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拉金塑像 網(wǎng)絡圖片）

云也退/文

寫文章的人和讀文章的人，兩者之間有著永恒的不平等，那就是，讀的人用于讀的時間遠少于寫的人用來寫成作品的時間，極端的情況下，寫者耗盡了心血，讀者匆匆瀏覽。書寫者為此必須善于給自己減壓，把心態(tài)放輕松些，如果總是為自己的心血被低估而耿耿于懷，他們就無法持久地寫下去。菲利普·拉金的這部隨筆合集，定名為《應邀之作》（李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貌似是表現(xiàn)謙虛，實際上就有表示放松的意思。

拉金是位廣受喜愛的詩人，雖然沒有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但稱呼他為“詩人們的詩人”也不為過，因為獲獎詩人如謝默斯·希尼、德雷克·沃爾科特都真心推崇他。拉金的詩風，以四個字來概括，可謂“明白如話”，最經(jīng)常被拿來跟他做對比的，就是T·S·艾略特，與1950年代登上詩壇的拉金相比，艾略特顯然屬于“上一個時代”，他講求智性，傾向玄學，字句需要大量的闡釋，而拉金卻是偏于沉靜、明白，文字清晰易懂，而反諷的機鋒就在這清晰之中涌現(xiàn)出來。像是著名的《上教堂》一詩，拉金一上來的兩句：“我先注意里面有沒有動靜，/沒有，我就進去，讓門自己碰上”，并無刻意諷刺的意思，但就顯得那么諷刺，讓人失笑，好像教堂所固有的那種肅穆虔誠的屬性，就在一個旁觀者懶散的動作里被徹底瓦解。再像《降靈節(jié)婚禮》，拉金寫了某一年的降靈節(jié)，他路遇一趟婚禮的事，偶遇時的好奇、天真充塞了他的筆觸：“我們面前掠過一些笑著的、涂了發(fā)油的姑娘/學時髦又學得不像，高跟鞋加面紗/怯生生地佇立著……胖母親們嚷嚷不/一個大聲罵著臟話的舅舅：然后是新燙的發(fā)/尼龍手套、種種假冒的珠寶……”

拉金剛好出生在艾略特憑《荒原》成就名聲的1922年。他也有意識地以艾略特為一面鏡子，從中照出自己截然相反的風格。在《貝杰曼的融合》一文中，他不無譏刺地說，艾略特的一句致命的話語——“依照我們當今文明的存在狀態(tài)，詩人們身處其間，必然會變得令人費解”——形成了一個“輕型訓詁產(chǎn)業(yè)”，也就是說它在被人百般闡釋之中奉為經(jīng)典，奉為某種現(xiàn)代主義的圭臬。拉金自然認為這是一條無聊的途徑，他自己的詩句敘述松弛，有時接近隨意，驅使讓讀者卸下所有的緊張戒備，從而領會到，沒有什么極為嚴肅的事情，是不能以這樣的筆觸來書寫的，而詩本身也不該是什么智者給大眾設置的謎題。

然而，松弛不代表對意義的無所謂。在《上教堂》中，拉金對于一個置身局外的人那種“被冷在一邊”的感受抓得極準，常常讓讀者感動地注意到其中的悵然。到了此詩的后半段，他想到，今天和以后的人們，會像詩中的“我”一樣，越來越遠離和冷落教堂，對它感到陌生，人們將不在糾結于該不該信仰，而是干脆就覺得信仰與否與他們無關了：“等到連不信神也沒有了，還剩下什么？/荒草，破路，荊棘，扶壁，天空。”這個表述的關懷太深，又太樸實，直接把這首詩推進了經(jīng)典名作的行列里。

從各個角度上看，拉金都符合19世紀的蘭波對詩人—藝術家留下的告誡：“必須絕對現(xiàn)代。”但是，“現(xiàn)代”在拉金這里，首先意味著誠實，不裝腔作勢。他無比推崇約翰·貝杰曼，他的文章，在一種相當矜持的水平上吸引著對貝杰曼一無所知的讀者。貝杰曼“感興趣的不是自己，而是各種體驗。在成為自己的過程中，它能夠仔細品味這些體驗，包括成為自己的體驗。”他引用了這么一句貝氏的詩：我被未受玷污的橡木割傷手腕/推開我父親的沉重身體砰的關上門——/好像瘋子一樣奔跑像瘋子一樣奔跑啊奔跑……

拉金說，貝杰曼的無韻詩平鋪直敘，像流水賬，那是因為他“甘愿俯就囊括一切事物”，而這一點，他斷言，是對艾略特那句結論的前提的必然引申。艾略特為什么說現(xiàn)代詩人必然費解呢？因為現(xiàn)代文明的經(jīng)驗是絕對的復雜，充滿了差異性，乃至雜亂無章，艾略特認為的一個民族的“整體生活方式”曾經(jīng)被宗教所統(tǒng)攝，到了20世紀尤其是二戰(zhàn)之后則徹底瓦解，任何人置身任何地方，舉目所見都是分散的信息，字句，事物的名字，彼此完全不相干的東西（這種體驗于今當然更甚），所以詩人想要表現(xiàn)它們，就免不了費解；但是，從艾略特的前提，拉金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詩人完全可以以明白易讀的詩文來表述這樣的經(jīng)驗呀！你看，貝杰曼的詩不就是這樣的嗎？

拉金并非一味針對艾略特。他很清楚，對一個原創(chuàng)性的寫作者而言，成名必然伴隨著一個情況，即他的觀點會引起一犬吠形、十犬吠聲式的回應。一些最優(yōu)秀的頭腦之間，應該更多地保持聯(lián)絡和對話，而非彼此排擠和討伐。然而，拉金對誠實這一點的捍衛(wèi)，使得當前輩被過多地關注、引用和解釋的時候，他成為一股引人注目的清流。他誠實地說出他的所見時，我們卻往往被震動，才意識到，由于對此從來未加思考，我們的頭腦中充斥著聽來的高調的空洞之詞，或是自以為是的、只能用來感動自己的見識。

舉一個例子。1972年，倫敦的舊藏古籍書商協(xié)會策劃一場以愛書人為名義的活動，請拉金貢獻點文字。在《應邀之作》中收錄的這篇題為“書籍”的短文里，拉金寫道：“我從來不會自稱愛書之人，就像我不會自稱熱愛人類一樣：我愛不愛，完全取決于書或人的內在品質。”

簡單的一句話打破了那種人們習焉不察的浮夸，讓我們意識到那個被用濫的流行句式——當我們說起/談論XX的時候我們是在說起/談論什么——是種多么有力的拷問。隨后，他話鋒一轉，開始談論他身邊那些不知不覺地越堆越多的書，從而印證了他評論貝杰曼的那句話：他“感興趣的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體驗”。他述說了擺在自己工作臺邊的十二位詩人的作品，這十二人里（當然包括貝杰曼，還有霍普金斯、哈代、惠特曼等英語世界公認的大師級詩人），基本上每一位都為他所嫻熟地引用。他坦率而不乏風趣地講到了此中的矛盾：寫作的初衷，是覺得現(xiàn)存的書籍多少都有些不如人意，然而寫作者又構想不出另一種更好的文明象征物，于是只能繼續(xù)寫書。

另一個例子：1979年，《觀察家報》在訪問拉金時，好幾個問題都圍繞著他的“局外感”來做文章。訪問者問，讀者對他的詩中的那種“憂愁、失落、交臂相失的感覺”，是否確實反映了他看待生活的方式，拉金的回答是聰明的：“描寫憂愁很可能是我受歡迎的根源所在，如果還有人歡迎的話——畢竟大多數(shù)人確實感到憂愁。”

這種反諷同樣顯示了他的誠實，以及適當?shù)木X：倒不是對別人在他的生平和作品之間建立聯(lián)系保持警覺，讓他警覺的是，別人會以一兩個詞匯來概括他的全部體驗。這一點很可以理解：既已把詩作為他最適意的自我表達的方式，更何況他的詩還最擅長溫和地囊括各種各樣的細節(jié)，他便難免要對其他的形式，例如談話的形式，都保持一定程度的挑剔。他坦言自己口吃，因此害羞，更被同齡孩子瞧不起，他也小心地不把“童年不快樂”的總體感受同這些因素建立單一的因果聯(lián)系。像他回答《巴黎評論》的提問時所說的，他一方面承認自己不是個快樂的孩子，另一方面他要補充說，“我的童年很正常，舒適、穩(wěn)定、充滿關愛。”

他終身未婚，他說，在這個意義上，他是一個“局外人”。不能不說，他對人們常規(guī)獻給孩子的贊詞是嘖有煩言的，他用不帶幻想的眼光去看待英國所有未滿14歲的孩子，這些人，被他稱為“野蠻的七分之一”（1959年英國總人口數(shù)為5190萬，兒童人口為七百多萬），說他們“不受制于理性，也不受制于責任”，因而渾無心肝、野蠻十足。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他不婚的某種理由，我們也會推想他缺失與孩子共處的經(jīng)驗。當他在寫詩時需要調用這種經(jīng)驗時，他必須把自己變回孩子，換上一副必要的眼光——這對詩人來說是“基本功”；而拉金也向來是一個人身兼多職，干完所有的事情的。

書中相當漂亮的一篇書評《野蠻的七分之一》，是對一本田野考察作品——一本研究兒童口頭語和修辭的專著的讀感。不過，他并非僅僅用這本書來支持自己對兒童的消極看法，而是對作者的各種結論做出了推敲。他努力減少評判，增加好奇：研究這堆亂哄哄的謠曲、笑話、謎語、奚落調侃和綽號到底有什么意義？他又說，書本身給他留下了“小孩子們總體上極其乏味”的印象，可這實在值得懷疑。這里，拉金相當于在使用“測不準原理”思考問題：考察者（作為成年人）一旦有了收集孩子的日常語料的意圖，這意圖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考察的結果；他同情那些被考察的孩子們，尤其是，當說到圣誕節(jié)已經(jīng)縮減為“孩子們的節(jié)日”時，拉金的憂愁，不經(jīng)意間就滿溢到了紙上。那就是他在《上教堂》一詩中所流露的憂愁：成人事實上都拋棄了信仰，認為那是迷信，是沒有科學依據(jù)的習俗，而孩童的圈子里還奉行著它們，就像孩童還會相信，在考試時翹起二郎腿會帶來好運一樣。那么，當孩童不可避免地成人，他們對帶有神秘感的精神生活的需要程度，會不會比他們的父輩更低呢？

拉金娓娓的詩風，顯得他天生就是一塊寫散文隨筆的料，《應邀之作》的文章，哪怕是那些評論其他詩人如威廉·巴恩斯、艾米莉·狄金森以及約翰·貝杰曼的詩的文章，其自身都可以轉寫為一首拉金自己的詩。約瑟夫·布羅茨基在《詩人和散文》一文中，敘述了在他的眼里，寫詩和寫散文可以互相學習的地方：“散文作家可以向詩歌學到什么呢？借助詞語在一定的上下文中產(chǎn)生的特定涵義和力量；集中的思路；省略去不言自明的贅語；警覺高漲的情緒中潛伏的危險。詩人又可以向散文學到什么呢？不多，對細節(jié)的重視；對土語和官腔的采用；結構技巧（這方面最優(yōu)秀的典范是音樂）。”

而寫詩的拉金和寫散文的拉金是一體的，從散文中呈現(xiàn)出來的，是已經(jīng)從寫詩的拉金那里學成出師的拉金。他顯然對詞語的力量極為敏感，深諳讓其在上下文中“發(fā)酵”，而從不主動釋放“高漲的情緒”這一高明的行文之道。拉金一生在多個大學圖書館里工作，他的《單槍匹馬，未經(jīng)訓練》一文即對自己走進這一行業(yè)的回憶，他說，當他在22歲那年秋天，考慮到附近一個小城市的圖書館去面試時，他先做了一番功課。這時，他的父親忽然出場了：“不動聲色、笑盈盈地遞給我一本綠色封面的調查報告。”

那是一本《大不列顛公共圖書館體系》，他就把書帶上了火車，在車上邊讀邊準備面試。接下來的一段敘述極為好看：他發(fā)現(xiàn)，這本書寫得很好，作者用寥寥數(shù)筆就鮮活形象地概括了地區(qū)圖書館的狀況，設施破舊，管理水平落伍，

“還在使用骯臟的檢索指示卡……兒童書籍甚至比提供給成年人的書籍還要污穢得多。單槍匹馬的圖書管理員完全未經(jīng)訓練。”

這真是引人入勝，不僅是書中的這幾句話引人入勝，而且讀到這些文字時的拉金的心態(tài)也引人入勝（因為他自己正預備去做那個“單槍匹馬”的新手）；最后，只要稍加留心，我們就注意到，之前他父親把這本《體系》交給兒子時那“不動聲色、笑盈盈”的表情，是引人入勝的頂點。父親的笑容何其詭秘，啟發(fā)了讀者的聯(lián)想：他希望兒子從這本書中得到什么？是擯棄對圖書管理員這一行當?shù)幕孟雴?？恐怕不是。父親是把決定權交到兒子自己的手中，而并不想打消兒子好奇的熱情，使他還沒抵達火車站，就悶悶不樂地折返回家。

他是多么信任兒子，這信任又以多么大的智慧為支持。我猜想，父親很少為拉金的口吃和羞澀焦慮過，他正是拉金關于自己的童年“舒適、穩(wěn)定、充滿關愛”的證明。如此看來，拉金無兒女還真是有點可惜，因為他沒有機會展現(xiàn)從自己父親那里繼受下來的這方面的基因了。