文化廣場”發(fā)表巴老的“《巴金譯文全集》第二卷代跋”,我起的標題是《“我比屠格涅夫幸福”》,用的是文章最后一句話。巴老說:“對于屠格涅夫我并無研究,除了兩部長篇外還譯過兩個中篇和一部分散文詩?!艺f我只是一個讀者,我每改一次譯文感受就深一些,最大的感受就是兩代人中間的隔膜,就是我們所謂的'代溝'?!乙恢弊⒁馕液妥x者之間的代溝,消除我們之間的隔閡,甚至在今天我躺在病床上接近死亡的時候,我仍然在尋求讀者們的理解,同時也感覺到得到理解的幸福。坦白地說,我比屠格涅夫幸福?!?/p>

《巴金譯文全集》第三卷代跋,“文化廣場”的刊發(fā)日期是1995年11月9日,我起的標題是《“友情永遠不會消失”》。文中巴老繼續(xù)回憶翻譯屠格涅夫《處女地》的往事。他說一直沒有時間修改譯稿,60年代初期下了改譯《處女地》的決心,然而寫作“任務(wù)”太多,他連“抽空”改譯都做不到。正在這個時候,爆發(fā)了“文化大革命”:

我感覺到一陣狂風帶著大片的烏云迎面吹來,我像罪人似的給定為“反動學術(shù)權(quán)威”,揪進了“牛棚”,抄了家,進行游斗甚至電視批斗,受盡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我的妻子還挨了北京紅衛(wèi)兵的銅頭皮帶。她想不通,得了不治之癥,又不能及時得到治療,早早離開了人世。我不相信假話,堅持要看到最后,我終于活了下來,不用說也終于看到“四人幫”受審。 蕭珊逝世后一年,我的“問題”得到處理,結(jié)論是:敵我矛盾作人民內(nèi)部矛盾處理,不戴帽子,做翻譯工作。 這是“四人幫”的上海“市委”決定的,第二次的處理則是推翻這個“結(jié)論”,不用說那是人民的決定了。 第一次的決定是由進駐上海作協(xié)的工宣隊“書記”當面念給我聽的,他還講了“不給工作,參加學習”。我就問:“可以搞點翻譯嗎?”他說:“可以,可以。”第二天他在作協(xié)學習小組會上宣布我參加學習時就多了這么一句:“搞翻譯”我再也不用為時間發(fā)愁了!我再也不必偷偷摸摸躲在汽車間樓上的小房間里翻譯“四舊”了。



因為要講述《處女地》的翻譯出版過程,巴老不得不把他的文革遭遇又講了一遍。這種回憶是痛徹肺腑的,形諸文字時還要再忍受一次煎熬。這幾乎也是他撰寫《隨想錄》的“常態(tài)”了:回憶,反思,懺悔,告白,一次次自揭傷口。巴金說:“我想念遠去了的亡友,這友情永遠不會消失?,F(xiàn)在正是譯文全集發(fā)稿的時候,請允許我把我譯的兩部長篇小說分別獻給兩位遭遇不幸的亡友(陸蠡和麗尼),愿他們的亡靈得到永恒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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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商報“文化廣場”編發(fā)巴金先生這組最新隨筆文章時,我又把北京三聯(lián)版《隨想錄》找出來重讀了幾篇。這次讀的感覺,和1987年初讀時已經(jīng)大不一樣了。這讓我想起一句話:世上有些書,你不喜歡它或者讀不懂它都沒有關(guān)系,它會在你人生道路的前方等著再次和你相遇。

1980年代,衡水還是個縣級市,人口不過幾萬,市區(qū)河東河西各有一家新華書店,幾十公里外有一所師專,市內(nèi)有師范、衛(wèi)校等幾所中專。我們在本地買不到的新潮出版物,就只有郵購、訂購等渠道。當然,最直接的方法還是周末買張車票往北京、天津或石家莊跑一趟。全套的“走向未來叢書”,我都是先把書款從郵局匯到四川人民出版社讀者服務(wù)部,然后提心吊膽等書來,唯恐人家沒收到錢,或者我收不到書。而北京三聯(lián)的《隨想錄》,我是在新華書店機關(guān)服務(wù)部訂回來的。我和同學賈躍平經(jīng)常這么干:從衡水日報社步行十分鐘,溜達到紅旗大街上紅旗影劇院隔壁的新華書店。通常不進門市部前門,而是走院子的鐵門,進門左轉(zhuǎn)拐進機關(guān)服務(wù)部。屋不大,三面墻立著書架,中間擺一張大辦公桌。我們通常都是先讀一遍《社科新書目》,在厚厚一沓版面中找自己喜歡的書,然后填寫訂購單。那時圖書出版流程很長,你訂購的書,要等幾個月后才會到貨。偶爾也有訂不到的時候,那大概是新書沒有征集到足夠訂數(shù),出版社取消了出版計劃。

此刻回想起來,我仍然感到奇怪: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6月開始陸續(xù)分輯出版《隨想錄》,到1986年全五冊已經(jīng)出齊。幾本小書每年都印行十幾萬冊,可是,在訂購三聯(lián)版合訂本之前,沒有證據(jù)證明我知道《隨想錄》這套書。是衡水太閉塞,還是我自己太孤陋寡聞?那時我已經(jīng)讀過巴金的《家》,還看過電影《家》,甚至教材里還學過巴金寫抗美援朝的文章,但此刻我就是想不起來我聽說過《隨想錄》這回事。那時候,提起巴金,總是“家春秋”。


即使已經(jīng)遲了七八年了,可是,等1987年秋天我終于拿到《隨想錄》后,我還是再次錯過:讀了幾篇,大失所望,我讀不進去。

胡洪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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