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東方IC）

雷頤/文

義和團的突然勃興，與清王朝最高層政治斗爭密切相關(guān)。

甲午戰(zhàn)爭中國的慘敗，導致了戊戌維新和政變。戊戌維新的失敗與政變發(fā)生，導致了清王朝最高層的權(quán)力之爭白熱化。最高層權(quán)力之爭白熱化，導致了旨在廢除光緒的己亥建儲。己亥建儲的遇挫，導致慈禧最終做出支持義和團的決定。

一

甲午戰(zhàn)爭中國的慘敗使國人深受刺激，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提出“借法自強”，要學習西方資產(chǎn)階級國家先進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改造中國，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上演了“百日維新”的活劇。變法必然觸及守舊者的利益，以慈禧為代表的頑固派為了保住自己的權(quán)位，發(fā)動戊戌政變，維新六君子被殺，康、梁在外國使館人員的幫助下逃往海外，支持維新的官員受到嚴厲處置，光緒皇帝被囚禁瀛臺，“維新”失敗，中國社會和歷史嚴重倒退。維新派受到重大打擊，但流亡海外的維新派，卻發(fā)起了頗有聲勢的保皇運動，得到越來越多海外華僑的公開支持。

雖然光緒帝身陷囹圄、已經(jīng)被剝奪了親政權(quán)力，但畢竟仍是皇帝、仍然擁有公認的合法名義，各項詔諭仍不得不以光緒帝名義發(fā)出，光緒皇帝成為維新派政治合法性的象征，也是維新派日后政治“翻盤”的希望。光緒皇帝正值而立之年，慈禧太后已年近古稀，一般說來慈禧會先于光緒去世，光緒皇帝將重新親政。這樣，戊戌政變以來的政治路線就會全部翻盤，發(fā)生根本的方向性變化，積極支持、投靠慈禧太后參與迫害光緒皇帝的頑固派王公大臣們，很可能被清算報復。這一切，是慈禧與頑固派王公大臣不愿也害怕看到的。為了徹底消除維新派的政治合法性、從根本上杜絕“政治翻盤”的隱患，慈禧等守舊派決定廢黜光緒帝，另立新君。光緒二十五年為己亥年，公歷是1900年1月24日，清廷下詔立端王載漪之子溥儁為大阿哥，擬于適當時機取代光緒，史稱“己亥建儲”。

此詔公布，在中外朝野之間引發(fā)巨大風潮，反對聲浪越來越高。

皇位繼承，是事關(guān)王朝興亡的頭等大事。歷朝歷代，想出種種平安交接之法，以維持王朝的長治久安。在漫長的歷史中，漢族王朝的嫡長子繼承制最被認可。殺嫡奪位，總是“不正”。滿清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間，幾百年間，其皇位繼承之法幾度發(fā)生重大改變。女真的所有部落在16世紀下半葉被清太祖努爾哈赤統(tǒng)一，在這個過程中，八旗也逐漸建立，每個旗的旗主都是努爾哈赤的眾子侄，只對努爾哈赤服從。這時，帶有原始色彩的“軍事民主制”的汗位推選制對其影響依然是巨大的。

順治皇帝是清朝入關(guān)后的第一位皇帝，在這個時期，逐漸削弱了八旗王公的權(quán)勢，汗位推選制也就此而終。1661年，8歲的皇三子玄燁被順治皇帝選為皇位繼承人，據(jù)說此次選定玄燁因為諸皇子中只有他出過天花。無論實情如何，此次皇位繼承的意義，在于以皇帝個人意志選擇繼承人。此后，清王朝再未出現(xiàn)過“汗位推選制”?？滴趸实凼軡h王朝的影響，試圖采取漢族皇室的辦法立太子，但問題重重。皇帝與已經(jīng)長大成人的太子間矛盾日益尖銳，所以又兩廢太子，長子繼承制未能實現(xiàn)。

雍正繼位后，開始實行秘密建儲制度，皇位由皇上決定，但秘不公開，避免了皇子間的爭斗和各政治集團為了各自利益而攀附爭斗。乾隆是清朝第一個由秘密建儲方式而登上皇位的帝王，在其即位建儲的時候，也選擇了秘密建儲方式，并在1778年將秘密建儲確立為清朝之后建儲的定制。1783年，乾隆命人編訂了《古今儲貳金鑒》作為后世建儲的殷鑒，秘密建儲，成為清朝皇室建儲的神圣不可取代的“家法”。

1861年，咸豐皇帝病逝，由于他只有一個存活的兒子載淳，不存在皇位競爭，載淳就自然繼承帝位。這位同治皇帝載淳繼位時年僅6歲，生母葉赫那拉氏成為皇太后。1873年同治皇帝親政，實權(quán)仍在慈禧太后手中。但他親政不到兩年，就于1875年初病逝，由于同治帝沒有子嗣，皇位繼承便成了問題。

按照清代的“祖宗家法”，皇帝死后無子，應從皇族近支中選出一男性晚輩繼承帝位。同治皇帝載淳是“載”字輩，其下是“溥”字輩，按祖制，應從“溥”字輩中選一人繼承帝位。但立“溥”字輩的人繼承帝位，慈禧就會因其孫輩為帝，而被晉尊為太皇太后，位雖尊卻不能再垂簾聽政。如果為同治立嗣，同治后將成為皇太后，所以慈禧決心不為同治立嗣，而要挑選與同治同輩的人繼嗣咸豐。

慈禧不惜違反眾意、破壞祖制，置包括她自己在內(nèi)的清王朝最高統(tǒng)治者一再強調(diào)不能更改的“家法”于不顧，堅持一定仍要從“載”字輩中選擇嗣帝。也就是說，要從同治皇帝的平輩，即諸堂兄弟中再選新皇帝。即便從“載”字輩中挑選，皇室近支中最有資格入選的應是奕訢長子載澂，但慈禧一因奕訢與己不和，如立載澂恭親王的權(quán)力過大，對自己不利；二因載澂年已17，如立他為帝他就要親政，慈禧同樣不便攬權(quán)。思來想去，挑來挑去，慈禧最后選中了醇親王奕譞的兒子載湉（即后來的光緒皇帝）。因為當時載湉只有四歲，即位后慈禧仍可重新垂簾聽政，而且其母又是慈禧胞妹。在宣布立載湉為帝的會議上，無人敢反對，倒是作為新皇帝之父的醇親王奕譞當即昏倒在地，甚至難以扶起，究竟是對在如此重大問題上明目張膽違反祖制的做法心驚膽戰(zhàn)而真正昏迷，還是故作姿態(tài)向眾人表示并非己意？已無法考證。但無論哪種可能，都說明違反祖制的嚴重性。由于慈禧強立載湉為帝，這就使同治帝皇后阿魯特氏在宮中處于既非皇后也非皇太后的尷尬境地，終因不堪忍受慈禧的折磨和凌辱，在同治帝死后不到百日便自殺身亡。由于慈禧早已大權(quán)在握，所以眾人對她強立載湉為帝雖十分不滿，但無人敢公開反對。只有內(nèi)閣侍讀學士廣安和御使潘敦儼上奏，非常曲折委婉地表示不滿，但前者被慈禧傳旨申飭，后者受到“奪職”處分。慈禧這種“枉國法、干輿論”的做法只遇到一兩個并無實權(quán)的官員溫和反對，很快被其壓下，并未引起嚴重的政治危機。

然而四年之后，即光緒五年三月（1879年4月），吏部主事吳可讀借慈禧給同治帝及其皇后舉行“大葬”之機，卻在薊州的一所廢廟中服藥自盡，以尸諫抗議慈禧的行為。他在遺疏中公開指責慈禧“一誤再誤”，力辯大清二百余年來“以子傳子”的祖宗家法不能因慈禧的錯誤做法而改變。此次吳可讀以死犯諫和遺疏的言辭激烈，使朝野震驚。自知理虧的慈禧明白，吳可讀以死相諫，如果像上兩次那樣，發(fā)一通上諭申斥不僅無用，而且有可能激起眾怒。于是采取以退為進，令王大臣、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等全數(shù)“將吳可讀原折妥議具奏”，看看是否有道理。這些大臣當然明白，慈禧的目的是要發(fā)動大家為她解圍，同時也考驗每人的態(tài)度。此時張之洞還屬“清流黨”之輩，他與寶廷、黃體芳、李端棻鋇紉桓紗蟪幾魃弦皇瑁為慈禧辯解。張之洞重申慈禧說法，強調(diào)此舉“合乎天下臣民之心同，而為皇上所深愿”，“本乎圣意，合乎家法”。他強調(diào)，儒家經(jīng)典的一些“精言”已“實不切于今日之情事”，如果有迂儒引用這些“精言”干撓當今國家大事，自然于國家、朝廷不利。最后禮親王世鐸也具折上疏，反駁已經(jīng)死去的吳可讀，為慈禧辯解。這場風波終告平息，慈禧渡過嚴重政治危機，張之洞之疏影響很大，深合慈禧之意，他開始受到慈禧的“恩寵眷顧”。

二

早在戊戌政變之時，慈禧就有心廢光緒另立新君，1898年9月26日，政變發(fā)生第四天，清廷就下詔以光緒帝病重布告天下，“屢有不適，調(diào)治日久，尚無大效”，命朝廷內(nèi)外諸臣工保薦精通醫(yī)術(shù)之人，為皇上醫(yī)病。但大臣中不贊成者“廢立”者大有人在，尤其是在政變中立功最大、權(quán)勢熏天的榮祿，認為操之太急，朝廷將失去眾臣之心，盡力勸阻。兩江總督劉坤一明確表示反對，清廷求醫(yī)詔書剛一發(fā)布，他就致電朝廷，表示皇上圣躬欠安，自己非常掛念。他還致電總理衙門說：現(xiàn)在廢立謠言紛騰，人情危懼，強鄰環(huán)伺，難免借機起兵端。

政變發(fā)生后，西方國家對光緒皇帝的下落和處境極為關(guān)切，認為光緒被剝奪權(quán)力，生命也危在旦夕，慈禧可以隨時結(jié)束他的生命。駐華外交官紛紛表示關(guān)切，國外輿論也猜測光緒命運，嚴厲抨擊慈禧。9月22日，英國艦隊從威海衛(wèi)駛往天津大沽；10月9日，英、俄先派兵入京開進各自使館；日本駐華公使遵照首相大隈重信的指示，“勸告”清政府不要對光緒采取過激處置；英國駐華公使通知清政府，假如光緒皇帝遭遇不測，將在西洋各國之間產(chǎn)生不利于中國的后果。10月中旬，慶親王奕劻和總理衙門大臣等人約見英國公使，通報光緒仍健在，并與且常和太后一同聽政，英國公使表示不能相信，提出要派一位外國醫(yī)生為光緒看病，并簽署一份光緒的健康證明書。清廷無奈，只得在10月18日同意一名法國醫(yī)生進宮給光緒看病，診斷結(jié)果是只有“微恙”，沒有危險。光緒皇帝身體無大礙的消息公布，對太后的廢立計劃是釜底抽薪般重大打擊，廢帝無從借口；對反廢立派則是一個鼓舞，劉坤一上奏要求停止此項醫(yī)案，明降諭旨，聲明皇上病已痊愈，以“息眾喙而釋群疑”，慈禧只得暫時停止廢立。

既然要廢光緒，必然要立新君。1899年初，慈禧太后連日召見溥字輩幼童十余人，為選立大阿哥作準備。端王載漪為道光帝第五子奕誴次子，少不讀書，愚而不學，喜歡習武，強烈仇外，排斥漢人，1894年晉端郡王。在戊戌年間帝、后兩黨的激烈斗爭中，他堅定地站在慈禧太后一邊。從出身、性格到政治態(tài)度，綜合考慮，慈禧矚目的人選是他的兒子溥儁。載漪曾管理清廷禁軍神機營，1899年3月20日慈禧太后賜武勝新隊名曰“虎神營”，6月8日以虎神營訓練五年著有成效，令載漪管理。廢立與反廢立兩派雖然暫時停止了明爭，但激烈的暗斗卻一直未停。載漪成為廢立派的首領(lǐng)，反廢立沒有明確的首領(lǐng)，但實際起作用的是榮祿和以劉坤一為代表的封疆大吏。不過真正使慈禧此時停止廢立的，還是對列強的害怕，或者說廢立被阻止的根本原因在列強的反對。

慈禧的廢立計劃雖然受挫，但并不甘心。她知道只要光緒存在、而且是得到西方列強的支持，對她就是巨大威脅。1899年初，清廷又宣稱光緒病重，將太醫(yī)院診治脈案每五日一次抄錄咨發(fā)各省督撫。清廷還宣布，光緒皇帝因病停止年內(nèi)及明年正月應行升殿及一切筵宴活動，不久宣稱光緒皇帝因病未愈，派奕劻代享太廟。2月22日光緒皇帝因病未愈，停止各國公使請覲賀年。這些舉措，使廢立之說又起，議論紛紛。9月4日，朝廷干脆以光緒皇帝名義發(fā)詔說“朕服藥日久，未見大效”，命山西、廣東的兩位官員“因通曉醫(yī)學，推薦來京，隨同太醫(yī)院診脈”。慈禧原想通過此詔平息眾人疑問，但眾人反應強烈，反而更加證實了外間猜測。

1899年11月21日，朝廷突然頒布了一道意味深長的上諭：“現(xiàn)在時勢日艱，各國虎視眈眈，爭先入我堂奧。以中國目下財力兵力而論，斷無釁自我開之理。惟是事變之來，實逼處此，萬一強敵憑陵，脅我以萬不能允之事，亦唯有理直氣壯，敵愾同仇，勝敗情形非所逆計也……”（《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37—38頁）在當時的語境中，督撫臣工全都明白，所謂“萬不得已之事”就是與廢立密切相關(guān)之事。此諭表明，清廷雖然感受到強大的外來壓力，但慈禧似乎決心已定，廢帝行動仍不放緩，而鎮(zhèn)壓維新的慣性，使朝廷保守的政治力量更加強大，甚至不惜與列強一戰(zhàn)。

就在此諭發(fā)布不久，頑固派大臣徐桐、崇綺、啟秀三人草擬了一道請廢光緒的奏疏，想聯(lián)絡(luò)榮祿簽名。榮祿閱后大驚失色，第二天就請見太后，以外國會起而干預為由，勸慈禧打消此念。榮祿畢竟老謀深算，知道慈禧不會輕易打消此念，便提出立“大阿哥”作為緩沖，今后時機合適再徐圖大統(tǒng)，仔細權(quán)衡后，慈禧接受了他的建議，不直接廢立，而改為立大阿哥。

雖未直接廢立，但慈禧并不滿足于“徐圖”太久，廢立仍在緊鑼密鼓地進行。1900年1月31日，由大阿哥替代光緒至大高殿、奉選殿、壽皇殿恭代行禮，并規(guī)定以后大阿哥居宮中著在弘德殿讀書，居頤和園著在萬壽殿讀書，由崇綺授讀，徐桐照料，廢光緒的意圖毫不掩飾，因此有傳說慈禧擬于庚子年實行廢立，改元“保慶”。

三

明成祖朱棣奪位時，方孝孺因其得位不正，拒不為他起草詔書，他怒勸方說：“此朕家事”，希望方能想明白，此“家事”與包括方在內(nèi)的他人并無關(guān)系。帝王從來認為“天下”是“家天下”，所以皇位承繼確實是他們的家事。“此朕家事”確實一語破的，道出了中國傳統(tǒng)皇權(quán)的實質(zhì)。然而，皇位承繼是“家業(yè)”能否興旺的重要保證，所以皇位承繼程序、制度是任何王朝最重要、最核心的程序和制度。但慈禧在1875年和1900年接連兩次任意破壞事關(guān)王朝安危的“祖宗之法”、“成法”、“祖訓”以及“慣例”，將其玩弄于股掌之間，足見其心中也根本沒有任何所謂的祖宗之法。

嫡長子皇位繼承制的目標設(shè)定是求穩(wěn)，避免皇子競爭。秘密建儲制的目標設(shè)定在于求賢，在此基礎(chǔ)上求穩(wěn)。無論求穩(wěn)還是求賢，無論實行得怎么樣，能否達到設(shè)定的目的，其基本出發(fā)點是如何以最佳方法完成最高權(quán)力的交接，保證王朝的長治久安、“國祚永遠”。而慈禧兩次懿旨確立嗣君，根本不考慮“家業(yè)”的興旺與否和這個王朝的前途與命運，其基本、唯一的目標設(shè)定，是如何使她本人能夠繼續(xù)掌握實權(quán)。由于沒有對最高統(tǒng)治者的權(quán)力限制，所有“祖宗之法”、“成法”、“家法”、“祖訓”、“慣例”等等，無論多么重要、崇高和神圣，都可以被任意破壞，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朕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